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种种改名缘由五花八门

在第4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上,为了能够代表韩国参赛,前中国国乒选手唐娜不久前向韩国仁川地方法院递交了改名申请,改名唐序.伴随着真检测难辨的言论,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改名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无论人名还是地名,凡改者,肯定是有缘由的.比如云南的思茅市已经改成了普洱市,河北的石家庄市有他们的政协委员提案说应当改成西柏坡市、或者冀都市、或者北宁市,不论荒诞与否,总之都有他们的理由.人名要改也是一样.

《南部新书》载,唐朝的柳浑原名柳载,之所以改了,有两点理由：一个是“为朱所逼”.朱作乱现在平定了,然而“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再一个理由是,原来的名字里有“戈”,而眼下“时当偃武”.唐德宗时朱作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德宗仓皇出逃.当时,朱“籍其（浑）名甚,愿以致之,犹疑匿在闾里,乃加宰相”,所以柳浑说原来那个名字“秽”了.朱是称了帝的,叫大秦,改元应天,后来又改国号为汉,设置宰相顺理成章.不过,他这种称帝就像南越国赵佗说的“妄窃尊号,聊以自娱”,历史上并没当回事.《南部新书》认为是朱封柳载为宰相是在“行反间”,挑拨关系,其实也说不定朱真看得上他.柳浑的所谓耻称旧名,有急于划清界限的意味.

唐娜虽然入了人家的国籍,改名肯定不是因为耻称旧名,而是为了代表韩国出征今年在广州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必须要改,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吧.何智丽成小山智丽、韦晴光成伟关晴光,也是这个道理.据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朋友说,中国人入日本籍,如果日本的姓里没有你那个,你就得改,改成他们的姓.在这一点上日本很决绝,没有半点儿文化融合可言.当然,何智丽的改名还有嫁人的因素.

人的名字虽然是一个符号,但有时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胡长龄就绝对想不到,他的名字为老年乾隆所欣赏：“胡人乃长龄耶?”于是把他从殿试卷子中“拔置第一”,大魁天下.再比如,光绪年间,某科云贵试差,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于齐庆也怎么都不会想到,录取四人而前五名谁都没进的他们,因为名字里的字能够合成“明年吉庆”而如愿以偿.与之相反,不吉利的名字是另一番后果,同治年间科举,前十名在殿试时,因为王国钧的名字听起来像“亡国君”,慈禧就把他“抑置三甲”.于是,有人试图通过改名取巧,比如咸丰时的孙山麓.乡试老是不中,适值“咸丰纪元,举行恩科”,他就给自己“易名庆咸,以应其瑞”.但这只是他的考试用名,“当闱前访友,犹用旧刺”,名片上没改,结果连他的仆人都不知道.开榜那天,派仆人去看,自己“秉烛以待之”.他觉得自己考得不错,应该没问题,但还是心有惴惴.过一会儿,仆人回来了,“默无一语”,孙庆咸想这下可能又砸了,但还是忍不住问,怎么样啊?“仆仍默无一语”.他又问,谁第一呀?仆人这时说话了,也姓孙,但叫孙庆咸.孙山麓一听,跳起来骂道：“王八蛋,即我也.”这种语式其实等于骂自己是王八蛋,但孙山麓高兴得已经浑然不觉.《清稗类钞》说,曾国藩的原名曾子城,李鸿章的原名李章铜.至于二人为什么改,则没有下文,须待人们考证了.

当然,更多的改名并非见风使舵,而是意味深长.唐朝有个员半千,原名叫做员余庆,老师夸他：“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结果他当真了,因此改名半千.《旧唐书》里有他短短的传记,看不出其贤体现在哪里,只是武则天感叹了一下：“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明清之际的金圣叹原名金采,字若采,进入清朝后,改名金人瑞,字圣叹.“人瑞”好理解,老寿星,德高望重；“圣叹”怎么解?他说,《论语》里有两个喟然叹曰,颜渊叹夫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伟大而育人有方,不可逾越,是“叹圣”；而夫子叹“吾与点也”,是感叹诸弟子中独曾点的志向与自己一致,是“圣叹”.那么,取“圣叹”为字,应该说寄托了“变天”之后金若采的精神追求.

按照传统观点,唐娜改成的是韩国名,音译才是唐序,属于“夏变于夷”.孔子说：“吾闻夏变夷者,未闻夏变于夷者.”这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资本.我们骄傲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终都要为中原文明所同化.颠倒过来,国人的情感就不大接受.其实,“夏变于夷”是有过的,战国时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就很典型?当然,更多的还是“夏变夷”.像北魏时的孝文帝改革,禁着胡服,禁讲胡话,改鲜卑姓为汉姓,“拓跋”姓了“元”,“步六孤”姓了“陆”,名字听起来就顺耳多了.不过,唐娜改名所以引起风波,主要应该是源于其“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我将通过实力竞争来战胜一切”的言论,其丈夫则认为她“绝对没有说过”.风波的焦点就应该在这里.单纯的改名,无论“夏变夷”还是“夏变于夷”,应该都不会引起什么.

（选自《江西都市报》2008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