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于革命,敢于夺取胜利

选集第四卷是指导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盼望了很久的“选集”第四卷,现在出版了.这对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著作的中的我国青年和广大人民,是一个极大的喜讯.选集第四卷是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的全部胜利经验的辉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和总结.因此,学习选集第四卷,无疑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并且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跃进.

选集第四卷各种著作的写作时期,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期,即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时期,实现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时期.

中国人民在抗日时期的主要敌人是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派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时的情况和任务是民族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派的地位,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了；这个时候,由于美国帝国主义主要地是企图通过援助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方法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或附属国,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务,也相应地改变为主要地是国内斗争的任务了.同志早在1945年5月举行的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就指出了这样一个人民革命的新的战略阶段的行将到来,指出了这个新战略阶段的任务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提出了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总任务,就是领导中国人民为建立人民的新中国而奋斗.抗日战争刚刚宣告结束,同志就在1945年8月18日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对于正在开始到来的新时期的情况和党的任务,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明.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实现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便为在胜利以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作为指导上述革命发展的伟大的能动力量的同志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即选集第四卷所收入的各种著作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是否敢于革命,敢于夺取胜利,以及如何夺取胜利的问题；以及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里只谈谈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的问题.

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同时准备以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

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完成新主义的革命,实现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党和同志在1945年5月就指出,完成新主义改革的斗争,必将遇到以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反抗,新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一投降,中国人民果然立即就面对着反动派所挑动的新的内战的严重危险.反动派得到了当时已经控制了国民党的统治区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援和大量援助,准备发动新的内战.但是,当时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因而他一面作全面发动内战的准备,一面采取“和平”欺骗的阴谋,所以就有1945年8月间的“三次电邀到重庆共商和平大计”；当着1945年9月和10月间的军队在平汉路南段、山西的上党地区和平绥东段三个战扬上对解放区的进攻遭到惨败以后,又有美国特使马歇尔在1945年12月间的来华“调停”.反动派在它的美国主子的策划之下,采取了同中国进行和平谈判的策略.他们的企图是,或者是不战而胜,即用谈判的办法骗使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从而大大削弱乃至于消灭；或者至少是赢得时间来部署和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由此可见,反革命势力对于革命势力的斗争,是有“两手”的,这就是和平谈判的一手和暴力镇压的另一手,而和平谈判是为准备暴力镇压打掩护的,并且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为了消灭中国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

针对着这种情况,中国和中国人民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只要有任何的可能,人总是愿意和平地取得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既然反动派方面表示同意我们党一贯的进行和平谈判的主张,中国也就采取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内和平、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而斗争的策略.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即使不能和平地取得革命的胜利,至少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以便在广大人民的面前充分地揭露和孤立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并且赢得时间来充分地准备以革命的战争去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既然美蒋反动派确实是在和平谈判的掩护之下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我们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就不但决不允许在谈判中牺牲人民的基本利益而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而且决不能放松对于以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准备.这“两手”之中,准备革命、准备革命战争是主要的.从人民方面来说,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的战争,都是为了达到消灭反动派、实现人民革命胜利的目的.

同志在这个时期的著作,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伟大的典范.在1945年8月13日所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和同年10月17日所作“关于重庆谈判”的两个报告中,同志着重地批评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以为内战不一定会爆发的幻想和惧怕内战的心理,指出了我们的方针是领导人民为制止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而斗争；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要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就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打内战、把中国变为美国的附庸的方针也是早就定了的；因此内战危险十分严重,我们对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必须处在完全有准备的状态.对于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有精神准备,和对于这一点没有精神准备,是大不相同的.陈独秀领导时期我们党没有这种准备,曾经造成了革命事业的严重失败.同志同时提出了要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决不把人民的抗日胜利果实拱手让给反动派的原则,而反对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的机会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