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法律制度与写作技巧成本

摘 要 ：本文运用2007—2011年的数据研究了在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媒体报道对写作技巧成本的影响以及媒体报道作为法律外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报道能够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声誉机制以及间接通过影响内部治理机制有效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媒体报道与法律制度一样也可以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媒体报道作为一种法律外制度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公司治理改善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媒体监督；媒体报道；写作技巧成本；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7001207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新兴加转轨的环境下,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积累的监管经验比较有限,积极寻找和探索其他的法律外制度有助于完善中国现阶段的公司治理.媒体监督最近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被认为是新兴资本市场上一项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治理作用.Dyck 和Zingales以俄罗斯新兴资本市场为背景研究发现,媒体监督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负面报道拥有自己的价值[1].Core等研究了负面报道对高管过度薪酬的治理作用[2].徐莉萍和辛宇的研究表明,媒体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通过舆论监督对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发挥治理作用[3].郑志刚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能够直接或者通过改善其他治理机制的功能来间接改善下一期的业绩[4].

虽然大多数的经验证据表明媒体可以通过监督治理作用带来利益,但是这些检验结果都是非直接的,很少直接考察媒体监督对写作技巧成本的影响,有关具体途径的实证证据更是很少.Dyck 和Zingales认为,媒体报道可以通过影响公司对于资本市场的声誉而影响到公司未来的融资条款和融资能力[5].程新生等研究表明,媒体的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机制和信誉机制影响公司的融资,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效率[6].因此,我们不能将媒体治理带来的利益直接归因于媒体报道对写作技巧问题的抑制,可能媒体并不是严格地通过减少写作技巧成本而影响经济绩效,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如通过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影响公司的融资规模,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估值.本文从经理人写作技巧问题的角度分析媒体的治理作用,通过检验媒体报道是否通过缓解写作技巧问题而带来经济效益提高公司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媒体报道的监督治理作用.

我们运用2007-2011年的数据研究了在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媒体报道对写作技巧成本的影响以及媒体报道作为法律外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报道能够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声誉机制以及间接通过影响内部治理机制有效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媒体报道与法律制度一样也可以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媒体报道作为一种法律外制度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

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研究媒体报道是否严格地通过减少写作技巧成本而带来利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媒体报道的作用途径；另外,媒体报道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的实证结果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公司治理改善的途径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下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检测设；第三部分是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以及模型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检测设

(一)文献综述

当两权分离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发生偷懒、不当消费等行为,而且还可能为了实现私人利益而牺牲投资者的利益,此时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出现了写作技巧问题.Jensen和Meckling从理论上分析了审计、正式的控制系统、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和预算限制对股权写作技巧成本的影响[7].Jensen认为,企业闲置流量与企业成长机会对写作技巧成本有一定影响,在拥有较多闲置流量,并且成长机会较小的企业中,经营者与股东利益冲突较为严重,写作技巧成本较高[8].此外,现有文献还从信息披露（Hope 和Thomas,2008；周春梅,2009）[9,10]、公司治理（Singh 和Didson,2003；江伟,2011）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对写作技巧问题进行了研究.

信息披露的监督检测设认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使得投资者利用相关的信息来更好地监督公司的经营,监督管理者是否以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利用公司资源,阻止管理层侵占投资者的财富.Stiglitz 和 Weiss 指出,较大的信息流可以减缓委托人的写作技巧问题,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9].Hope 和Thomas研究表明,与那些持续进行披露的公司相比,没有进行信息披露的公司经历着严重的帝国建造问题,公司价值较低[10].Healy 和 Palepu通过检验信息披露对资产和投资项目价值的影响考察了信息披露是否能够减少管理层的资源侵占,结果发现流动资产在信息披露较少的公司中的价值要低于在信息披露较多的公司中的价值,并且信息披露显著地提高了过度持有的价值[11].这表明详细的信息披露方便了资本市场的监管,从而阻止了管理层将资金转移为自己的私有收益,降低了写作技巧成本.

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也可以缓解写作技巧冲突,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合理的资本结构、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和董事会结构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写作技巧成本.Ang等以1 708家小企业为对象研究了写作技巧成本与所有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规模、行业和资本结构以后,写作技巧成本随着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下降而上升[12].Singh和Didson采用资产周转率来计量写作技巧成本时发现,公司内部人持股越高,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利益越趋向协调,从而降低写作技巧成本[13].张兆国等以1990—200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得出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写作技巧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股权写作技巧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结构对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降低写作技巧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14].李寿喜以电子电器行业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国有独资企业的写作技巧成本高于混合产权企业,混合产权企业的写作技巧成本高于个人企业[15].李明辉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有助于降低股权写作技巧成本；当采用管理费用率衡量写作技巧成本时,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权写作技巧成本成U型关系；勤勉的监事会、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国有控股公司的在职消费较高但其资产使用效率也更高[16].吕长江和张海平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缓解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冲突,通过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路径实现了降低写作技巧成本的目的[17].杨华军和胡奕明考察了制度环境对自由流写作技巧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的发展存在熊彼特效应,可以降低自由流的写作技巧问题[18]. （二）理论分析

1媒体监督与写作技巧成本

现有文献表明,媒体的负面报道可以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声誉机制或间接通过影响内部治理机制来缓解管理层的写作技巧问题,降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发挥治理作用（Dyck等 2008；郑志刚,2011；李培功、沈艺峰,2010；于忠泊,2011）.

首先,作为公司异质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渠道,媒体报道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来使得资本市场参与者（包括股东、监管机构和公众）获得相关的信息来监督管理层,减轻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从而缓解写作技巧问题（Dyck 等,2002；2008；李培功、沈艺峰,2010）[5-19].Healy 和 Palepu指出,相关信息的披露允许投资者对公司更好地监管从而了解管理层是否以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来运用资源[11].于忠泊等的研究也表明媒体关注有助于信息的传递,减少了管理者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隐藏程度[20].Dyck和Zingales认为,媒体增加了不遵纪守法的代价和危险性,媒体的宣传能够增加公司治理问题的暴露程度,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增加公司治理问题被发现的概率[1].李培功和沈艺峰认为,媒体的负面能够通过引起相关行政部门的介入而迫使上市公司改正违规行为[19].杨德明和赵璨针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中“天价薪酬”和“零薪酬”等薪酬乱象,实证检验发现,唯有在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介入的条件下,媒体监督才能发挥治理作用[21].此外,媒体报道还可以帮助管理者获得更有用的决策信息,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减少写作技巧成本.

其次,媒体可以通过影响经理人对雇佣者和社会公众的声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Dyck 等,2008；Joe、Louis 和 Robinson,2009）[1-22].从Fama[23]的研究开始,有关财务的文献就认识到了声誉对约束管理层的作用.相关的媒体报道会对企业经理人的声誉构成影响,经理人出于维护声誉的目的也会调整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管理层还关心他们对于社会和公众的声誉,为了不在人际交往中出现尴尬,经理人还非常看重媒体关注对其社会声誉和公众形象的影响.Dyck 和 Zingales认为,管理层应对环境的压力并不是因为需要符合股东的利益,而是因为管理层害怕被认为是“坏孩子”[1]. 郑志刚认为,媒体负面报道能够形成对注重声誉的经理人行为的外部约束,从而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24].管理者为了挽回声誉或者不对声誉造成损失,或者出于对市场的压力而克服短视行为,放弃机会主义行为,努力工作提高决策效率等都会降低写作技巧成本.

最后,媒体还能够通过促进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来间接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媒体报道使公司承受着舆论压力,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公司会完善内部治理,从而对经理层做出更好的监督和激励.Joe等以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1997和 2000 年公布的美国最差董事会为样本研究发现,媒体对美国公司低效董事会的报道会促使董事会改善其效率,从而增加投资者的财富,发挥治理作用[22].郑志刚认为,负面报道不仅本身直接发挥公司治理作用,还将通过改善其他治理机制而间接发挥作用,例如,引起机构投资者对负面报道的关注并采取相应的行动[24].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第一个检测设：

H1：在相关环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媒体报道越多,写作技巧成本越低.

2媒体治理、写作技巧成本与法律制度环境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法律制度被认为是正式制度的一种.一般来说,正式制度只占制度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安排作为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人类行为约束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且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的国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或者替代的.

中国各地区的法律环境很不平衡.在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法律保护程度较强,执法效率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者的写作技巧问题.而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法律保护程度和执法效率都较低,既不能够在事前对管理者起到威慑作用,又不能够在事后对管理者进行惩罚[12-25].这时就需要媒体替代法律制度提供一系列的安排,来对管理者实施监督.也就是说,既然成熟的法律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那么,在尚不健全的法律环境下,可能产生其他替代机制,而媒体监督是法律制度的一种有效替代,能够起到监督治理作用.因此,媒体治理和法律制度在降低写作技巧成本时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一个富有成效的法律制度需要法律外制度比如媒体监督的匹配,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罗能生和黄上国认为,一定的正式制度安排只有与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协调起来时,才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减少摩擦,达到制度均衡,实现其预期效益[26].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能够促使正式法律体制更加健全,但媒体治理作用的发挥也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支撑,法律环境越好,法律执法效率越高,媒体作用的发挥就会越好.如果法律体制比较健全,媒体关注环境宽松,法律制度和媒体监督机制之间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法律制度特别是宪法体系为新闻媒体对于企业的外部监督提供了坚实的保障.Dyck 和Zingales认为,法律的执行和惩罚规模会影响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如果法律执行是有效的或者法律惩罚严重,那么管理者侵害股东利益的预期成本就会很大,管理者就不会行使其机会主义行为,写作技巧问题就会得到抑制[1].因此,在完善的法律环境下,媒体的治理作用越强,写作技巧成本就会越低,媒体报道与法律制度在降低写作技巧成本时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第二个检测设：

H2：媒体报道与法律制度一样都可以降低写作技巧成本,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或者互补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1年所有在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公司作为初选样本.根据研究设计的要求,本文对初选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ST、*ST以及五年内退市及暂停退市的公司 ；（3）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筛选后剩余样本4 765个.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泰安CAR金融数据库、CCER数据库及CNKI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的数据来自CNKI数据库里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我们将 MediaT定义为公司的总报导数目,将MediaN定义为公司的负面报道数目,并将公司的同一事件报道数目超过一次的按一次报道计算.

2写作技巧成本

鉴于目前最常用Ang等[12]提出的销售管理费用率和效率损失来衡量股权写作技巧成本的方法,本文也采用此研究方法,选取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替代变量.管理费用率用于反映经理层由于过度在职消费而引起的浪费,管理费用率越大,写作技巧成本越高.总资产周转率用来替作技巧效率,低效率反映了由于经理的错误决策如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或经理偷懒没有尽力增加收入等而导致对资产的低效率使用等引起的写作技巧成本,总资产周转率越高,写作技巧成本越小.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的资产规模（Size）、公司的资本结构（ER、BLR、BCR）、成长性（Growth）、公司的经营活动流（CFO）、公司治理（CG）、总资产收益率（ROA）以及交易状态（ST）变量.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公司规模（Jensen和Meckling,1976,1986）[7,8]、资本结构（Jensen和Meckling,1986；Ang,Cole和Lin,2000；张兆国,2005）[8,15,16]对写作技巧成本的影响.Jensen认为,自由流充足与企业成长潜力会影响写作技巧成本,当拥有较多闲置流并且成长潜力较小的时候,管理层可能会用于无效率的投资或者用于过度消费[8].而经营活动流作为流增加的一种方式可以影响经理人的可控流,进而影响写作技巧问题.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表明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影响写作技巧成本（Singh 和Didson,2003；李明辉,2009；曾庆生、陈信元,2006）[11,18,29].

我们对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检验、对数据进行了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相关性问题.通过Hauan检验和F检验可知,本文所选模型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EM）.为了体报道与写作技巧成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考虑到媒体效应的滞后性,相应的媒体报道采用了滞后一年的数据进行回归.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被媒体报道的最大值为598000、最小值为0000、均值为12438,标准差为30331,负面报道的最大值为10000、最小值为0000、均值为0332、标准差为0823.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上市公司之间被媒体报道的差异比较大,数据结果有利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二)媒体报道与写作技巧成本的关系检验

表3报告了模型1和表2不同的媒体报道替代变量的实证检验结果.由表3可以发现,媒体报道（MediaT）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与管理费用率在1%水平上负相关,说明媒体报道能够提高写作技巧效率,降低写作技巧成本；而负面报道（MediaN）与总资产周转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管理费用没有显著性的关系,说明负面报道能够提高写作技巧效率,而对过度在职消费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种结果或许与负面报道的轰动效应有关,高管的在职消费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媒体为了娱乐色彩和“轰动效应”,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自然会挖掘公司的负面新闻.因此,在职消费的负面报道可能是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娱乐心态而制造出来的轰动新闻,当媒体为追逐轰动效应而传播失实新闻时,负面报道可能不会起到降低写作技巧成本的作用.

(三)媒体报道、法律制度环境与写作技巧成本

表4是加入交互项之后的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媒体报道（MediaT）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和法律环境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媒体报道（MediaT）与管理费用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管理费用率和法律环境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负面报道（MediaN）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和法律环境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媒体报道（MediaT）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管理费用率和法律环境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上述结果表明,媒体治理和法律制度在降低写作技巧成本时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在1%水平上采用了Winsorize标准化处理方法,重新进行了回归,结果未发生显著性变化.我们对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用每年度的同行业中位数调整后检验,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变化.为了消除估计方法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用随机效应和OLS做检验,检验结果与结论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结合中国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因素,实证考察了媒体报道是否能够缓解写作技巧问题.研究发现,媒体报道能够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声誉机制以及间接通过影响内部治理机制有效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媒体报道与法律制度一样也可以降低写作技巧成本,媒体报道作为一种法律外制度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

上述研究结果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公司治理改善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不成熟、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公司治理有缺陷及成熟的法律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等原因,中国应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重视媒体的治理作用,充分利用媒体的积极作用改变公司治理状况.此外,由于媒体治理具有负面影响的“媒体轰动效应”,还应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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