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改土归流”辨

摘 要：雍正一代,是清王朝历史上较有所作为,雍正即位便着力于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他认为“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之”.改土归流,是雍正帝所推行的经营边疆及民族地区的主要政治措施.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上疏,列举土司制之弊,请改土归流.雍正采纳其议,大张旗鼓地进行改土归流,其时间主要集中在自雍正四年至九年,清廷改流的重点则放在云、贵、湖广、广西和四川,清廷依仗武力,主动出击征讨,废除大量土司,并将十余处原无统属的“化外苗疆”开辟归流.据统计,雍正朝改流规模之大是空前的,雍正一朝共革除土司220家,其中贵州15家,云南17家,广西10家,四川69家,湖广109家,①这其中还不包括土司改流中被一起革除的土司属下.改流以后,清廷在上述五省共设流官治所152处,云南36处,贵州31处,广西20处,四川23处,湖广42处.其中流官中府、州、厅、县以上者93处,州县以下59处.②可见雍正朝之改土归流力度之大,牵涉面之广,可见清廷推动改土归流决心之强,但与此同时,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则是在康区原有的土司却重新颁给印信号纸,予以肯定,不仅如此,在此期间还新封了德格土司、霍尔五土司、瓦述各土司等许多土司.就连地处改流范围内的木坪宣慰司（地在今宝兴县）,因其与打箭炉之明正土司紧密相关,亦被保留了土司制度.为何同样是雍正一朝,却有如此迥异甚至矛盾的政策,笔者试对其进行粗浅的分析,因功力有限,难免贻笑大方.

关 键 词 ：改土归流 西南地区

一 、国家政策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自然与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历史上所形成的各民族地方势力,通常都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割据自守,因而不足以对中原地区构成军事威胁.但若受到外力裹胁时,地方势力却会转变为威胁中原安危的劲敌.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元蒙统治者就注意到了西南特殊战略地位的可利用价值,并形成了建构弧形“包围圈”剿灭南宋的战略构想.元太祖成吉思汗曾问谋臣郭宝玉统一中原之策.宝玉答云：“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③表明了西南在统一全国的重要地位.

清廷入主中原之初,因政局未稳,边疆亦复多事,明知西南战略地位险要,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待到“三藩”之乱平定,台湾亦顺利回归后,北方蒙古准噶尔部一跃成为清廷的西部劲敌.为了彻底击败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清廷多次与准噶尔部在蒙古高原西侧展开大战,但却未能彻底击败准噶尔蒙古.这就迫使清朝不得不在四川松藩、青海西宁至大通一线,构筑牢固的军事防线,实施被动设防.为了应对新出现的边防危机,清军两次入藏“驱准”,结束了漠西蒙古挟持割据自重的局面,开创了朝廷直接控制西藏地方政权的新时期.雍正初,在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中,清军又乘机将康区北部各土司招降.至此,和硕特部势力全部被驱逐出康.虽然如此,但清廷这时期的国防战略目标仍然是击败漠西蒙古,而此时的具体决策指向则是那些可能成为日后反击蒙古准部内隐的各民族地方势力.决策目标是建构全面反击漠西的南线滩头基地.决策内容是厉行“改土归流”和武力开辟“苗疆”.在国家财力有限、驻军有限,且边远地区后勤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无法对西南地区进行全面而大规模的改流,若操之过急,因土司自身具有的浓厚的封建割据性,则可能驱使各土司倒向蒙古各部,这样的例子并非无先例,如吴三桂叛清之时,明正土司为了摆脱和硕特营官的控制便急不可耐向吴三桂投诚,最后导致被杀.④因此清廷只能选择有步骤、耐心的在西南地区,对一部分土司进行改流.相对于刚刚归顺且在地理位置上更被漠西蒙古影响的康区,无疑在相对接近帝国核心范围且远离漠西蒙古势力影响的云南等地“改土归流”更为合适.即使如此,鄂尔泰在对雍正的奏报中仍提出“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欲改土归流,非用大兵不可”⑤事实也同样证明了鄂尔泰的预计,即使在改土归流难度相对较小的云贵,因苗疆情况过于复杂,用兵的规模大大的超出了预先的估计,结果造成了将士疲于奔命的被动局面,贵州全省的兵力几乎星夜兼程赶赴苗疆,结果全部被牵制在苗疆,而无法自拔.⑥相对于康区情形较为简单的云贵地区改流都遇到了如此大的阻力,面对地理、人文、政治势力远较其错综复杂,军队补给更为困难,改土归流成本更高的康区,在国家财政与军队同样深陷在苗疆泥潭之中难以分身,清廷不得不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二、问题

蒙古各部皈依藏传佛教为时甚早.而皈依的原因正在于利用宗教的力量强化内部的统一与联系,这乃是蒙古各部退出中原后,都不断向西藏伸手的根本原因.诚如乾隆帝说,“盖中外格鲁派,总司以此二人（即和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⑦意大利学者伯戴克也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准噶尔成功地把拉到他们一边,那么居于战略地位的,为中国防守西部边境提供相当大一部分军队的蒙古王公的忠诚就会受到影响.”而清廷统一中原,所采用的战略正是首先向西,收服和联合长城以北的各蒙古,从北面对蒙古形成包围之势,为了维系和巩固与漠南蒙古的联盟,争取漠北蒙古以及卫特拉蒙古的归附,本来信奉萨满教的清廷对藏传佛教越来越重视,转而尊崇蒙古族广泛信奉的格鲁派,“兴黄教,即所以安重蒙古”⑧成为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而这项政策早在努尔哈赤时已经发端,到皇太极时已非常成熟,这项政策用意在顺治帝册封五世则已经非常明显,清顺治封不在北京,而是封之于代海之滨,盖由于此时此地内蒙古各部汗王正在集合,觐见,以此彰显清廷尊重,而拉拢重蒙古.对于藏传佛教盛行的区域,清廷往往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雍正帝也曾经提出：“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此朕瓒承先志,维护黄教之意也”.⑨康区为藏传佛教盛行之地,且自固始汗击败白利土司,设霍尔十三大寺后,黄教因此也在康区兴盛起来.对此,清廷考虑与等关系,对在此地改土归流也持谨慎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因阿尔布巴之乱西藏动乱不安,正在康区暂住,如此时贸然在康区进行“改土归流”,一旦生变,作为清廷十分重视的黄教教主的稍有不测,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