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的“刺猬”与“狐狸”

我与李慎之先生有一面之缘.1994年11月,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作为嘉宾,在先师罗荣渠教授主持召开的“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致辞中说:“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化没有任何作用.不消说在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就是在大陆,孔孟之道在‘五四运动’后就不存在了.我自小读书生活至今,不仅在书本上没有读过任何孔孟之道,在日常生活上也没有察觉到任何孔孟之道影响的痕迹.”听了这番话,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多年后,随着学识的增长,我才领悟到李慎之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始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

后来读到英国思想家柏林有关学者分类的著述,又意识到李慎之先生就是典型的“刺猬”.按柏林的说法,刺猬型的学者总是依靠某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来解释一切事物.他们“总是力图依照他们所热衷的某个模式去联结和表现事物,他们常常运用某个统一的原则来观察事物和考虑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对事物本身感兴趣”.而狐狸型的学者则通常“只是像他所感应、描述、写作的那样去感应、描述和写作”.他们“把世界当作一个复杂的整体来看待,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表现他自己”.换言之,刺猬拥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一心向善,重视“改造世界”,是“六经注我”型,狐狸强调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注重求真,重视“认识世界”,是“我注六经”型.

理想和信念是不易动摇的,但生活之树常青.因此,刺猬型学者通常不愿意别人对自己的著述提不同意见.这方面,李慎之先生很富典型意义.当年,他曾把人民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邵宏志调到《美国研究》杂志社,邵做编辑很是敬业.有一次,她改动了李慎之的文章,让李大为不满,声称:“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没想到,邵编辑义正辞严地回答道:“我们现在说的是文章,而不是过桥与吃盐和饭的问题.”

与李慎之的立场不同,但秉性接近,同属刺猬型学者的,是李慎之的顶头上司、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社科院另一位“领导”,副院长钱钟书,余英时称之为狐狸,我也同意.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经过李慎之的解释,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等”

对于这段公案,有学者给出这样的解释:“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等”这个说法,确别出心裁,但窃以为,有些泛政治化或“过度诠释”之嫌.其实,事情并没有这般复杂.胡让钱改自己的诗,客套之余,更多的是张显,而钱“该出手时就出手”,系狐狸型学者的本性使然.在狐狸型学者眼里,文章无论“改”还是“被改”,只要更符合事实,就善莫大焉.周振甫在编辑钱钟书的《管锥编》时,曾在审读报告中提出诸多质疑.难能可贵的是,对周先生提出的每一条意见,钱先生都作了认真批注,并在书中作了相应的删改和修订,还在该书序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行文至此,想起另一位社科院领导郭沫若的一段往事.20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在重庆公演,郭沫若也在看戏.台上,婵娟痛斥宋玉:“宋玉,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台下听来,总觉得有些不够味.隔天,郭沫若到后台与扮演婵娟的张瑞芳说到自己的感受,商量着作些修改.有个演员在一旁插口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这一改,果然生色不少.事后,郭沫若特地写了篇短文附在剧本之后,称这位演员为“一字之师”.显然,郭沫若也属于狐狸型的学者.

历史上,孔子曾提出仁者和智者的概念,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说出了与柏林大体相近的想法,但却早于柏林两千多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政治研究室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