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改历与新旧历法之争

孙中山宣布改用阳历

1912年1月1日,西洋历新年的第一天.

晚10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发表誓言.

随后,他当场发布《改用阳历令》,以当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

中国自古以来,历法是皇权的象征之一,故历书的颁行从来都是朝廷的事.而被称为“小历”、由私人推算的历书,在民间也一直十分流行,出售私编历书也是一种生财之道.康熙年间,因为所颁布的《七政历》没有一般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内容,民间便有人私自编纂《便览通书》,作为射利之用.民国成立之后,私人推算历书之事虽被废止,但由于没有一个专门的机关统一颁历授时,在市面上,私编历书仍在出售.这些自编的历书大多依据旧法推算,但推算方法和数据却是各不相同,各行其是,混乱于是在所难免,由此而引出的纠纷不断.

如此混乱的局面当然不利于新政权的运作,而要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改用阳历令》虽然已同大总统的就职一并为人所知,但是真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并不那么简单.编制、颁行新历书就这样摆在了新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面前,而任务的执行最终落在了教育部的肩上.1912年春,南北议和,民国政府迁都北京,而此时刚刚随政府一同到北京的教育部也不过三人:教育总长蔡元培、职员蒋维乔及一位会计员.此后人数虽有增加,但人力资源紧张的问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高鲁主持新历编制

就在这时,早期天文学会核心人物、天文学会创始人――高鲁,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

高鲁,字曙青,号叔钦.1877年5月生于福建长乐,20岁时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军学堂,这是清朝后期由国家开办的学堂中最早的一个.高鲁当时是造船班的学生.1905年,高鲁赴比利时深造,在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工科,获博士学位.留学期间,高鲁曾在一次出游法国时与弗拉马利翁邂逅.弗拉马利翁为法国著名天文学家,以三卷本《大众天文学》闻名于世,今法国有一天文台即以弗氏姓氏命名.在弗氏影响下,高鲁也成了一名天文爱好者.这种爱好日后影响了高鲁人生道路的选择.高鲁也是一位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者,1909年他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巴黎组织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34岁的高鲁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兼内务部疆理司司长.

事实上,蔡元培还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时,就知道内务部疆理司有位高鲁司长精通历法编算.据说高鲁早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就曾专心研究过中西历法,曾独自主编过以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为岁首的历,名为“长春历”.高鲁又对推行阳历十分热心,民国刚一成立,高鲁便将自己的生日换算成了阳历日期.因此种种原因,蔡元培选中高鲁进行新历编制工作.

也正是在民国元年(1912)这一年,教育部接管了清政府编撰历书的机构――钦天监,共接收了三所房屋,一所本署,两所外署.本署被称作钦天监衙门,是总办公的地方.两座外署分别是今日称为“北京古观象台”的泡子河观象台(这是观测天象和管理漏刻的地方,在建国门南泡子河旁)和算学馆(即推算历书的地方,地点在西交民巷).其中,泡子河观象台被接收后即拨给刚刚成立的观象台作为台址.自此以后,钦天监改为观象台,高鲁任第一任台长.教育部派了原清政府学部所属编译图书局职员常福元来协助高鲁的工作.

常福元早年就读于清政府在天津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是严复的高足.毕业后,常福元没有进入海军,而是到了安徽高等学堂教数学,后来又转入学部编译图书局编审数学书.常福元通晓实用天文,因此在改历过程中也成为高鲁最得力的合作者,更是后来中国天文学会的早期会员和评议员之一.

高鲁接手前清的钦天监并成为观象台台长后的第一要务,当然就是编订历法和向全国推广使用阳历了.在通常情况下,编制历书须在前一年即开始动手,但是接到任务时已是民国元年5月,如果按照惯例来做,不仅元年历书赶不及,二年历书的编制多半也会因此被耽搁.因此,高鲁和常福元两人决定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二年历书》上,待《二年历书》编完付印之后再补编《元年历书》.高、常两人都在历法编算方面颇有心得,但即便如此,要在短短七个月内探索新法,从推算、编写直到印刷出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元年历书》和《二年历书》均是沿用《历象考成后编》以旧法、旧数推算的.

直到1913年预编《三年历书》时,时间才相对宽裕了一些,改革历法也就此摆上了日程.《三年历法》“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数推算,且以太阳平时为标准,与旧法推算之结果微有不同,例如旧历九、十两月建,如以旧法言之,应为九大十小,而新法则为九小十大.余如日月食之见不见,与夫时分之先后,亦微有出入”.高鲁与常福元等毅然放弃过去按清朝《历象考成后编》计算的旧法,改用现代天文方法,即按纽康的太阳表和汉森的月亮表来进行编算,每年编算出版一部新历书作为各省地方历书的模式.不过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来年《天文年历》换算而成.

改历的工作在探索中进行着,随着工作一天天推进,高鲁等人却发现,相比于新历的编制来说,新历的推广其实才是高鲁和他所领导的观象台所面临的最大难题.高鲁曾说:“余主持台务,读文定治历之疏,私淑心殷,曾拟修历纲本大计,呈请教育部开局者,计有五次之多,终未成议,至今犹耿耿焉.”

推行新历的阻力可能在于历史传统.钦天监沿袭历度编制的官定历书,每年一册,即俗称的“皇历”(“时宪书”).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中说:

时宪书的编造方法,在《历象考成》、《协纪辨方书》和《补注万年历》中,都有详细记载,可惜清钦天监工作人员多系父子相袭,除打些算盘外,能读这三书的人甚少.独陈希龄有钦天监仪器图十二幅外,还著有《恪遵宪度》一书,堪称钦天监内精通其秘诀的一人.

而常福元在观象台任职时,其友王绶丞曾把旧藏陈希龄著《恪遵宪度》抄本供他参考,并称:“钦天监之秘,悉在于斯.”常福元把它列为他所著《象数杂记》的一条,刘半农看后,甚为赞许,并称“对于旧时宪书的历史,颇有关系”,于是把此条载入《辅仁学志》第1卷第2期.可见这些深谙西学的天文学家,虽然十分清楚时宪书中含有很多并不科学的迷信内容,而且在当时还形成一股反对新历推行的阻力,但他们依然觉得有必要作为中国历法史的一部分保留下来.

在北洋政府时代,房东收取房租也是按照旧历日期计算,这样,在十九年中就可以多收七个闰月的租金,把生意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是“精明”到家了.而房客中有的明知吃亏却迫于当时的环境而只好自认倒霉,还有的房客自己也是使用旧历的,因此对于此种情形也就见怪不怪了.

高、常等人虽然没有把时宪书付诸一炬,但在这种历书中除了必要的日期外,还有一些诸如“诸事不宜”,“宜祭祀、会亲友”等内容,即所谓历注,而在20世纪这个西方国家已进入现代科学文明的世纪里,这些历注内容实在不宜再向公众宣扬.于是高鲁着手编制新历时,首先便将这些东西一概废除,依照阳历,按月排比,以北京地方平时为标准,刊载“星期”和“日中平时”,每日之下只记昼夜长短及节气、纪念日等,阴历也只记月亮的朔望、上下弦.而“诸事不宜”之类的“人生指南”则由精美的天文常识图及农业气象取而代之.1914年,高鲁还仿效西方国家编辑包括行星历表的现代天文年历式历书,称为“观象岁书”.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则是按外国原书说明换算而成.后来“观象岁书”改称为“天文年历”――这个名称直到如今仍为紫金山天文台每年编算的历书所沿用.

历法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因此从一点一滴的细微之处入手,使新历深入人心就显得尤其重要.高鲁不仅从自己做起将生日换算成为阳历日期,而且还以观象台台长的身分公告全国,原以阴历时间作为生日的,如果愿意将阴历生日换算成阳历,观象台愿意无条件地为国民怎么写作.公告一出颇受欢迎,当时受教育多一点的人都积极响应,函请观象台换算阳历生日.蔡元培的阳历生日――1868年1月11日就是高鲁亲自换算出来的.

张作霖反对新历应市

如果说让普通人接受新历还主要是观念的革新问题的话,那么在一些官员那里,问题就远没有这么单纯了.

1924年适逢甲子年,甲子是六十干支之首,高鲁特意对这一年的历书作了两项改革:废除兼载旧历日期,日序排列从左向右,装订线在左侧,这对于习惯了旧式装订的线装书的人们而言可以说十分不方便,反对新历的人则抓住这两点大作文章.就在这一年,山东省省长龚积柄公然通电全国,攻击新历而倡议改回旧历.各系军阀复古之风愈演愈烈之时,高鲁又一次以自己的行动作出表率.这一年正值高鲁母亲霁云楼老人的七十寿辰,于是高鲁请求母亲将生日换在阳历日期进行.老太太不仅通情达理,而且对天文学也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对于儿子的请求,老人欣然同意.对于当时高鲁等人对历书中历注内容所作的改革,也是有反弹的,其中之一便是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这位张大帅原是辽东的草莽英雄,刀头舔血的经历使他不得不信邪.1927年春天,高鲁放弃了观象台台长职位来到南京,投奔当时正在北伐的南京国民政府,组建时政委员会编制《民国十七年国民历》.而北京政府的实际掌权人张作霖,则通过其大元帅府命令教育部转令观象台编制来年历书,要求历书上附载当时颇为流行的迷信内容(如上述“时宪书”中所谓的神煞、宜忌等).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观象台拖欠员工薪酬已有数年,而大元帅府放出了诱饵,一口允诺如果编制此种历书,今后将按月发放员工薪酬.就这样,观象台将此事答应了下来.但毕竟这样的事对于专业天文研究机构来说还是不那么光彩的,因此,观象台除了编制这种附载有迷信内容的历书之外,也还依然坚持编制正式的官历.对于前一种历书,观象台取名曰“通俗历书”,以避人口实.

消息传到南京,高鲁闻讯后愤懑不已.为了得到按月发薪而丧失职业操守,实在有损于观象台多年来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声誉.同在南京的原观象台任主事的周庶咸于是写信给北京观象台担任文牍工作的夏震龙说,听说你们出版了一本天书,请检寄一册,俾先睹为快.夏震龙推说“一册无存”而回绝了此事.但是一年后的1928年,当高平子以天文研究所代所长的身份到北京接收观象台时,发现这种“通俗历书”却是大量积存,原因很简单:出版这种历书只为迎合大元帅,而以专业天文研究机构出版此种历书原本就是丢人之事,当然也就不好意思向市面上推销了.

(选自《中国天文学会往事》/江晓原 陈志辉 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