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母亲“脱胎”记

我在广州工作.多年前父亲去世,母亲一直—个人在湖北乡下老家生活.

2011年清明节前夕,母亲给我打来,声音有气无力：“儿子,你如果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妈死,就把我接到广州治病.”几个月前,母亲被查出严重的妇科病,在镇上医院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医生说,要痊愈必须进行子宫切除手术,否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宫颈癌等顽疾.

事关重大.我连忙将母亲接到了广州,次日就带母亲去医院.挂的是妇科号,排队等候的黑压压一片全是女人,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她们中间显得鹤立鸡群.没办法,母亲不会讲普通话,我得给她当翻译.轮到母亲看病了,征得医生的同意后,我随她一起进了诊室.母亲向医生陈述病情,她说一句,我翻译一句,“子宫,,白带异常等”这些字眼被我这个大老爷们不顾廉耻地从嘴里吐了出来,那种感觉犹如被世人窥视了我最秘密的隐私.

谢天谢地,医生对母亲进行详细诊断后,说根本无需切除子宫.医生开了些中药,几个疗程后,母亲居然痊愈了.

这时,母亲向我提出：“儿子,我不想回老家了,就在这里和你一起住吧,给你洗衣服做饭.”尽管不知道母亲能否适应城市生活,我还是满口答应.

母亲就这样待了下来.我享受到她提供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也“享受”到她给我制造的麻烦：煤气灶、洗衣机、热水器等我一样一样地教她使用.如何开数字电视教了她无数次,她却依然只能把电视打开到那个小窗口,怎么也无法调出全屏.

母亲在乡下劳作了大半辈子,在城里也闲不住,并开始以劳动这种最高尚的方式来侵占我的领地、扰乱我的生活：她把从外面捡回来的旧报纸、旧纸箱、空饮料瓶、废布料、破铜烂铁等废品堆放在家里的阳台上.结果是,在家里我几乎不敢打开阳台门,否则苍蝇就毫不客气地飞进来.

这还没完,母亲捡废品还拉上我：阳台上的废品积累到一定程度,她会用纤维袋装好,“命令”我挑去卖.我并不鄙视劳动,只是我有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而且一个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大小伙子,挑着废品招摇过市,那感觉实在无地自容.

我的生活就这样因为母亲的介入而杂乱无章.仔细梳理,我发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成了母亲的全部依赖.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她永远无法融入城市,找不到自我：而我,只怕会被她“折磨”到疯掉.

母亲既然爱劳动,我决定为她找—份“体面”的工作.不指望她挣钱,只愿她过得充实些,精神上有所寄托.小区附近有很多小作坊式的制衣厂,我联系了几家,让母亲去这些制衣厂打零工：钉纽扣、剪衣服上留下的线头,工资计件、当天结算.一个月下来,母亲竞挣了两千多元,老人家乐坏了,叫嚷着要请我去外面的餐馆吃饭.

为了让母亲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带她在小区里找湖北老乡.这样,母亲没事就可以找他们聊天,和他们一起去写菜、逛街,语言没有了障碍,老人们在一起不亦乐乎.

母亲终于渐渐摆脱了对我的依赖,每天过得忙碌而充实,也渐渐融入这座城市.这是她想要的生活,也是我希望看到的.母亲的“独立”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不应该失去自我,年轻人如此,老年人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