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义解释――法律解释方法的优先选择

摘 要 在所有的法律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是最基本的方法,其他解释方法不能超出文义解释所能涵盖的范围,否则将损害法律的可预测性,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本文评述了上海爱邦铝箔制品公司一案判决,认为法院突出运用体系解释和反面解释方法对法条进行解释是与法条自身含义相违背的,其他法律解释方法应以文义解释为基本出发点.

关 键 词 文义解释 积极意义

中图分类号：D90 - 055 文献标识码：A

法律解释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者方法,即按照什么样的方法解释法律能得出最为恰当的法理含义.只有在文义解释不能清楚的解释法律条文含义或者说有其他的排除文义解释的理由时,才有必要考虑其他解释方法.梁慧星教授也曾经指出：“民法解释学上有一项重要原则：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都不得违背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

一、文义解释成为最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必然性

文义解释,是指法官从法律规范所使用文字的通常含义来确定法律真实意思的解释方法.构成法律条文的语言,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的地方,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是明确的,但其边缘意义则是不清楚的,适用法律时首先应阐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

文义解释作为最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有着客观上的必然性.

首先,文本的字面含义通常就是立法者的真实意图.在人民法院每年审理的几百万件案件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就是法官所欲寻求的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即立法者的立法意图.真正需要到文字背后去找立法意图的只是少数案件.这一现象说明了文义解释法所蕴含的一个前提性论断：如果法律文本是清楚的,则应循文本之含义,无需再作解释.

其次,文义解释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在法治社会,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人民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规制,而遵守法律的前提就要求法律是清楚明白,能为一般人民所理解的.可见,清晰明了的法律措辞是法律受到尊重的形式要求,而文义解释又是实现这一要求的基本方式.德国法学家恩吉施也认为解释须接受文义的约束,这是法律思维的最主要形式,是法治国家的核心内容.

最后,文义解释成为最基本的解释方法是由法官地位所决定的.法官被称为是法律的奴仆,立法机关的传声筒. 法官不像议员或是人大代表那样是人民选出来的,是民意的代表,法官的选任不具有民意性,法官的任命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中立性和职业化.这要求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要从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出发寻求法律条文的真实含义,而不能离开法律条文对法律规范进行随意的解释.

本应成为法官首选解释方法的文义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被正常的运用,虽然这跟文义解释本身的局限性有关,但是有的案件中,使用文义解释就可以清楚的知晓法律规范的真实含义,不需要再使用其他解释方法,并且一些法律条文如果舍弃文义解释,而使用其他解释方法则会出现与法律文本不一致或是背离的含义.上海爱邦铝箔制品公司一案的判决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对文义解释的舍弃

2006年11月24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金山分局的执法人员到上海爱邦铝箔制品有限公司食堂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食堂未取得有效食品卫生许可证而供应职工饭菜,金山分局根据《食品卫生法》第27条第1款、第40条和《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第7条第3款和第11条第1款第2项及第2款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该公司食堂予以取缔并罚款2千元.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缴纳罚款后,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开办食堂涉及众多职工,其食品卫生事关公共安全,与食堂是否营利无关,应属公共食品卫生监管领域,故原告提出其非营利性食堂不受该法限制的意见,与法有悖.根据《食品卫生法》第27条,第54条,卫生部《餐馆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和《上海市食品经营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规定,食堂应食品卫生许可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法院为何作出食堂应食品卫生许可证的判决,首先来看《食品卫生法》第27、54条的规定.

第27条第1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摊贩,必须先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第2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伪造、涂改、出借卫生许可证.”第54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指一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职工食堂、食品摊贩等.”

对于这几个法律条文的解释,法院运用了反对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法官认为,根据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对其进行反对解释,即凡食品生产经营者均须拥有卫生许可证,否则就不可能有伪造、涂改、出借等行为,对于食品经营者,第54条中又规定食品经营者包含职工食堂,结合第27条和54条可得出,职工食堂须拥有卫生许可证.

在这个案例中,法官运用反对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明显是与27条第1款对于卫生许可证取得主体的直接规定相违背的.而出现在这样的结果的原因不得不说是法官在解释时直接忽略了对第27条第1款的文义解释,滥用了反对解释和体系解释.适用反对解释的前提是其适用范围是封闭的,即若A能推出B,则非A也能推出非B. 显然在这个案例中食品生产经营者负有不得伪造卫生许可证的义务并不能得出它有领证的义务,二者并没有逻辑上A则B的关系.在单一条文不足以清楚的表明其自身含义的时候,联系前后条文,运用体系解释得出这一条文的真实含义,这种情况下适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在本案中却用不到体系解释.因为第27条第1款对于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主体有明确的规定,不存在任何歧视,通过文义解释就能清楚的知道这一条文的含义.而根据第27条第1款的文义解释可知,领取卫生许可证的主体只包括列举出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摊贩,职工食堂不需要领取卫生许可证.

解释法律首先要考虑其文义,而在不宜作文义解释,或者法律规定的文义需要以其他方法进行印证时,才须考虑其他解释方法.正如一句法谚说的：“文义如非不明确,即应严守.” 当完全放弃文义解释,只采用其他方法解释法条时就会出现像上述案例一样的情况,得出的结论与法条本身表达的含义相违背,使人们对法律规则含义的预期受到影响,使法的可预测性大打折扣.

三、文义解释的积极意义

文义解释的积极意义在于：限制了法官和行政官员以法律应当如何的个人观点取代立法机关观点的余地；激励了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保持明确和仔细,认真遣词造句,尽量避免隐晦的措辞；法院在遵循法律措辞的通常语义时,不再需要对最终目的的合理性以及手段的适当性作出其自己的立法性判断. 更重要的是,文义解释使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法律,明白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违反法律.

文义解释的这些优点来自于对法律规范的常义解释,之所以对法律规范进行直译是为了防止解释的任意性,肆意的法律解释不仅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更会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人们也不会根据法律来规制自己的行为,就会出现徒有法律而无可依的局面.黄茂荣教授也认为,人们一旦把直译演变为意译,就可能解释出“恶魔”,而恶魔的出现就可能导致任意,法律的规范作用就会丧失.为了防止解释的任意性,就必须强调文本对解释者的约束作用. 因此,任何解释都应当从法律规范的条文出发,法律规范的文义是所有解释的出发点和归宿,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优先选择.□

（作者：南京大学法学院10级法律硕士）

注释：

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适用.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0卷）.第402页.

[德]恩吉施,郑永流译.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以下.

陈金钊.文义解释：法律方法的优位选择.文史哲.2005年第6期.

参见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以下.

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参见孔祥俊.法律解释方法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页以下.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