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探析与反思

作者简介:陈聪(1981- ),男,江苏大丰人,解放军理工大学军事法学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军事法学,张红生(1962- ),男,安徽无为人,解放军理工大学军事法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军事法学.

摘 要: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糅合,导致了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裁判案件的法律渊源都有着独特的特点.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的形成和当时法官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有关,也受官场规则、民意、舆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司法语境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古代司法活动高度行政化的传统对今天司法裁判的影响.

关 键 词 :裁判,法律推理,规范,民意

中图分类号:D91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4-0066-04

一、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方法

1.古代法官裁判的事实认定

在发现事实和事实认定方面,中国古代法官强调还原客观事实,而否认或忽视通过法律程序得出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按照现代法治理念,在诉讼中法官不可能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事实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时间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官都不可能在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描述、再现客观事实,即使某些当事人能够准确描述、回顾客观事实,司法机关、法院法官一般都不会相信或采纳.所以,法官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但由于在古代中国分权未立、权力合一,从而导致了司法活动过程中起诉、侦查和审判等活动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的司法过程.[1]司法资源也相对比较短缺,勘验、鉴定技术也不发达,无法通过缜密的技术活动和繁复的法律程序还原出“法律事实”.所以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更加重视证据中的口供,更多的是采用法官的“权威”或“智慧”来迫使当事人说出“客观事实”.如,营造公堂之上威严肃穆的气氛引导当事人只能说真话,“惊堂木”或“大刑伺候”强迫当事人说真话.或法官发挥“智慧”获取当事人描述的“客观事实”,比如运用欺诈手段从当事人口中引出事实,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提取证据的方式在古代反而是法官智取证据、巧妙判决的经典案例.在法官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的前提下,这样一些独特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反而会更接近事实真相,裁判案件也更容易接近实质正义,但却牺牲了形式正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官往往正是在事实认定时将“权威”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者.一些耳熟能详的清官断案故事中,法官发现案件事实所运用的“智慧”通常都是故事的经典之处.但如果法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则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形式正义,结果往往实质正义也没能实现.

2.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

从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来看,古代法官并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经验.这似乎和美国法官霍姆斯强调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不谋而合,但中国古代法官却可能在经验面前完全抛弃逻辑.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具体体现为并不绝对采用通常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方式.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使用的推理模式主要是演绎式的,往往从一种大的和法律原则出发,将其作为尺度衡量他所面对的案件事实,从而得出最终判决.[2]规范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规范,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规范.古代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目的解释优于文义解释.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3]古代法官在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中,一般不死抠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而探求法律条文背后的规范.他们经常在法律之外发现解决案件的新规则和新方案,从而面对案情不是直接适用白纸黑字的成文法,而是在国家法律之外、在人们情感当中寻求平息解决案件的具体方式和规则根据.[1]甚至,这样的法律适用会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突破成文法的明确规定.这样的司法活动不讲究严格的解释与推理技术,更多的听凭直觉与经验,法律任凭官员任意解释和自由裁量,也容易导致擅断和舞弊.但是,这样的推理方式恰恰能够弥补法律条文僵硬的局限性,缓解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张力.古代很多经典的案例正是通过法官的突破性的解释和裁量后作出的.

古代法官裁判过程中模糊的法律推理与任意的自由裁量是与古代司法担负“教化”百姓的任务不可分的.古代司法具有辅助道德教化、逼人向善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司法裁判要注重社会效果.司法评价要和道德评价相一致,导致了司法对在道德上正面评价的案例一定要给予正面评价,在道德上负面评价的案例一定要给予负面评价.所以,司法的道德教化作用使得司法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不得不依附于道德规则.在这之中,法官的法律推理和自由裁量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法官出色的“跳跃式”的法律推理和“超级自由裁量”[3]来实现司法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一致.道德评价既包括符合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道德,也包括乡土生活中形成的情理规范.道德评价指挥法律评价使得儒家的天理人情遮盖了法律逻辑,上的和谐要以司法中的反逻辑为代价.这是我国传统司法制度区别于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在《威尼斯商人》的戏剧中,安东尼奥战胜夏洛克依靠的是严密的法律逻辑,即合同约定是一磅肉则需割不多不少正好一磅肉且不得流血.而在中国清朝的“斗米斤鸡”案中,知县段广清依靠的是“跳跃式”的法律推理,将“斗米斤鸡”这样一个不真实的谚语作为裁判的前提来使裁判尽量公平.这些导致了司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总是处在一个维护礼治秩序工具的从属地位,进而法律以及司法的独立地位、制度与技术上的渐次完善以及整个法律体系创造性变革等等的可能性都不会出现了.

3.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渊源问题

从古代法官裁判的目的来看,无非在于维持治安、解决纠纷,治理好某一国家或地方,创造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而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观念一直对法律在创造和谐社会环境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它认为、道德乃是国家治理中更为根本的因素.[2]因此,古代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成文法并不作为唯一的法律渊源.西汉汉武帝时期至隋唐时期,法官裁判案件曾盛行“春秋决狱”,即法官不具体引用国家正式的法律,而是凭据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来断案.隋唐以后也常有法官撇开法律而径直依据情理或其他非成文法渊源判决案件的情况.传统观点常常将“春秋决狱”等儒家经典和社会情理,作为法官审判案件法律渊源的审判活动视为专制统治者破坏法制、出入人罪、滥施刑罚的表现.事实上,这一特点是由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目的和目标决定的.一个优秀法官审理案件时所追求的目标并非严格地适用成文法,而是通过对子民的教导以达到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消灭诉讼的目的.这就使得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渊源更加丰富,从而导致裁判案件至少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实体正义优于形式正义,二是格外注重案件裁判的社会效果和导向.这也导致了中国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推理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二、影响古代法官裁判的主要因素

1.中国古代法官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

在清末仿行宪政期间进行官制改革之前,中国古代并无独立且专职的法官或刑官.司法是官僚进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并未和行政脱离,隶属于行政.这一前提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司法权“行政化”的特点.

古代的法官人员成分构成复杂,尽管各个时期情况不一,但大抵包括这么几类:一是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如县官、州官等地方行政长官,二是专职的各类司法人员,包括的司法机构和地方的司法佐吏,如机关的大理寺、刑部等和地方的司法参军事、法曹参军事等,三是君主作为最大的法官可对全国的重要案件进行监督或审理,除此之外还包括刑名幕友等司法辅助人员.除君主和刑名幕友外,古代“法官”都属于行政官员,选拔途径与行政官员的选拔途径相同.隋朝以前,有乡举里选、察举、九品中正等官员选拔办法,从隋朝至清末,科举考试一直是选拔行政官员的主要办法.因此,古代法官大多数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进行选拔的.科举制度在各个时期均有所不同,如科举的考试科目早期分科较细而后期趋于统一.唐代的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科举考试尽管有分科,但主要的仍属“通才”型教育.[4]以科举制作为法官选拔的主要途径导致了人们进入法官行业不需要专门性的法律知识,法官所需要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知识无法通过这一官吏选拔体制得到满足.相反,经学等传统的政治知识则是必顺掌握的.古代法官在断案过程中,也更多的运用这些政治知识.政治知识是所有官僚都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所以从官员选拔的角度来看,古代法官的遴选与其他官僚是没有区别的.刑名幕友往往拥有一些专业性知识,用来弥补行政官员专业性知识不足的缺陷,但幕友并不是正式的法官.法官在任职过程中可能会积累一定的专业性知识,但即使这样,法官在断案过程中,政治知识可能更加重要.另外,古代的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不是单纯的审级关系,同时也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关系.由于上下级法官之间有严格的监督关系和连带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并不是司法知识的问题而是行政管理知识的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与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以及了解辖区的风土人情.[4]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的律学教育最终由盛而衰的原因.同时,司法官员与其他官员的互换也是很正常的,如在宋代,礼部尚书迁转的普通情形是刑部尚书,而刑部尚书则迁转为户部尚书,而工部侍郎则也可在普通情形下迁转为刑部侍郎.与其他行政官员频繁的调换也导致了法官在任职过程中习得的专业性知识难以积累.知识背景的相似使古代法官并没有脱离其它官僚群体而具有独立的情感、、组织,也使得古代的司法活动具有高度行政化的特点.

2.官场规则、民意、舆论等其他因素

古代法官裁判还受诸多其他因素所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包括官场规则、民意和舆论.在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这几个要素都对案件的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

官场规则会对案件的裁判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古代的法官一般都是行政官员,在司法过程中的仕途风险较大.古代司法制度中的监督机制较严密,上下级之间层层监督而且责任连带,上级官员发现下级官员错判可以对其进行惩罚,但如果其疏忽了就有可能被连带受罚.这使古代法官在仕途中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4]有人总结:“法官的仕途比一般官员要艰险的多.即使是司法机构的官员,也很容易丢官降级.明代125任刑部尚书中,就有25人在任内被处死或刺配充军、降级为吏、削职闲住等处罚,占了五分之一.[5]因此,古代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得不充分考虑官场的规则,确保裁判的案件过得了官场,以规避司法风险.由于司法监督严密,法官裁判案件可能会频繁地进行上下级之间的沟通,甚至顺着上级的看法裁判,这也从根本决定了古代法官无法独立.

在传统法官眼中,司法裁判是应该“为民做主”,反映民意的.司法作为管理社会的手段和解决纠纷的途径是应该合乎百姓的朴素的正义观的.民意对案件的评价往往也会影响到法官的政绩和声誉,案件裁判符合民意反映法官司法裁判的技巧高超.一个判决公正却和民意相悖的裁判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裁判,相反,历史上一些经典的判决都是和民意相符的.因此,古代法官裁判案件要过得乡场,可能会受到民意的影响和牵制,使法官裁判案件体现出一些平民化的特点.

三、基于当代司法语境的反思

1.关于现代法官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

我国现代法官的选拔和知识背景一度和古代很相似.在建国后的长期一段时间内,法官的选拔往往是完全依靠组织部门的任命,并不需要专门的考试.法院是阶级斗争的“刀把子”,担任法官的首要要求是根正苗红、政治合格.大量的转业军人进法院也体现了法官选拔非专业化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导致了和古代相类似的结果:即法官没有脱离其他官员具有独立的情感、、组织.法官断案依据的知识既包括法律专业知识,也包括政治知识.法官长期由行政机关或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机关所管理,如政法委等,容易沦为行政的附庸.法官断案除了运用法律知识外,政治知识或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如断案时考虑稳定的因素、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或利益等.这些也导致了现代司法活动长期具有高度的行政化特点.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官的选拔和知识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和《公务员法》的颁布,使得法官的选拔采取了与以往从未有过的方式进行.第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保证了法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专门的法律知识学习,如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有一定的学历要求.第二,法律职业资格制度要求从事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法学素养,转业军人进法院一般也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转业军人.第三,公使得过去那种纯政治性的法官选拔方式不再存在,代之以专业知识考察和司法技能考察为主的考试选拔方式.这些都使得法官的知识背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法律知识、法律逻辑和司法技术在法官的知识结构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也成为现代法官断案区别于古代法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专业性知识在现代法官的知识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政治知识对于现代法官影响仍在.法官仍然需要掌握足够的政治性知识才可以规避可能的司法风险,如在国家或地方追求GDP时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要有案必调等.甚至,对本地区的人际关系网的了解和态度也成为法官知识背景中的政治性知识,仅具备专业性知识而缺乏政治知识的法官在断案和工作中可能会举步维艰.由此,在法官的知识背景方面,我国现代法官超越了古代法官专业性知识的局限是法治的进步,但对于政治性知识的排除和减少确是我们司法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这可能也是现代法官脱离其它行政官员群体而具有独立的情感、、组织的关键.

2.“法律事实”的认定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活动一直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原则.如今,随着我国的司法理念由诉讼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我国诉讼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不应该是“客观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法官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在这一点上,我们实现了对古代法官的突破.但当我们把视野从法官裁判案件放大到整个司法活动中时,便发现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在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与古代法官类似,更多的运用“权威”和“智慧”来获取案件事实真相.一些侦查案件的技巧和方法似乎是对古代法官的继承.如古代法官威严的喊出“从实招来”与现代侦查人员正义地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似乎异曲同工,古代法官可能会通过安排当事人“密室相会”的方式获取案件事实,而现代侦查人员却通过监听的方法搜寻破案线索.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古代法官面临的问题在我们今天重现.

3.法律推理中的自由裁量

在当代中国,法官裁判案件需要运用各种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技术.法官适用法律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推理过程,即以选择的法律规则为大前提,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方法推出案件的处理结论.单纯凭借经验进行“跳跃式”的法律推理和“超级自由裁量”的法官在现代法治国家无立足之地了.但道德规则在法官进行法律推理或法律解释时究竟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缺乏变通的完全按照法律条文进行文义解释,很可能使司法裁判呆板不近人情,结果悖于对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而中国当代的法官却正有这样的裁判非道德化的倾向,将法律条文的机械适用将使法律蜕变为僵死的法条.如台湾的“诽韩案”机械的依据台湾地区的“刑法”判决成立被作为旁观者的学界人士指责为“文字狱”.[6]这样的非道德化倾向使司法裁判变的僵硬,无从灵活地及时地适应变化的社会生活.有时也使得司法显得很苍白无力,降低了司法在人们心目中的作用,也造成司法和社会大众之间的隔阂或脱离.[7]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古代法官的道德化的法律推理和自由裁量固然会使法律完全沦为道德的附庸,但完全脱离道德规则的司法裁判却会使法律彻底失去自己的生命.

4.民意、舆论与现代司法独立

重视民意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司法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可以防范司法成为的工具.但是,司法过于顺从民意也极容易导致法官忽视法律自身的内在价值,而重视外在价值并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8]法律精神与民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司法活动的专业性也决定了司法裁判的结果未必和民众期待的结果相一致.在今天,过度顺从民意的司法传统一定程度上被继承下来.但是,重视对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强调案件处理要赢得人民的满意,很容易导致非专业的民意对专业法官的要挟.同时,在现代媒体发达的情况下,民意很容易在媒体的引导或操作下呈现极端化、狂热化的趋势.在刘涌案中,民意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介最终影响了司法,案件最终顺应“民意”被改判了.在近年来的邱兴华案、许霆案、案、孙伟铭案中,民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发挥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和防范民意对司法的要挟便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现代司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对民意的尊重不是直接把多数民众对个案的意见移植到裁判中,司法过程中也不允许对各种可能的裁判事先进行民意测验,司法独立也要求法官裁判尽量少受媒体和舆论的干扰.严格执行根植于民意的法律并接受民众对于法官是否遵守法律程序的监督,才是法官对民意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