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

我们说80年代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色彩,同时应该说那些与社会观念变革密切相关的“文化评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入文学批评的系列.因为80年代是很“文学化”的年代,许多文化评论大都显示出文学的性格和取向.但是,这样又带来将文学批评笼统化的问题,而没有做精细区分.因为事实上,80年代文学批评存在着“分层化”的问题.所谓“分层化”,是指它们虽然都是文学批评,但功能、范畴、方法和效果却有明显差异,由于从不同层面处理文学的问题,它们发挥的作用就有所不同.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我以为80年代文学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而不是由单一因素激发和催生的,另外,由分层化构成的丰富的批评空间,可以让我们观察到80年代社会言论开放的程度和真实状态.在对“分层化”问题的观察中,李泽厚、刘再复的理论倡导、谢冕、孙绍振、黄子平和吴亮的文学批评、柳鸣九、李文俊的外国文学翻译、甘阳、金观涛等的西方理论译丛等等,将成为我逐个叙述和分析的对象.

一、文学批评的“舆论化”

我首先想谈的是文学批评的“舆论化”问题.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决定了李泽厚势必会成为文化思想界的“第一人”.他联手刘再复在康德“三大批判”和对中国20世纪思想史深刻观察基础上提出的“主体论”、“启蒙与救亡论”,不仅如甘阳所说“对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1)重建了他们反思历史的方法,它们还对“”倒台后兴起的“人的文学”和“纯文学”思潮做了最准确的命名.

在对“启蒙”与“救亡”两大社会思潮的来源、脉络、成败原因和实践效果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后,李泽厚对中国“”后的现状做出了论断:

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体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那么出路究竟何在等

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释和尊重.等

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检测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以至“”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2)

可以说没有当时大多数人对“”灾难的痛苦历史记忆,就不会有“两论”的问世.它们是针对当代社会“人”和“文学”的困境而提出的最醒目的解决方案之一,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李泽厚还对几年后在文学界出现的“纯文学”,做了理论上的展望和设计:

美作为感性和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3)

李泽厚、刘再复所倡导的“人”和“美”的归来,在“80年代意义”上显然已超出狭义的哲学、文学的范畴.它不仅给80年代的“人的文学”和“纯文学”安装上一个重要的认识性装置,而且直接把人和文学的“问题”引向了全社会视野,使讨论人和文学问题的“两论”变成了热议的“社会舆论”(或可说是“公众舆论”).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在对“公众舆论”与“社会公众”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做了精彩分析后指出:“通过演讲、口号、戏剧、电影、漫画、小说、雕塑或者绘画把公共事务广而告之的时候,要想让它们引起一个人的兴趣,首先就需要对原型进行抽象,然后使这些被抽象出来的东西产生刺激作用.”(4)这对我们的观察非常有意义.因为李、刘通过从批判“灾难”中抽象出来的“人的文学”和“纯文学”,与“反思”的“公众舆论”紧密联系,所以就无容置疑地变成了这一公众舆论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我对80年代文学批评“分层化”问题的第一个分析,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因为80年代文学的“发生”,表面上看是作家“探索创新”和批评家“思想解放”这条线索推动的结果.然而,在文学转折期,公众舆论这只“看不见的手”却是一个远比文学本身作用更大的推手.因为我们注意到,很多作家在谈论80年代文学的发展时大量采用了“公众舆论”的语言,并谈到它对自己创作的启发和影响.

刘心武说:

一位概括了我所体验到的革命教师人格美与心灵美的班主任形象,便在一九七七年春天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逐渐清晰、丰满、凸现出来了,这便是张俊石这个人物的诞生.(5)

格非说:

八十年代每一年都会发生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件事情的发生都很不平凡.每一个理论问题的出现都有很深的社会背景.(6)

贾平凹说:

当思潮被总结和肯定下来之后,它必然会对创作产生影响,我的体会是当时的文学思潮所形成的气候,甚至是对我的争议与批评,都会或多或少地校正我的感知.(7)等

即使不借助所谓“劲松三刘”神话来强化刘心武与刘再复、李泽厚思想理论的“必然性”联系,(8)仅凭刘心武、格非和贾平凹“一九七七年春天这个特定的环境”、“每一个理论问题的出现都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潮所形成的气候”“都会或多或绍地校正我的感知”等等说法,我们就能想到当年文学的“发生”确实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社会背景”和“气候”等公众舆论.被80年代充分“文学化”的“公众舆论”,某种程度还被修改成若干种“文学批评”的形式,而直接介入了作家的创作活动.例如,李泽厚、刘再复所倡导的人和美的“归来”不单被视为“公众舆论”日益开放和更为大胆的象征,而且这种大胆的“公众舆论”也在以某种“文学批评”的面目,暗中声援支持着文学更为激进和全面的发展.

事实上,即使李泽厚、刘再复不自称文学界的“舆论骄子”,很多人也早把他们当做“舆论人物”来看待了.正像夏仲义所说的:李泽厚的“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几乎就是解读1980年思想史的必读文本”.(9)它说明李、刘80年代的言论不能仅仅放在文化思想和文学理论的范畴里来看待,他们代表的是“社会声音”、“社会导向”,是“开风气之先”的象征,其作用有点类似于陈独秀、胡适当年对“五四”新文化的鼓吹和推波助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前面刘心武、格非和贾平凹等作家在采用舆论性的语言谈论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理解至少在1985年以前,舆论语言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文学语言系统,人们已经习惯不把它们看作舆论语言而当成了文学的语言.像“五四”时期一样,带着公众舆论色彩的李泽厚、刘再复理论也是从“”介入了80年代文学的,这就使他们的理论在当时难以避免地夹杂着舆论语言,而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具有舆论性功能的文学批评.

二、文学批评的“纯文学化”

1980年5月7日,谢冕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实际暗示着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转型”: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都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10)

虽然谢冕也像李泽厚、刘再复那样采用了“舆论性”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但他尖锐地提出了“懂与不懂”的问题.这种暗示意味着当代文学批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应该允许“不太懂”的“诗歌”的存在.它更象征着80年代文学批评开始厌恶上世纪50、60年代文学的“社会化批评”,在向着“纯文学批评”的方向悄悄转移.

一年后,谢冕北大同学孙绍振超越了前者“忠厚周全”的话语状态,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明确地提出了文学批评“纯文学化”的主张:

当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步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等而这种复归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标志.(11)

联系到上世纪50、60年代“舆论语言”大规模挤压“个人语言”生存空间,个人思想和言论权利被粗暴剥夺的历史语境,这些不无偏激的文学批评“纯文学化”主张,既发出了80年代“新潮批评”之兴起的强烈信息,也表明了80年代的“言论空间”正在明显膨胀和扩张的真实状态.

约亨舒尔特―扎塞敏锐注意到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对“脱离社会,自我独立,并且与社会处于并存的位置”这一艺术目标的有意追求,他认为这是由“艺术将自身与它在社会中的交流功能分离,并将自身定位于与社会彻底对立”的先锋批评理念造成的.(12)他的观点对我有启发,我想这是由于某种历史原因,谢、孙不仅想将“艺术”与“社会”的交流功能分离,与之相对立,而且试图将“社会”从“艺术”中拿出来.这就将让人看到,如果说李、刘理论中的“社会舆论”是作为一种客观对象物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社会舆论”就在谢、孙的诗歌批评中强烈地“主观化”了,他们意识到,只有对“社会舆论”进行这种提纯式的历史处理,80年代文学批评才可能真实实现“纯文学”的目标.

但是,为什么放弃“舆论化”而选择“纯文学化”的艺术方向,吴亮对多年前的这条历史线索说得是非常清楚的,他在答问别人的问题时说:

当时的想法可能当时看了一些书受到了一些启发吧.我和程德培当时在上海作协理论研究室,检测如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当时已经有些很有意思的书翻译过来了,比如《流放者归来》、《伊甸园之门》、《美国的文学周期》、《1890年的美国文学》,这种回忆录加综述的、断代的文学研究的方式给我们影响不小.等

另外我在1980年代初阅读了一些哲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当时没有大部头的哲学著作的翻译,主要是一些杂志上的文章,我记得有一本《哲学译丛》,我是在这里面看到李泽厚的一些文章,主要是译文,除了谈哲学美学以外,还有一些理论会议的介绍,综述,比如新康德主义啊,存在主义啊.

他接着回忆道:

当时我们的新小说的概念不是罗伯格里耶的那个“新小说”,只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学写作的语境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我们比较喜欢的像张辛欣的《北京人》,我专门写过评论文章,完全是口述体,口述实录的,我们当时给了很高的追捧.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晦涩的作品,我们也很喜欢,可能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就这么出来了,小说可以这么写,最重要的是方式的改变,就是说有权利这么写,它可以成立,而不在于它究竟传达了什么意思等(13)

正是在这“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就这么出来”的文学批评理念中,黄子平用一种非常模糊、接近于诗化但同时让人读不太懂的方式,批评了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他说:

功能圈、T-S-D、赋格、勋伯格、原始张力第四型、亨德米特的《宇宙的谐和》、和声变体功能对位的转换法则等不懂不懂也没关系.我也不懂,准确地说,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何况这里有些术语根本就是半开玩笑式的杜撰.但是你既然翻开了书,你就别无选择.你就下定了决心要与作者、与人物同甘共苦、同生同死,直到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你才能喘一个口气等一切都已安排就绪.(14)

在1985年以后出现的新潮批评文章中,像这样连批评家自己也弄不懂、而只管照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去解释但实际上让读者读起来似懂非懂的叙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李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夏中义的《接受的合形式性与文化时差》等等.

显然,这种“以作者为中心”、并把他们(她们)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纯文学”批评,是把谢冕、孙绍振文学观念上拒绝社会的强硬姿态进一步推进了,这些新潮批评家把“文学”看作一种与“社会”完全没有“关系”的形态了.“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进入了危机:是‘作品’范畴本身,还是这一范畴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式‘今天,真正被当成作品的东西仅仅是那些不再是作品的东西.’阿多诺在这一段莫测高深的话中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了‘作品’概念:一般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艺术仍具有作品的性质),以及有机的艺术作品的意义(阿多诺谈到‘圆满的作品’).这后一个特定的作品概念实际上已经被先锋派摧毁.”(15)

不过,我们如果仅仅停在文学批评“纯文学化”的“对与错”上分析问题,肯定不是本篇文章的原意.我想,之所以把“懂与不懂”、“作者之上”这些在文学阅读上“纯个人经验”看作是文学本体的东西,其聚焦点就是上述批评家心目中的“社会”出了问题.在他们批评的潜意识里,既然“社会”出了问题,变成不被相信的对象,那么就尽快寄情于永恒的“文学”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代替了“社会”,文学批评标准代替了社会批评的标准,那么“纯文学”批评就显然被认为代表了80年代社会批评的最高水准.文学就在这个意义上被理想化了.文学被精心修改成精神、价值和社会导向,它在培养无以计数的“文学青年”(在今天他们已经是活跃于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和“领袖人物”),而且似乎已变成流行于80年代的“社会评价系统”和“自我认同系统”.从这个角度看,谢、孙、黄、吴等批评家谈的就不完全是所谓批评的“纯文学化”问题,具体地说是“个人建设”的问题.是“个人”如何在不理想的“社会”建立一个“纯粹精神世界”的问题.程德培对他80年代生活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例证: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经历几乎都是一体化的,而且我又很普通没什么可以说的.那个年头,生活比较一律和单调,唯有阅读是种乐趣,没有什么可读的时候,我甚至会找来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报》、《人民文学》、《收获》、《文学评论》逐一阅读.作为读者,我喜欢把自己的想法通过写信告诉作者(当然,那时候除了通信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说,与作者通信交流是我最初的批评方式,或者说批评的起步.从78年2月与贾平凹通信始,陆陆续续和张洁、陈建功、李杭育、吴若增、王安忆、邓刚、韩石山等都有通信往来,包括王蒙也有一封79年11月的来信.最近有空把当年的信件翻阅了一下,里面谈的都是文学与创作,可谓“纯文学”了.(16)

在他看来,“阅读”、“写信”、谈“纯文学”就是“个人建设”最紧迫最真实的内容,它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不同于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但更纯粹完美的“社会生活”.由此可见,为什么“个人”、“自我”、“选择”、“迷惘”、“本体”、“语言”、“形式实验”等概念在文学批评中那么拥挤而且非常流行了.也由此可知,为什么至今人们仍然把“80年代文学”看成是一个“纯文学”的年代.

三、翻译文学的“中国化”

80年代的另一种文学批评是“外国文学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柳鸣九、李文俊等人就是其中主要的“批评家”.如果说,柳鸣九1980年代对巴尔扎克小说的介绍告诉我们这代人什么是“外国文学”的话,那么李文俊对福克纳小说的翻译则是催生80年代先锋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这正是李建立清楚地看到的:“‘西方现代派’(或‘西方现代主义’)的译介是‘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么说不仅因为后者作为前者的重要资源而存在,还因为围绕对‘西方现代派’的选择、定位、误读、‘批判’和‘超越’所生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新时期文学’的组成部分.”(17)

我这里所说“翻译文学的‘中国化’”不单单指外国文学翻译对80年代中国文学的影响,而是指这些被翻译的外国作家不光呈现在被翻译家所理解的“作品文本”中,而且更大程度地存在于翻译家这种根据中国人的理解所写的“导言”、“序言”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文学作品被被翻译家“中国化”了,同时也被“批评化”了,它们好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作品.以至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之前,首先很大程度上在接受着“译本序”等批评性话语的暗示、引导和影响.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正是在李文俊“批评化”的“译本序”中了解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并且在对批评性序言的阅读中接受这部长篇小说的.李文俊说:“《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福克纳心血花得最多,他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有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18)我的意思是,在这些翻译家“批评性的译本序”中,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家作品按照翻译家的意愿做了艺术“定型”,翻译家通过他们批评性的分析建构起了一个也许并不符合“直译标准”但却适应中国文学国情的“外国作家作品”的“形象”.而我们这些文学接受者,一下子就认为这就是“真正”的“福克纳”了.李文俊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艺术特征的概括是:

首先,福克纳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传统的小说家一般或用“全能视角”亦即作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角度来叙述,或用书中主人公自述的口吻来叙述.等福克纳又进了一步,分别用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如在《我弥留之际》中)的角度,让每个人讲他这方面的故事.等

“意识流”是福克纳采用的另一种手法.等

“神话模式”是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骚动》时所用的另一种手法.所谓“神话模式”,就是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时,有意识地使其故事、人物、结构,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平行.等(19)

深受李文俊文学译著影响的作家莫言后来感慨地说:

语言自然都是翻译语言,我不懂外语,非常自卑,非常抱歉.《伤心咖啡馆之歌》是李文俊先生翻译的,他是优秀的翻译家,非常传神地把原来小说里面的语言风格在汉语里面找到了一种对应,因此我也是间接地受到了西方作家的语言影响.等

虽然当时我们还很年青,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了很多的关于文学的条条框框,这些对我们自己限制很大.随着我们对西方文学的阅读,随着我们听到很多的当时非常先锋的一些批评家和作家的讲座,我们心里关于文学的很多条条框框被摧毁了,这种自我的解放才能使一个作者真正发挥他的创作才华,才能真正使他放开喉咙歌唱,伸展开手脚舞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就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等(20)

作家格非在谈到李文俊译著对他的影响时,也充满敬意地表示:

这就是七十年代后中国出现的一大批非常重要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非常棒的,我有时非常感动,比如李文俊先生翻译的福克纳.我有次开会碰到他,希望他去翻译《押沙龙、押沙龙》,他说我年纪大了,没办法翻了.可是后来他还是翻出来了.我不记得是哪个国家的翻译家去世时说最大的遗憾是无法把这篇小说翻译成他本国的文字.李文俊那时也已经很老了,但还是翻出来了.包括翻译博尔赫斯的王央乐,翻译卡夫卡的叶廷芳、还有汤永宽等一大批人都非常认真,译本都是一时之选.这使得我们这些人在接受西方文学时一下子就取得了一定的积累.

但是,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翻译家的翻译和他批评性的译本序会给中国作家这种强烈的印象――以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福克纳”了呢一个原因是文学批评从来都对作家有辐射性的影响造成的,另一个原因是,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有一种李文俊所说的“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历史情绪正在抬头,历史认识的错位和扭曲,正在助长福克纳小说这种“多角度”、“意识流”和“神话模式”在当代中国小说家创作中的疯长势头.在这里,我之所以认为80年代翻译家们的译本序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不光是因为开卷问学、人们看外国小说首先要看导言的习惯,而是我认为它主要来自“”后当代文学的“经典危机”,也即劳伦斯韦怒蒂所说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典律的倒置”.新一代先锋作家没有了“模仿的对象”,他们否定了本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这是由“新时期文学”对“十七文学”的“重评”带来的结果),而翻译家这时恰到好处地把新的西方“典律”送到他们的面前.这就是劳伦斯韦怒蒂所指出的:“因此,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于本土特定利益相符的其他文本.”这样,“本土对于拟译文本的选择,使这些文本脱离了赋予它们以意义的异域文学传统,往往便使异域文学被非历史化,且异域文本通常被改写以符合本土文学中当下的主流风格和主题.”而且他深刻地洞察到,“学院与出版业的联合,可以特别有效地铸造广泛的共识”,即实现了“外国文学典律”与“本国文学典律”历史位置的倒置,从而使汉语文学处于新时期文学的边缘.(21)

韦怒蒂的表述使我意识到,80年代被李文俊、柳鸣九等“翻译”的“外国文学”就“这样”变成了许多当代作家心目中的“中国文学”.由于这些“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翻译家的出色语言转移就使“脱离了赋予它们以意义的异域文学传统,往往便使异域文学被非历史化,且异域文本通常被改写以符合本土文学中当下的主流风格和主题.”所以,没有人再怀疑“西方典律”被置于当代文学的中心,而当代文学反而被本国的当代文学“边缘化”,会对8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什么问题.所以,柳鸣1984年2月为李丹、方于翻译的雨果《悲惨世界》写的“译本序”中写道:“最著名的雨果传记的作者作如是说,距今又已经好几十年了,当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们深感这段话说得非常切实.在雨果的‘群岛’中,《悲惨世界》显然要算是耸立得最高的一个,它不仅没有被淹没在遗忘的大海里,而且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胜地.”(22)这种把其它国家的“胜地”非常乐意地当成自己国家“胜地”的翻译无意识,几乎成为80年代翻译界和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醒目的标志.

千万不要小看翻译家“批评性导言”对80年代文学发生的显著影响.如果说,李泽厚、刘再复理论倡导性的文学批评为80年代“人的文学”之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谢冕、孙绍振、黄子平和吴亮的文学批评赋予了人们“纯文学”的概念,那么通过李文俊、柳鸣九等人的译著,西方文学典律则绕过当代文学典律与80年代先锋小说成功地会师.翻译家最终为犹豫彷徨的年轻的先锋小说家送来了可以“模仿的文本”,他们用“导言”、“译本序”的批评方式在引导前者彻底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路向,继而创造了“80年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如果说,理论倡导的文学批评和指认纯文学的文学批评是在质疑“本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翻译家则赋予了“外国文学”在“本国当代文学”重建过程中的历史合理性,并把它抬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的高度.杰弗里哈特曼把上述否定性文学批评和建构性文学批评都称作是“创造性的批评”,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80年代文学的“发生学”呢哈特曼说得是同样精彩:“批评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它使阅读的经验变得明晰:通过编辑、评论家、读者、外国采访记者等等这样一些人的介入和支持,批评与小说加以区别”,而且“批评家除了尽可能地把想象性的事物改变成一种普通事物的式样之外,并不做别的任何事情,而在这一点上,普通事物能够成为被熟知的、在历史上是新奇的事物.”(23)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十七年文学”和“90年代文学”来说,“80年代文学”不就是当代文学史上的“新奇的事物”吗在80年代,所有“新奇的事物”都无疑被急于改变国家现状的社会公众赋予了无可置疑的历史合理性.

四、“知识化”的文学批评

我在2007年写的文章《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立场》中曾经讨论过甘阳、金观涛等的西方理论译丛在80年代文学氛围形成中的特殊作用,这些译丛为文学批评引进了很多陌生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重构了新潮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所以,我说这种理论译介也是一种“文学批评”.(24)

80年代中期前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历史美学”的批评.在批评活动中,批评家是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美学眼光介入作品文本的,这种批评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批评家依据“感性”来看待作家作品.年轻的批评家季红真特别依赖“历史”这种大词和个体“感悟”来分析小说:“爱情、婚姻,这几乎是被人们嚼烂了的话题.然而,又有多少人了解它们的正确的含义呢读一读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吧,听一听那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生命的呼号.”(25)1984、1985年后,由于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化心理研究等涌入国内,“知识化”的批评开始代替“感性化”的批评并在新潮批评家那里流行.李洁非、张陵不愿意再像季红真那样关心作家的个体感性经验、而更愿意用“符号学”理论来解释作品的内涵:“真正把人物形象审美符号化的却是近一二年内出现的这样一些作品: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邓刚《迷人的海》、莫言《红高梁》”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开始有意识地把小说作为一种审美符号系统,把人物作为这一系统中的主要艺术符号来创作了.”(26)一些学“现当代文学”的人越来越热衷于写“文艺理论”的文章,如夏中义在一篇题为《接受的合形式性与文化时差》的文章中使用了大量深奥晦涩的知识概念:“读者的思路跟不上《尤利西斯》的叙述线索,就阅读心理而言,其实是指读者的语句思维定势不适应文本的独特句式”,而且还“从人物的触觉动作(行为层次)直接跳到对人生的厌恶(心理层次),其转换利索得像高能物理中的量子跃迁”,并且“若想欣赏用新方法写的作品也就亟需克服文化时差”.(27)注释引用的都是西洋人英伽登、宾克莱、萨特、卢卡奇、莫里斯迪克斯坦和苏珊朗格的著作,说明人们批评的“学院化”并非是今天的事情而是1987年就已出现.

编辑大型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在客观上迅速推动了80年代批评“知识化”的编委会成员们,自己就来自非常“学院化”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甘阳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出身“知青”同时站在北大和社科院这个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最高知识平台上,整个学术界的势头是“西学比较突出”,所以“我们就处在比较特殊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的书当时对大学生、研究生影响很大.因为整个氛围是人文的氛围,而且人文氛围是以西学为主的氛围.”(28)“西学”在80年代迅速成为学术的“中心”,一个解释是当时中国正处在“走向世界”的社会转型中,这一时代潮流在强势地推导着一代人的“知识更新”,李陀认为由西学所主导“知识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意识到,一定要“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新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这不仅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排斥、替代‘阶级斗争’的论说,更重要的,还要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来占有对人,对人和社会、历史关系的解释权.”(29)正像前面我已经说过的,这些译丛为文学批评引进了很多陌生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重构了新潮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

但从教育体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文学批评“知识化”的更新,还由于当时新潮批评家中的许多人都是77、78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中、小学阶段的知识系统曾受到上世纪50、60年代历史美学批评观念的影响,在知青生涯中又增强了对中国底层社会和历史经验的了解,于是,在“阶级斗争”叙述终结和“走向世界”叙述兴起的新的历史视野中,他们很容易受到甘阳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包遵信、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把这些丛书中的“西方知识”转变为“中国知识”,并它们变成一种我们非常熟悉而且不会觉得奇怪的80年代的“批评性语言”.另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历史三个学科有一个“共生性”的空间,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声称是“专门研究西学”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编委会成员们,也受当时非常浓厚的“文学氛围”的极大感染,在推广西方知识的“中译本序”或“后记”中,充斥着用“文学批评”的口气来谈西方思想家的言论.周国平说:尼采主张的“审美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非的人生态度.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其次,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一种非科学、非功利的人生态度.”(30)年轻哲学家周国平显然是在以哲学的方式介入“文学问题”,这就使这段知识表述充满了“文学批评”的色彩.在那个“文史哲不分家”的特殊年代,很多人表面上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但都可能是“潜在”的“文学青年”.专治尼采哲学的周国平90年代能写出畅销一时的散文随笔集《妞妞》,就可作一个证明.然而,正因为80年代一代青年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人生问题”,所以,尽管《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是在介绍西方现代学术,但翻译的对象、讨论的问题仍然多集中在“人生意义”这一聚焦点上.在一篇非常“文学化”的“代译序”《恶梦醒来是早晨》中,翻译者潘培庆是这样介绍萨特的思想的:

萨特感到等没有他,外祖母、母亲还是这个样子,他的存在完全是偶然的,多余的,既没有人在盼望他,也没有什么事在等着他去完成.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大家都在做戏,萨特虽也在忙忙碌碌,跑上跑下,不时还有几句台词,可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帮别人排练台词的跑龙套的角色,他属于没有自己的故事.这对他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发现等

但他不忘用一种“知识化”的方式解释萨特思想所涉及的人生价值的复杂性,认为萨特找到了人生与“词语”的关系:

靠着词语,一个孤独的人忘却了他的孤独,一个无票的旅客获得了在此世界上的居住权,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成了一个主角,一个最卑微的人一跃而为最高贵者.等

萨特在《词语》中为我们研究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即通过词语来研究他.因为他的整个一生正是在词语的环境中,在与词语打交道的过程中度过的等开始时对词语的惊奇,继而是对词语的征服,然后发展到对词语的崇拜,并将之确立为自己的上帝.(31)

潘培庆是从“词语的知识”的角度理解萨特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思的,而甘阳则认为“从语言入手”来理解20世纪西方思想将非常的重要:

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即所谓“语言的转向”.应该指出,所谓“语言哲学”并非像国内以为的那样似乎只是英美分析哲学的事,事实上,当代欧陆哲学几乎无一例外也都是某种“语言哲学”.约略而言,在所谓的“语言转向”中,现代西方人实际“转”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去:以罗素等人为代表的英美理想语言学派是要不断地巩固、加强、提高、扩大语言的逻辑功能,因而他们所要求的是概念的确定性、表达的明晰性、意义的可证实性,而当代欧陆人文学哲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却恰恰相反,是要竭尽全力地弱化、淡化、以至拆解、消除语言的逻辑功能,因此他们所诉诸的恰恰是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长性.(32)

我所以大篇幅地引用、分析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们的言论,是要说明80年代文史哲、生命体验、感悟和知识表达是错综复杂地扭结在一起的,经常有彼此不分、相互证实的状况.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中有哲学(如夏中义的文章),哲学解释中有文学(如潘培庆、甘阳的代序),无论文学和哲学,都是围绕着80年代的“中心问题”也即“人生问题”而展开和深入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哲学译介之进入文学批评,而西方哲学的译介又常常以文学批评的姿态和方式映入我们的眼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但毋容置疑的是,由于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世界》等译介丛书“西方知识”的示范性,明显更新了80年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和语言系统,从而促进了文学批评由感悟式批评向知识化批评的历史转变.“西方知识译介”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参加了80年代文学的历史性联欢.

五、“分层化”和批评多样性及其问题

我前面归纳的文学批评的“舆论化”、“纯文学化”、“中国化”和“知识化”,并不是说所有的80年代文学批评都无出这几种类型之外.如果要我研究它的丰富性,我就不会采取这种简单归纳的方法,而会以仔细区分的方式深入到其内部去讨论和辨析.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说由于批评“分层化”的出现,激化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解读,关于文学“价值”、“水平”、“好作品”、“坏作品”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其实即使在今天让我们共同整理出一份80年代“最好作品”的目录,也是会争论不休的.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之一.

首先,“舆论化”的文学批评重视的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现象,他们更看重小说、诗歌聚焦社会问题的功能和提示大问题的能力,所以仍然把文学主题、题材视为文学的根本价值和构成要素.例如,刘再复是从鲁迅研究领域转入理论倡导的,所以他的“鲁迅情结”也会带入到对当代文学的观察中,并会重视这一类作品的价值:“人类历史上一些深刻的、伟大的作家,都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从司马迁、屈原到曹雪芹,从荷马到陀尔斯泰,哪一个大作家不是充满这种忧患意识呢”(33)这种“忧患意识”事实上就是没有直接挑明的“舆论意识”,而这种意识最后又被泛化为将作品的“社会影响大小”视作文学批评的评价尺度.但有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通常人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形式,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通过对文学的分析,目的是要获得‘中心思想’.研究者们用这类概括性的术语对艺术品加以总结和抽象往往受到鼓励.”他认为“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厌倦了这种过分的思索和推理”.(34)不过,这种文学批评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例如它出现在历史转折期,推动文学的革新,相对于某些无趣的“小作品”、“小批评”,它还是有境界有骨气的.当然,这种评价尺度也容易让人在解读作品时感到枯燥、单一和乏味.

其次,外国文学翻译的“中国化”和文学批评的“纯文学化”虽有各自的侧重点,但它们也有着共同性的批评趣味.这种趣味即是“文学经典”的焦虑.它们会更多地从“文学内部”去考虑文学的问题.从这种“经典焦虑”中产生的批评,也会因为寻找不到与这种经典标准相匹配的作家作品而苦恼.它更使读过这些译作、又感到自己的创作达不到其艺术高度的作家而不安.1985年陈村致信王安忆说:“应该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感谢《百年孤独》的译者与出版者”,正是它打消了“我们在文化上隐隐显显的自卑”.(35)“感谢”正是由于“不安”而产生的,它实际潜伏着一种更强烈的不安和自卑.但是,翻译家们好像生来就是这种高端批评标准的执法者,他们“从不出错”的语气和言论也会加重作家心中的负担.例如上面提到的柳鸣九和李文俊在介绍评价外国作家时那种“斩钉截铁”的行文风格.这种“无形”的批评尺度使莫言难堪地意识到:我虽然“没有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但正“因为当时读了大概有十几页,特别冲动,第一反应就是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法国读了卡夫卡的小说的感觉一样.第二个反应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小说可以这样写,如果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没准我就成了中国的“爆炸”文学的发起人了.”我相信谢冕、孙绍振和吴亮等批评家制定的“纯文学”创作的标准,也会使当时很多诗人、小说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压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像“舆论化”文学批评因为大力提倡“社会影响”而砍削掉作家艺术创新性一样,“经典焦虑”和“纯文学创作”同样也会砍削掉作家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它还会使读者长久地停留在“纯学院化”的审美趣味上,而会对积极通过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作品产生反感.举例来说,1985年后,由于先锋文学批评在广大读者中逐渐培养起了“先锋文学趣味”,1985年《新星》的出版虽然引起过一阵轰动,但它很快为“先锋文学热”所淹没.它甚至没有像同年问世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受宠.(36)所以,这就助长了1985年后远离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而像1979前后那样关心社会民生问题的文学作品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再来看文学批评“知识化”所带来的影响.与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命名不同,如果说这种命名是用“文学概念”把纷繁复杂而且矛盾的现象主题化的,那么文学批评的“知识化”则意在把作品文本固定在术语、方法、范畴、类型、状态等等中.例如,刘索拉《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等作品主人公的状态,会用“黑色幽默”、“迷惘”等文学知识来固定.再例如,谈到马原《虚构》、《冈底斯的诱惑》,它们必定就在“形式实验”、“语言自觉”、“叙述圈套”等知识的范围.由《现代学术文库》、《走向世界》等丛书转手过来的西方学术概念,用知识的方式控制了80年代中期后的新潮批评,我们发现,后来很多对“文学”的理解,包括对作品文本的解读都能从那里找到来源和原点.例如,纯粹用“知识”来进入文本细读,最为典型的就是李.他看《虚构》,那么作为作者的马原必然会是“语言”中“汉族汉子”,而一些词语暗示、它们的“组合”和“语言关系”,就是小说“全部”的意义.他非常肯定地认为,“先锋小说”的兴起,正是由“语言的转向”所导致的.(37)对《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透明的红萝卜》、《秋状闪电》的评价,南帆归结为这是由于“小说的叙述视点”、“结构与叙述语言”等发生了变化等原因,“作家在形象侧面的选择和描述的语气中提示了一种导引的观察眼光.读者在接受形象体系的同时,也将不知不觉地位这种眼光所同化.”(38)“不可信的叙述”、“读者反应”、“文学接受”、“叙述理论”这时纷纷与中国当代小说零距离接触,依此来挖掘它们本来具有或也许就没有的“文本内涵”.80年代中期后在文学批评中被各自表述、差异越来越大的许多文学作品,就这样被纳入“知识的殿堂”,《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哲学家们,在文学批评中找到了自己“知识产权”的“销售代言人”.因为1987至1989年间的文学批评,已基本为“西方知识”所笼罩.

但我想强调的是,我这里反复叙述由批评“分层化”而产生的批评多样性,并没有贬低它们当时的历史意义的意思.正是由于这种文学批评分层化现象的出现,显示了批评观念和状态的巨大进步.我显然不是在评价这些现象.而是采用摄影机的方式把它们推到远远的历史中去,把它们理解成已经沉睡多年的一座“知识历史文化遗址”.但我更想强调的是,它们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它们早已经“改名换姓”地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认识、文学史课堂和文学史研究中潜伏下来,积淀为我们无法绕过的各种关于文学的“知识”和“批评经验”.所以,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也是如此.它们通过检测定的因果率,运用真实系列事件与约定俗成的虚构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提供多种理解,还成功地赋予过去系列事件以超越这种理解之上的意义.正是通过将一个系列事件建构成一个可理解的故事.”(39)我之所以说它们早已成为一座“知识历史文化遗址”,但又在我们今天生活中“复活”并影响了我们今天的一切,就是说文学批评的“舆论化”、“纯文学化”、“中国化”和“知识化”的背后,都是由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来支撑的,如“启蒙与救亡”、“朦胧诗争论”、“翻译热”、“文化热”等等.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仍然与他们过去对文学的理解紧紧携手在一起.我们似乎表面上在“今天语境”中重新解读文学作品,而与“过去的一切”都无关了.但事实上,那座似乎消失的知识历史文化博物馆就建筑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今天的知识就来自于它知识软件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仍然在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我们今天对文学作品每一个侧面的仔细阅读和理解.

比如,我们在解读当时“影响很大”的现实小说时,会关注到它主题层面的“社会历史价值”,我们在分析代表着“艺术转型”的先锋小说时,会在意它“形式实验”、“语言自觉”等等东西,我们不满有些作品过于“小人化”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拿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耿济之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吴健恒翻译的《百年孤独》来类比,用傅雷、冯至、罗大冈、柳鸣九等一连串令人尊敬的名字连同众多经典名著苛刻地指责它们,我们还用各种“知识”把它们纳入自己所希望的那些“意义范围”,将它们与各种“社会事件”扯在一起,借以放大这些作品的“周边”.当然,你在用某种批评方式“重读”文学作品时,在得到期待得到的研究成果时,也都在牺牲、忽视甚至故意忘掉另一些东西.这种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式确如我前面说过的可以观察到80年代文学“发生”的多种可能性,了解到那个年代言论开放的程度、幅度、范围和效果.但我们不能忘了,我们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意识到,今天我们的研究都还在“80年代”的“影响之中”.分辨出“影响”和应该重新做的工作,才能更具历史张力地认识80年代的文学批评,认识80年代的历史.从更细微的方面看,当我们从一种批评方式去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包括解读作品时,你只有意识到这种解读可能会牺牲掉其它方面和它是有局限性的,你的解读也许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你只有在文学批评的分层现象里,最后到文学史的全局视野里才能认识到具体作品解读和研究本身已包含着的独特性.我想这正是我要写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的一点小小的意思.

注释:

(1)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答问》,2006年8月10日上海《东方早报》.

(2)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3)李泽厚:《美的历程后记》,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

(4)(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第130页,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5)刘心武:《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

(6)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格非访谈录》,《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7)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贾平凹访谈录》,《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8)在1980年文化思想界,流传着“劲松三刘”的说法.是指刘再复、刘心武、刘湛秋三位80年代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不仅都住在北京朝阳区的劲松一带,而且他们过从甚密,思想观点非常接近.由此联想到后二刘正在“共享”着李泽厚、刘再复理论资源等问题.

(9)夏仲义:《思想家的凸现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学术月刊》2004年第10期.

(10)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

(11)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3年第3期.

(12)【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英译本序言》,第37页,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9月.

(13)吴亮、李陀、杨庆祥:《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吴亮访谈录》,《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14)黄子平:《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参见《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66页.

(15)【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9月,第127页.

(16)程德培、白亮:《记忆阅读方法――程德培访谈》,《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17)李建立:《1980年代‘西方现代派’知识形态简论――以袁可嘉的译介为例》,《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

(18)(19)李文俊:《〈喧哗与骚动〉译本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11月.在译文最后,即361页,译者注明该小说“1980―1984年译成,1993年根据诺尔波尔克勘定本校改”.由此推断,“译本序”是1980至1984年间完成,小说不知因何原因,1995年11月才正式出版.

(20)莫言、杨庆祥:《民间先锋底层》――莫言访谈录》,《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21)劳伦斯韦怒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查正贤译、刘健芝校,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359、360、367页,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22)柳鸣九:《悲惨世界译本序》,李丹、方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

(23)【美】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张德兴译,第218、58、3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4)参见拙作:《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立场》,《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25)季红真:《爱情、婚姻及其他――谈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月.

(26)李洁非、张陵:《西方小说叙事观念纵横谈》,《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

(27)夏中义:《接受的合形式性与文化时差》,《上海文学》1987年第5期.

(28)参见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16、19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

(29)参见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7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

(30)周国平:《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译序》,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12月.

(31)萨特:《词语代译序――恶梦醒来是早晨》,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5月.

(32)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代序――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甘阳作序,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6月.

(33)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34)【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第113页.

(35)王安忆、陈村:《关于〈小鲍庄〉的对话》,《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

(36)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37)李:《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38)南帆:《小说技巧十年――1976―1986年中、短篇小说的一个侧面》,《文艺理论研究》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