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柔软时刻

在中国这样缺少宗教情愫的国度里,祖先崇拜与宗族情结或许是人们精神生活里的首要存在.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坟之于国人,不仅仅只是腐旧皮囊容身之所在,更是一家一姓代代传承之所系.

可以说,中国的坟本就是对于祖先敬畏的物化,所谓归于黄土更是漫长农业文明的性格沉淀,好似基因片段一般镌刻在每个人的灵魂当中,成为共通的生命体验.

然而,饶是坟茔在文化层面上意义厚重,但在河南诸县的推土机前不过是些微黄土.

在全力运转的政府主导下,当地“平坟运动”步步紧逼,孤坟荒冢次第消失,数百万座坟墓被平迁.对于“平坟运动”,当地官员辩解为“方便大机器生产,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无牙无口不能自辩的茕茕坟茔,竟然被摆在了所有活人的对立面.

然而,政府平坟与否岂能全以经济利益为判,毫不考虑道德人伦?人皆为父母所生养,平坟者亦有祖宗坟茔,这种“你拆我坟,我毁你墓”的行为,能让自己免于良心的谴责吗?

更值得追问的是,河南作为中原文化发祥地,曹操墓、太昊陵都是占地惊人的庞大陵墓,它们又是否“与活人争地”呢?如果王侯将相之墓能传之万代,升斗小民的坟就只能湮没无闻吗?同样是坟,若能为政府招金揽银,恐怕在规模上还能不减反增,反之则被推土机一推了之,如此选择性平坟对于世道人心的败坏恐怕流毒无穷.

诚然,中国土地资源有限人所共知,耕地保护的严峻现实也值得各方高度重视.“平坟运动”之所以演变为如今海内扰攘的情状,部分肇因于坟地的性质特殊不易处置,但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所做所为之简单、粗暴、悖情、枉法.

行政法学中有一个“帝王条款”叫做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具备正当的目的,使用温和的手段,且手段与目的之间相匹配.这就要求政府在做出任何一个举措之时,都必须考虑是否有负面影响更小的其他备选方案.

耕地固然价若黄金,但是用怎样的手段更好地实现保护的目的,才是值得深思的关键问题.相较于平坟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严格土地审批制度或者开发利用农村闲置耕地,可能都更为和平顺当.

政府行为却弃易从难,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而自陷于巨大的是非漩涡之中,殊为不智.

法不强人所难,行政行为同样应当具备内在合理性.尽管坟地在法律属性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是其存在无疑直接影响着死者后代的人格尊严,可视为具有财产性质的人格利益,政府至少应当在充分考虑当地习惯的前提下,尊重坟主后人管理与维护祖坟的权利.

清明重阳,后人寄哀思于坟茔,诉衷肠于松柏,这不仅仅是古老相传的文化习惯,也是法治时代的基本权利.

此外,反观河南地方政府所为,一方面是拆坟毁坟时的兴师动众,一方面则是公墓建设的迟缓滞后.来年清明,普通村民再想焚香祭祖却发现无坟可拜,家族传承被政府生硬斩断,这样的行为怎能不让后代儿女心寒不已.

这一“靠死人出政绩”的行为背后的逻辑,值得每个关心自身权利的人反思与警惕.

区别于西方国家对于公权力保有的深深怀疑与恐惧,一直以来,中国的行政权力却有着封建家长制般的武断与自负.行政权力的行使者以民众利益的写作技巧人自居,以至于常常剥夺了民众的自决权而代之以权力的意志.此次“平坟”便是首先将坟墓摆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以“维护活人利益”偷换概念,抢占话语上的优势.

吊诡的是,往往这种排除民众参与的决定会屡屡造成与初衷相背离的后果.民国时“打倒孔家店”也好,建国后“破四旧”也罢,风俗的韧性远远超出了移风易俗者的能力与决心.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繁复的法规条文彼此“打架”也为权力运作失范提供了客观空间.

民政部门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平坟”的权力一般被认为来自于《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

但是,上述“强制执行”的规定在2012年1月1日行政强制法生效后,就面临挑战以变革所需.因为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这意味着《殡葬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无权对强制执行作出规定.

将彼此冲突的法律条文进行清理与修改,理顺法律位阶关系,无疑是解决殡葬执法问题的当务之急.

归根到底,坟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更是执政者的问题——到底是尊重公民权利还是无视民众呼声,到底是坚持法治原则还是凌驾于人之上.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富强的道路上求索,但是须臾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生活其中的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一处孤坟,四尺见方,却成为强大公权与羸弱私权博弈之所在.不论过程如何漫长曲折,结果如何令人惆怅失望,我们仍要将最大的敬意献给故去的先辈,希望死者能够长久安息于地下,生者能够安宁和谐于当下.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