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8800元的危机背后

近年群体性欠薪事件普遍带有矛盾对抗易激烈、处置难度大、影响广泛等特点,处理过程和结果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一场风暴.

“我就是干活儿的,我干了活儿,你们付工钱天经地义！”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掀起一个小小的波澜.

张正标和王志兵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的活儿,不但工钱没拿到,自己“农民工”的身份被否定了,拖欠工钱的单位也变得模糊不清.

在临界点

2007年3月,张正标和王志兵,共带着51名同乡,跟着包工头赵兵在太原市飞机场从事新候机楼装饰工程中的脚手架安装工作.2008年7月工程完工,包工头赵兵支付一部分工资后,就以上级发包单位未付清钱款为由不予支付.

438800元！工人们急了,他们跑到政府、人大、信访办等讨说法,也围堵飞机场施加压力.

近年群体性欠薪事件普遍带有矛盾对抗易激烈、处置难度大、影响广泛等特点,处理过程和结果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一场风暴.2011年6月,潮州古镇,四川籍19岁青年熊汉江向老板讨要3400元工钱的小纠纷,却点燃了潮州人和在潮四川人之间的战火,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惊动全国的“城市内战”.

就在张正标和王志兵等50多名工人也几乎到了疯狂临界点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一个意外的点拨.

庭审风波

2009年年末,几个疲惫又焦躁的工人出现在山西省法律援助工作站,他们忐忑不安地打听自己被欠薪的事工作站管不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张正标和王志兵决定回去和工友们商量商量打官司.

春节刚过,工作站的律师冯峥再度接待了他们,工友们决定打官司,讨薪！然而此刻摆在冯峥面前的是一个牵扯主体过多,证据十分匮乏的案子.经过对案件法律关系的仔细梳理,冯峥认为,本案发包单位是太原市飞机场,总承包单位是山西省建筑总公司,候机楼装饰工程是由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包工头赵兵是从上海华艺公司承包的活儿,而赵兵没有任何资质或挂靠公司.因此,上海华艺公司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资质.

在与张正标、王志兵等工人沟通后,冯峥在开庭前,动员赵兵来到工作站向其了解案情,并取得他的配合.

没想到,庭审现场,先是山西民航机场集团公司认为原告王志兵是包工头而不是农民工,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未经劳动仲裁程序.后上海华艺公司也不认可该欠款,并当庭出示了一份与山西天宇建筑租赁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其上显示山西天宇建筑租赁公司的负责人是赵兵,赵兵当庭认可了该公司存在.这样,本案的用工主体一下子变成了山西天宇建筑租赁公司,工人们被拖欠的工资与上海华艺公司无关.

法庭上立即出现一点小小的骚动.“是有点意外,但我的心情还是很平静的.”冯峥的镇定,使法庭上一度情绪激动的工人得到些许安慰.

在法律上,拖欠工人工资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应当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但因工人们没有与上海华艺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无工资条等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只有三份工人的现场通行证上盖有上海华艺公司的公章,以证明这三名工人与上海华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却无法证明其余工人的身份.如果按照法律程序,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劳动关系后才能索要工资,程序上不仅时间长,而且就现有的证据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

原本冯峥希望通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避免漫长的劳动仲裁,不想突然杀出个山西天宇建筑租赁公司.

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背后,往往有多种权利义务主体间复杂的法律关系.特别是建筑行业,运作长期不规范,承包人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欠薪的重灾区.

第一次庭审之后,冯峥立即向省、市两级工商局查询山西天宇建筑租赁公司资质,并再次与赵兵进行沟通,向其讲明法律规定.赵兵这才明白,伪造公司触犯法律,在法庭保护“哥们儿”做检测证是又一次触犯法律,遂决定找法官说明此事.

法律通道

2010年12月13日,是让张正标和王志兵们无比痛快的一天,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上海华艺公司与赵兵连带承担支付工人工资共计438800元.

然而,本案被告之一上海华艺公司不服原判,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经过太原市中院二审,在冯峥的努力下,2011年6月16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直以来傲慢的上海华艺公司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农民工欠薪问题由来已久,8年前,重庆市云阳县一起“总理为农妇讨薪”事件掀起了全国性的“风暴”.

那时部分地方“欠账搞建设”成风.2003年年末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进城务工人员被拖欠的工资高达惊人的1000亿元,其中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的比例高达72.2％.全国1.5亿进城务工者中,只有6％的人能按月领取工资.

2003年11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当年12月初,原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求各地限期清偿拖欠工程款,严罚拖欠民工工资者.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规定,对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纠纷,要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

但欠薪问题仍时有发生.2011年,重庆局刑警一名负责人偶遇工地保安追打讨薪民工,亮明身份制止却遭围殴.重庆江北区警方连夜调查,抓获黑包工头俞某及其20余名打手.并促使67名农民工领到了被拖欠的81万余元工资.

重庆警方为民工讨薪赢得了网络一片赞叹.但也有网友认为,靠特警为民工讨薪,显示了法律的缺位.

农民工讨薪,一般只能通过向劳动部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但劳动监察部门由于人力局限等各方面原因,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的讨薪纠纷.即使有的农民工选择了法律途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都败诉”.原因在于,一方面很多农民工没有注意保存有利证据,另一方面,他们一般没钱请律师,

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支持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农民工比较密集的大中城市推动建立了25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山西省法律援助工作站就是其中之一.两年来,25个工作站共法律援助案件3774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近1.3亿元,培养了近百名专职给农民工免费打官司的专业社会律师,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解决农民工依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新路.

王志兵、张正标等51人诉赵兵、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山西民航机场集团公司拖欠工资一案,是山西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站近四年来普通的一个案例.法援不仅帮助张正标和王志兵讨回了工钱,更重要的是为农民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权利打通了道路,极大避免了恶性讨薪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