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祚:“我眼中的、周恩来”

第一次给当翻译

日历翻回到47年前的那个5月,26岁的范承祚作为我国首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一员,学成回国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入部后,领导就分配给他一个光荣而又不轻松的任务：1957年5月,让他在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应邀访华之际给当翻译.

接到任务的那天晚上,他的心情太不平静了.他这个出生于苏北一个城市贫民之家的苦孩子,父亲间接死于日本鬼子的轰炸.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从著名的扬州中学毕业后,第一志愿就是报考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他之所以把第一志愿定在北京,是因为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来京读书能见到.果然,在他读北大第二年的那个“五一”节,在通过长安街游行队伍里的他,还真的看见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大家挥手.

有的时候,命运的安排就这么巧合.范承祚只是朴素地想能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就够心满意足了.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日后竟能在身边多次作翻译!

这次,真要坐到身边,他反而有点紧张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别紧张,别慌,一定要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如果是干别的工作,自己还可以试试,而这份工作试不得,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当他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厅时,这里的朴素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中间摆着一条长桌,桌子的两边是两排椅子.请客人坐上手,译员被安排在主席左侧.主席不时慈祥地注视这位陌生的年轻译员.突然,回过头来问他：“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听惯了英语、俄语、法语的,对这种新外语发生了兴趣.范承祚报告主席：这是阿尔巴尼亚语.主席好奇地问他是在哪里学的?他告诉主席,是在阿尔巴尼亚.听后很高兴,郑重地对马尔科议长说：“感谢你们帮我们培养了人才.”对于一个百万人口小国阿尔巴尼亚的尊重,对于一个初出校门的小语种译员的关心,给他留下的记忆那么鲜明,那么令人难以忘怀,把他内心深处残存的一点紧张清扫得无影无踪了.

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作家穆萨莱回国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年轻的中国阿语译员在给领袖翻译时,没有拘束感,就像晚辈给长辈讲故事一样.”

两年后的1959年,一个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访华,这次仍然是范承祚给当翻译.会见后领着客人走出客厅,直到院外的大门口才止步.主席和来访的每一位客人握手送别的同时,也没忘了为他作翻译的范承祚,同他握手并亲切地说：“也谢谢你.”一股暖流流遍了这位青年的全身,他为能同伟人握手而倍感庆幸!

周总理指示：不许让外宾搞“四大件”

那是十年动乱闹得最凶的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外交部某单位“造反派”把一个整人的会议从晚上开到了下半夜.参会人员把批斗目标集中到范承祚身上.他们发言的调门越来越高,帽子也越扣越大,竟把范承祚同帝、修、反,彭、罗、陆、杨和地、富、反、坏、右相提并论.罪名是反对!

事情出自1968年春天.范承祚陪同阿尔巴尼亚大使赴天津访问.那年头儿,向早请示、晚汇报,是每个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由于阿尔巴尼亚大使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在被参观单位集体性地搞“读语录”、“唱东方红”、“呼万寿无疆”时,大使也挥动小红书和中国同志一起参与.但给像三鞠躬时,人家说什么也不干.范承祚向天津外办的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国家的领袖恩维尔霍查都不鞠躬,更不会给咱们的三鞠躬了.当时的那位军代表坚持认为：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则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范承祚不同意再让阿大使行三鞠躬礼.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天津外办军代表早已将他的上述“表现”告发到外交部有关方面,他由天津刚回到北京,外交部某单位就派人同他“核对”在天津的言论,继则对他“解放前学校周会上才搞三鞠躬”的最新说法扣以“把比成”的骇人听闻的帽子,那罪名足以把他搞垮.整人会开到下半夜才散.不服造反派说法的他,趁天亮前的一会儿时间,给“中办”一纸上书.

这张纸,这件事,惊动了主席.他老人家生气地说,为什么整小范?“如此整人,毫无道理!”隔几天后,总理召集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并指定范承祚参加,军代表们也都来了.范承祚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总理的神情非常严肃,第一句话就问：“韩叙来了没有?”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的韩叙站了起来.总理问他,又好像在问会场上的每一个人：“听说有的地方也让外宾搞‘四大件’?”这时的韩叙糊涂了,只好实话实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四大件’?”总理又点名了：“小范告诉他.”范承祚领悟到：这“四大件”三个字是总理归纳的.于是马上站起来说：是读语录,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行三鞠躬礼.听了范承祚的回答,总理接着又问韩叙：“这回知道了吧?”总理郑重地在会上宣布：“今后再也不许让外宾搞‘四大件’,这不符合主席思想嘛!”总理的话既重申了对外纪律,又救了危难之中的范承祚.“这不符合主席思想”,是范承祚“上书”的原话,被主席认可了,被总理在讲话中用上了,他感到非常欣慰和亲切.此前,在对范承祚直接间接的了解中,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比较诚实.”

说：向小范问好

1970年初春,乍暖犹寒.“靠边站”达3个月的范承祚,突然听到了一声“春雷”.对于范承祚夫妻俩而言,这是又一次新生呀!见到外交部的同志随口问道：怎么看不见小范了?外交部的同志赶紧回答说：小范的爱人涉嫌反对林副主席.主席听了这话后沉思片刻,对身边的王海蓉说：“你回外交部传达我的话：向小范问好!”王海蓉照办.因为要传达的最新指示,姬鹏飞、乔冠华等部核心组成员全部到了.大伙儿拿起笔来准备记录.王海蓉说,的指示只有5个字：“向小范问好!”

这次范承祚是受了妻子的牵连.他的爱人吴丽华在医科院下属的流行病研究所工作.一次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几个女同志议论起来：怎么在城楼上只见到了,没有见到林副主席呀?大家伙儿都猜测着.他爱人说,也许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站不了那么长时间,到后面休息室里休息去了.后来该研究所打“派仗”时,吴丽华的话被别有用心的对立面上纲为“反对林副主席”：大家都说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你却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站不了那么长时间.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林副统帅吗?

“吴丽华怎么知道林副主席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休息了?”据查,吴在游行中说此话时,其夫范承祚当日正在城楼上怎么写作,说林“身体不好”是否与范有关?流行病研究所的事照例要传到外交部.外交部有关领导找范承祚谈话,让他揭发其爱人“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几位女同志在天安门游行时随口说出的那几句话,范根本不知道,只是知道爱人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不让她回家了.

他还是从心里感激,他老人家心里总是装着小人物.要不是他随口问起了小范,这个冤案必然定型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

一句短短的问候,使这对危难中的夫妻转危为安,躲过了这场劫难.

范承祚深切感受到：最关心小人物,也最看得起小人物.

累得流鼻血,总理依旧泰然自若

1963年最后一天,周总理一行从非洲飞抵阿首都地拉那.当天傍晚到,总理按阿方安排,连续出席了“工人迎新年”、“作家艺术家联欢”、“军官佳节团拜”和欢迎宴会、迎新文艺演出与舞会,尽欢而散.范承祚为总理做完大量口译后,又去宾馆工作室搞一些笔译和文字资料.在这一切必不可少的事情完成之后,已经是下半夜3点,即1964年凌晨了,当他轻手轻脚地从总理卧室外廊经过,走向隔壁自己卧室时,忽然总理叫住了他：“小范呀!还没休息呢?赶紧休息吧!明天的会谈还需要你翻译呢.”这位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总理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外廊来回踱步,思考着第二天与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会谈的内容.

这异域的除夕之夜、元旦凌晨,总理有没有打过一个盹?不得而知.可是天刚亮,一向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中国总理,穿着整齐地步出卧室,下了台阶,走向宽敞的国宾馆大门厅,给宾馆的工勤人员拜年了.宾馆的怎么写作、后勤人员听说中国总理居然会给他们拜年,都纷纷走出前台.当周总理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激动了.总理热情地与他们一一握手、亲切地拉家常.这是一场会谈室外动人的非的外交.

周恩来是一位不知疲惫的国务活动家.阿领导人霍查在一次接见到访的王进喜同志时说：“你是大庆的铁人,而周总理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周总理三次访阿,每次都给该国上下留下如此的印象.范承祚作为总理译员和各种活动现场的见证人,当然体会尤深.周总理1964年新年伊始在阿国总理谢胡陪同下,去滨海城市发罗拉访问.范承祚同车做译.由于连日来白天随总理参加会谈、参观等各种活动,晚间忙于译校讲稿、记录和随总理挑灯夜战,因而在行途中,这位年轻人也感精力不支了.开始,他还为中阿两总理之间轻松交谈做翻译,可是稍后则不知不觉双眼微闭等当自己一旦发觉是在打瞌睡时,手表的指针已经过去了20分钟.对此,他自感愧疚.而此刻两位总理则笑对他们的译员.谢胡说,是周总理有意不叫醒你,让你休息一会儿.周总理说,小范,再眯一下吧.说完,两位总理又继续用法语交谈了.

范承祚曾经不止一次地见到,周总理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而流鼻血.一见总理流鼻血,他就神情紧张地把止血的棉花棒递过去,而总理却说,小范,别紧张,不要紧.竟不把这当成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