同根相煎急

摘 要 ：复译将竞争机制引入同一部书的翻译,同一名著的不同译者之间存在着争夺读者、争夺市场及争夺翻译史地位的竞争.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结构邀约着众多译者解读,其中英文译者即多达数十位,译者间的竞争极为激烈.卡尔斯罗普是最早将《孙子兵法》译入英语世界的译者,紧随其后的的贾尔斯对其译本百般挑剔,提出了“近乎无礼的”批评.这种批评本质上是后世译者对前驱译本的误读,其目的在于扭转竞争中的迟到劣势,廓清自己的阐释空间.

关 键 词 ：贾尔斯：卡尔斯罗普：《孙子兵法》：复译；竞争；误读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6604

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结构邀约着历代译者.自公元七世纪中期始,《孙子兵法》开始流传域外,并于二十世纪初流入英语世界.1905年,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出版了第一个《孙子兵法》英译本,随后又于1908年出版了重译本.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也推出了自己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在书中,贾尔斯直率地指出卡氏译本与重译本里存在的大量误漏,并从文献学角度对这些误漏之处进行分析、批评与修正.通过否定和修正卡氏译本与重译本,贾尔斯成功地突破了卡氏的影响,成就了自己的强力译者①地位,其译本亦被后人奉为“最具学术性的《孙子》译本”[1].事实上,在名著复译中,为扭转迟到劣势并实现自己译本的“逆崇高”②,后世译者往往会误读前驱译本,贾尔斯对卡氏《孙子》译本的批评与修正即是一典型案例.

名著复译,既要面临原作的挑战,更要面临前驱译作的压力.如果有强力译作在前,后世译者往往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况且即使前译中没有强力译作,后译同样也不轻松,毕竟“初译,不管翻得如何,总是‘词必己出’,可以以此骄人.前译,哪怕通篇平平,披沙拣金之下,往往见宝.而复译就没这么便宜,自辟蹊径虽有成功可能,但难度较大,参照旧译则有蹈袭之嫌”[2]（30）.虽然卡尔斯罗普的《孙子兵法》译本中误漏较多,但它是《孙子兵法》英译本中的“初译”本,对《孙子兵法》进入英语世界起着开疆拓域的作用,可以“以此骄人”.卡氏重译本“整体上而言是对第一个译本的改进,一些严重的错误已得到纠正,脱漏之处也得到补充”[3]（IX）,这样的“前译”自然也增加了后世复译的难度.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学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在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史上,前驱诗人因为时间上的先在性而早一步占据了诗歌的想象力空间,后世诗人的想象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影响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强大力量,它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造力,使他们对自己的诗歌能否具有创造性,能否获得诗歌史地位产生了焦虑.为了取得自己诗作的生存权,后世诗人往往通过误读来反抗前驱诗人的影响,对前驱诗作进行消解式修正.从本质上讲,误读就是后世诗人有意回避—从而削弱或消解—前驱诗人对其诗作的影响[4]（2）.与此相似,为了扭转竞争中的迟到劣势,破除卡尔斯罗普的“父权”影响,贾尔斯必须误读卡氏初译本与重译本,对其进行贬抑、否定和修正,挤压甚至抢占其影响空间,从而使自己的译本后来居上.

贾尔斯对卡氏初译本与重译本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上,他在译本的“前言”里对卡氏译本与重译本进行贬抑性评价；微观上,他在译文的注释中详细列出卡氏译文的各种误漏,引用大量的中

收稿日期：20121010；修回日期：20130107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研究；章国军（1972－）,男,河南信阳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研究.

国古代文献对误漏进行分析、批评和嘲讽,并以自己的译文进行修正.总之,整个译本“通篇充斥着对卡尔斯罗普译本近乎无礼的批评”[5]（182）.需要说明的是,在贾尔斯完成《孙子兵法》前三篇的翻译并交付印刷之时,卡尔斯罗普出版了重译本,但贾尔斯并未据此修改已交印的前三篇译文,因此贾氏译本前三篇中的批评式修正针对的是卡氏译本的前三篇,后十篇中的批评式修正针对的是卡氏重译本的后十篇.

(一)宏观上的贬抑性评价

卡尔斯罗普的《孙子兵法》译本系从日文版“十三篇”转译而来.转译是复译的一种形式,是指以一种外语（媒介语）的译本为原本,将其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由于是通过媒介语转译而来,这样得出的译作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二度变形”,因为“任何转译等,都有一种先天性的致命弱点：译者往往不将原作和盘托出,或掐头去尾,或藏匿不露,或囫囵吞枣,甚至乔装打扮,重新包装等均非全文原 貌”[6]（53）.由于日文版“十三篇”本身“似乎也存在着讹误”[5]（182）,所以卡氏的《孙子》译本自然也摆脱不了以讹传讹、“非全文原貌”的弊病.贾尔斯指责该译本中“漏译随处可见,难懂的段落被随心所欲地曲解或略过”,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在任何一本希腊或罗马经典的翻译中都是不能容忍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应坚持同样的忠实标准”[3]（VII）.贾尔斯声称,他的译本中“至少没有这种性质的错误（指误译漏译）,这并非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始终认为《孙子》应该享有更好的命运,无论如何我都会比前辈翻译得更好”[3]（VIII）.这不但体现了贾尔斯的学术自信,也反映出贾氏认为自己的译本优于并将超越卡氏译本的强烈信心.

至于卡尔斯罗普的重译本,贾尔斯虽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评价,认为该译本“整体上讲是对第一个译本的改进,一些严重的错误得到了纠正,脱漏也得到了补充”,但也强调该书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等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导论的第一句就错误得离谱③；导论的后面提到一大堆不知名的日本《孙子》注家,对于中国注家,却只字未提.但我敢说,中国的《孙子》注家远比日本的注家人数更多,而且也更为重要”[3]（IX）.客观上讲,卡尔斯罗普没有提及中国注家也是事有出因,因为他很有可能不懂汉语.此外,由于卡氏的第一个译本系从日语转译而来,很可能一些日本注家已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二）微观上的批评与嘲讽

对于卡尔斯罗普译文中的不当之处,贾尔斯往往在自己译文的注释中借助中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并提出批评意见.在贾氏译本中,针对卡氏译文的批评意见多达126条,批评的重点自然是卡氏译文中的误译和漏译.如《行军篇》中的“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与贾尔斯译本中的汉语原文“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有所不同.贾尔斯在对比分析《道藏》本与《通典》本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解释,指出“令素行者”出自《道藏》本,如果没有‘行’,‘令素’肯定难以理解”,而“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则出自《通典》本,并且得到了杜牧的认可[7]（98）.因为杜牧说过：“素,先也.言为将居常无事之时,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伏.”[8]（207）在贾尔斯看来,孙武的这句话会使读者理解为“如果将领总是自信他的命令将会被执行”,因此他认为孙武当初撰写的原文有可能是“令素信行者”.不过,他也承认这还只是一种推测而已[7]（99）.实际上,历代注家对于该句的注解也不尽相同,贾尔斯的翻译主要是基于张预的注解：“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缭子》曰：“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言号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过大疑,所以使民信也.”[8]（207208）贾尔斯据此将该句翻译为if a general shows confidence in his men but always insists on his orders being obeyed, the gain will be mutual,并在注释中补充道“犹豫不决与小题大作最能消蚀掉军队内部的信任”[7]（9899）.相比之下,卡尔斯罗普的翻译底本很可能是《武经》本[9]（18）,该本中的原文也是“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卡氏据此将该句译为orders are always obeyed, if general and soldiers are in sympathy[11]（53）.原文不同,句意就不同,译文自然也不会相同,但贾尔斯置这个事实而不顾,对卡氏的译文大批特批,认为卡译“是一个极其令人深恶痛绝的误译”,并且挖苦卡氏“发明了译文的后半句,还颠倒了条件从句与结论句的位置”[7]（99）.

再如《作战篇》中的“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一句,罗列了战事久拖不决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种种不利.在贾尔斯看来,该句虽简洁却难懂,而各位注家的注解均不能令人满意.曹操、李筌、孟氏、杜佑、杜牧、梅尧臣的注解相似,大意是拙于机智的将军可以通过速战取胜[7]（11）.

贾尔斯指出,孙武并没有明确表示考虑不周的速战要优于巧妙但持久的作战 ——即使这有可能是他的言外之意,他明确提到的是非常谨慎的作战原则,即虽然有时仓促行事可能很不明智,但行动迟缓也决非明智之举,因为这样意味着使国力屈竭.贾尔斯将该句翻译为thus, though we he heard of stupid haste in war, cleverness has never been seen associated with long delays[7]（11）,比较贴近原意,而卡尔斯罗普的的译文therefore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war cannot be too short in duration. But though conducted with the utmost art, if long continuing, miortunes do always appear[11]（17）,则与原意有一定的出入.贾尔斯讽刺卡氏在该句的翻译上“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而且“在这句十足的编造的译文中,‘拙速’的意思完全不见 了”[7]（11）.

以上为贾尔斯批评卡尔斯罗普误译与漏译的两个典型例子.对比二人的译文,我们发现,相比较而言,贾氏的译文用词更为确切,语言更为流畅,也更能再现原文的意义.多数情况下,贾氏对卡氏译文的批评多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引用与参阅,有理有据,评析也比较精辟.然而,贾尔斯在批评卡氏译文时所采用的语气与措辞在大多情况下都非常尖酸刻薄,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商榷的范围,如贾尔斯在批评卡氏将“不能使敌之可胜”译为and further render the enemy incapable of victory[10]（28）时嘲笑卡氏“拼凑出了不可能的意义”[7]（27）,在评价卡氏将“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译为if these precepts be observed, victory is certain[10]（29）时讥刺卡氏“想象力丰富”[7]（28）,在批评卡氏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译为for the rule is the survey of land； the measure tells the amount of that land’s produce； the tables its population； from the scales their weight or quality is made known； and then can we calculate victory or defeat[10]（30）时以极为不屑的口吻道“关于卡尔斯罗普上尉的译文,还是少谈为 妙”[7]（31）,在批评卡氏在“故能择人而任势”的译文中增衍了yet, when an opening or advantage shows, he pushes it to its limits[10]（34）时调侃道“如果卡尔斯罗普上尉能说出汉语原文中哪个地方有这个意思,那将非常有趣”[7]（41）,在批评卡氏将“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译为in superiority of numbers there is economy of strength[10]（37）时挖苦道：“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这个意思”[7]（47）,在批评卡氏将“是故屈诸侯以害”译为in reducing an enemy to submission, inflict all possible damage upon him[10]（45）时夸张地宣称“卡尔斯罗普上尉将孙武格言曲解为荒谬野蛮的训诫”[7]（76）；有时贾尔斯的批评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如在批评卡氏将“（若交军）于斥泽之中”译为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marsh[10]（48）时,贾尔斯竟然污辱“卡尔斯罗普上尉具有犯错误的完美天赋”[7]（83）. 通过误读,贾尔斯成功地贬抑和否定了卡氏译本,使卡氏译本由引人注目的英语世界第一译本变为误漏满篇的译本.这样,贾尔斯就完成了对卡尔斯罗普这位“父辈”的“弑杀”,成为《孙子兵法》英译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强力译者.当然,对于自己可能也会被后世译者误读的宿命,贾尔斯以形象的比喻表明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选择了向卡尔斯罗普挥舞大棒,作为回报,如果我被后世译者多次敲击指关节,我不会为此大声叫喊.实际上,我已尽力将抨击之剑放在未来对手的手中：对于每一段译文,我都不遗余力地给出了原文与注释,他们可以从中找出误漏对我进行抨击.”[3]（X）事实证明,贾尔斯关于其译本终将为后世译者所误读的预言非常准确,半个世纪后,他本人的译本即被格里菲斯所误读.

注释：

① 哈罗德·布鲁姆将那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与前代巨擘进行殊死博斗的诗坛主将”称为“强力诗人”（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本文套用这种说法,将名著复译中那些为名著进入某一语言世界起着开疆拓域作用的前驱译者,以及那些通过挑战强大的前驱译者成功地为自己的译本赢得生存机会的后世译者称作“强力译者”,并将他们的译本称作“强力译本”.

② 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为后世诗人设计了六种“修正”前驱诗人的手法,其中第四种“魔鬼化”（Daemonization）又称“逆崇高”（The Counter Sublime）,意为朝着个性化方向的“逆崇高”运动,是对前驱之“崇高”的反动.（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5.）

③ 卡尔斯罗普重译本的导论部分的第一句是“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仍然是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兵书”（Written in the fifth century B. C., Suntzu and Wutzu still remain the most celebrated works on war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这表明,卡尔斯罗普误视《孙武兵法》为发音相同的《孙吴兵法》,进而视其为《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的合称,所以他的译本中包含这两部兵法的译文.但是,身为汉学大家的贾尔斯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卡氏的这种说法“非常惊人地不精确”,而且贾氏译本中也没有《吴子兵法》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