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传统珍稀糯稻丢失的文化

[摘 要]侗族传统糯稻的种植在其生计方式延续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种植面积不断萎缩.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结合当今的田野调查资料,对侗族传统糯稻种植萎缩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指出糯稻种植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关 键 词 ]侗族；糯稻种植；生态价值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110-07

[作者简介]罗康智（1974―）,男,苗族,贵州天柱人,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中心”研究员,《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和侗族文化研究.（贵州凯里 556011）

[基金项目]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课题“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2012yst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Cultural Thought about the Loss of the Rare Glutinous Rice of the Dong Nationality

Author: Luo Kangzhi

Abstract: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of glutinous rice plays a core role in the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ong nationality. But due to the historical reasons, its cultivated areas are constantly shrinking. This paper,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bined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makes a prehensive probe into the causes for the shrinkage of the cultivated areas of traditional glutinous rice, and points out the irreplaceable eco-value of glutinous rice in the process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Dong nationality, glutinous rice cultivation, eco-value

一、糯稻品种的适应成效

整合前人对侗族传统生计的研究,稻、鱼、鸭在稻中并存的传统生计,是侗族乡民传承了数百年的多项目复合谋生艺术.要使侗族的这种传统生计得以稳定延续,就必须确保在当地能稳定地产出稻米和鱼鸭.然而稻米有自己的生物特性,鱼和鸭又必须产自水域.对侗乡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与不利的生态环境作抗争.具体而言,必须攻克以下四个方面的生态挑战：

其一是侗族地区山重水复、崇岭密布,建构稻田的位置都十分勉强,一天内能接受直接日照的时数十分短暂.经过我们对一些代表性田块的实测表明,日照时数最短的田块仅4个小时,即从上午10：30到下午2：30①.即使直接日照最长的田块,夏季直接日照时数也不超过7.5小时,这对水稻的种植显然极为不利.

其二是这里水源大部分来自泉水和井水,有的还来自锈水井泉,即使塘堰提供的水源也由于日照不足,以至绝大部分侗乡的水田水温皆偏低.实测结果表明,即使在盛夏正午时分,水温都不会超过25℃,较冷的稻田水温才20℃上下.这对于水稻的生长,特别是根系发育和分蘖极为不利,不攻克这一挑战,水稻也不能稳产和高产.

其三是地表起伏太大,各田块雾霜期、积温、水温和气温互有区别,对水稻生长而言,背景条件不统一而导致耕作和管理上的困难,也是需要克服的环境因素之一.

其四是由于山高谷深,水资源容易流失,土壤资源的稳定性不足,加上水资源的补给又必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这就导致水资源的稳定补给成了能否顺利种植水稻的关键前提.如何稳定水资源的稳定补给也是必须克服的环境不利因素.

鉴于这些不利因素都属于当地生态系统的本体特征,单凭人力难以改变,最容易着手改变的只能是稻种的生物特性,侗族居民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针对侗乡森林生系统选育出了许多的地方性优良糯稻品种,来化解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从我们对侗乡现在正在种植的近20个①糯稻品种的调查中还得知,它们中的每一个品种都不同程度地具备如下共性特征：

其一,这些糯稻都属于高秆型不怕水淹的稻种.大致而言,其中70％以上的出土高度都在1.5－2.5m之间,而且植株粗壮,成熟期杆粗直径接近1cm,而且他们的分蘖能力很强,插秧时的每株稻秧,在以后成长中都能形成7－11个有效分蘖,这样的生物秉性,正好是稻鱼鸭和谐生计最需要的特点,由于稻秧出水很高,结穗时放养的鸭群不至于损害稻穗,却可以为水稻灭虫除害、除草施肥,可以为人类免除中耕之劳.由于分蘖能力强、拔节快,插秧时株高已超过20cm,最长时已超过40cm,以至于乡民不得不截断稻叶的尖端,以便插秧操作.插秧后,不仅返青很快,而且郁蔽也快,插秧结束才15天,就可以确保水面被郁蔽,这更有利于稻鱼鸭共生系统和谐生计运行.一方面,郁蔽快,田中放养的鱼,在稻秧的庇护下可以完全免受浮禽目、涉禽目鸟类的损伤,不仅水稻获利,田中放养的鱼苗也可保证万无一失；另一方面,返青快,鸭群可提早进入稻田放养.一般在插秧后的十天就可以放养雏鸭了,这就使得稻鱼鸭可以和谐共生的时间最长可达110天.随着稻鱼鸭共生时间的拉长,至少可以放养三批鸭.放养的鱼花当年每条可以超过8两,确保了稻鱼鸭三丰收；另外,由于杆高,因而很容易接收到更多直接日照,能够提高糯稻本身的产量,同时又可收获大量的稻草供作饲料、工艺品使用,稻草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这种稻种不怕水淹,对稻鱼鸭的和谐生计发挥着积极作用.

根据我们对田块的实测和老乡们历年种植回忆,同时证明这些稻种的绝大部分即使田中的水深达到50cm、持续三至五天,稻秧都不会受到损害,原因在于这些糯稻品种的稻秆中都有通气孔结构,在受深水浸泡的情况下,稻根仍可以正常呼吸不会腐烂,因而也不会影响糯稻的产量.我们实测的田块亦表明,这里的田块都可以储水50cm以上,而直接目击观察的结果证实,稻秧被深水淹没时,被淹部分的稻叶会在三天左右自然萎缩,但不会枯死.而出水部分的稻秧反而会快速生长,以便相互替代.因此乡民们都说,他们的稻田在正常情况下,一般都要储水35cm左右,而这样储水不仅对稻秧无害,反而可以刺激稻秧的拔节长高.这样的生物属性,与平原坝区种植的糯稻很不相同,但这样的生物属性恰好适宜在侗乡那样的山区梯田中种植.俗话：“易涨易落山溪水”,山区的水资源补给不稳定是其常态,为了确保田块水源不断,下雨时节尽可能多储水,以备遇上伏旱势在必行,如果糯稻品种不具备这样的生物属性,在侗乡这样的地区就很难确保糯稻稳产、高产.不怕水淹对稻鱼鸭共生系统和谐生计的运行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储水深就意味着田鱼的生存空间扩大,每亩不仅可以放养较多鱼苗,而且每具鱼苗收获时,单条田鱼的重量也有明显的提高.与此同时,深水对于鸭的放养也有利,因为水深了,鸭的饵料就更为充足,鸭损害鱼的可能就会更小,而鸭游动撞击稻秆,更会使水稻害虫掉入水中成为鱼鸭的饵料.可见,这样的品种属性,几乎可以说是针对稻鱼鸭共生的需要选育出来的.

其二,这些糯稻品种90%以上普遍具有耐阴性和耐低温性的特殊禀赋.这些生物特性,很明显是针对侗乡特有的生态背景培育出来的.在侗乡,80%的土地丛林密布,所有的稻田都镶嵌深山丛林之中,加上山脉的耸立、山谷的开口取向不同等等地理因素的综合限制,这里的稻田直接日照时数明显偏低,实测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田块,夏季每天的实际日照时数不超过6小时,最短的阴冷田直接日照时数,甚至不到4.5小时.然而,这些糯稻品种,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能稳产、高产.在极端阴冷的田块中,仅是产量降低15%而已.这一生物属性在今天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凭借这样的品种可以实现林粮兼容并存、互不干扰.对侗族乡民的传统生计而言,其价值更大.这是因为侗族的传统生计还要实行林粮兼营,如果不具有这样的生物属性,林粮并存不损害林就要损害田.因而可以说,这是侗族传统生计育种目标的理想结果.镶嵌在深山丛森中的稻田,由于日照不足,灌溉用又来自井泉,这就使得稻田中的水温和土温都普遍偏低,对一般的稻种而言,很难在这样的地带正常生长.我们的实测表明,夏季气温最高时期,不少稻田水温还滞留在23至25℃之间,有的过水田水温还不到20℃,但它们中的很多品种,并未观察到明显的生长受阻状况.值得一提的是,这儿稻田的水温波动幅度不大,在插秧时节,平均气温有时偶尔可以低至9℃以下,然而,稻田的水温和土温由于来自于井泉水,因而反而比气温偏高,可以平均超过15℃,个别田块可以长期维持在17℃左右.不仅插秧后的秧苗能抵御阴冷,连育秧期段的幼秧也具备抗阴冷的禀赋.我们实际参加过的撒秧操作,经过实测,撒秧时气温仅有12℃.侗族乡民已经可以正常撒秧,撒秧时的水深从8cm到15cm不等.撒秧后,多次急剧降温,最低时气温低到8℃,我们外出都披上了棉衣,但撒下的稻秧全部出苗,无一粒烂秧.这些糯稻品种耐寒的特异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状况,对当地这样的特殊环境而言,对稻鱼鸭共生和谐传统生计也具有积极作用.对鱼苗放养而言,由于鲤鱼在12℃以上,就可以进入正常觅食、快速生长的状态.因而这儿的鱼苗放养,可以比平坝地区提前半个月以上,而且可以一直放养到初冬水稻收割完毕为止,整个放养时段最长可以达到9个月,难怪这儿每亩田鱼的收获量比平坝地区还要高.同样的道理,这儿的放鸭时段更长,据观察,在撒秧时候已经有侗族乡民在放养雏鸭了,而且即使稻谷收割完毕后,鸭的生长也不会明显放慢.

综上所述,侗乡地域辽阔,所处的生态系统千姿百态,有限的水稻品种很难满足精巧耕作的需要,因而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侗寨都像拥有好几十个糯稻品种,才能确保稻鱼鸭和谐生计的稳态延续,也才能抗灾防灾的高效适应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特定生态背景对水稻种植的不利因素.

在那样的时代,整个侗区排除了重复命名之外,很可能掌控着成百上千个糯稻品种,在其后的政策推行“糯改粘”,“粘改杂”的社会过程中,平坝地区,特别是交通沿线和中心城市附近的侗寨,传统的糯稻品种大部分绝传,随着珍稀糯稻品种的丢失,稻鱼鸭共生的生计模式开始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更是一项难以挽回的非物质传统文化传承的损失.

二、侗区珍稀糯稻品种丢失的原因

我们在侗族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发现,侗族社区传统的珍稀糯稻品种的丢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惋惜之余不得不理性地分析其丢失的原因.回顾学人对侗族传统珍稀糯稻丢失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侗族传统的稻作农艺中,其糯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低于籼稻、杂交水稻,因而实施“糯改籼（粘）”、“籼（粘）改杂”是为侗族乡民谋福利,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粮食产量,使他们的生活更美满①.我们在侗族社区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实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仅是就单位面积粮食的产量而言的,并不能反映综合产量的实情.这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生活在侗乡的居民,他们并不依靠单一品种的囤积去抵御歉收的风险,而是依靠对产品的均衡获取去消解这一矛盾.这样一来,侗族居民认为他们稻田中的收成不仅包括稻谷的产量,还应该将稻田中的伴生产品,比如鱼、鸭等动物产品,还有其他的伴生生物也必须纳入综合计算,因为这些也是他们采食的对象.这样一来,就单位面积的综合产出效益而言,侗族（糯）稻鱼鸭共生的传统生计方式明显高于“糯改籼（粘）”,或“籼（粘）改杂”后的单位面积产出.因此,以单位面积产量的高低来为“糯改粘”决策作辩解,根本站不住脚.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迅猛增长,粮食的安全必须纳入了国家大政去加以考虑,而侗族的传统生计无法提供规格化、批量化、规范化的商品,因此“糯改籼（粘）”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只能牺牲侗族乡民的局部利益.顺利成章的结论还在于,今天强制推行杂交稻也是合情合理的举措②.这种辩解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反历史谬说.查阅相关典籍我们可知,政府着手在侗族地区全面推行“糯改籼（粘）”,开始于清乾隆、嘉庆时代,到道光时代,推广力度达到.当时的湘黔边区的行政官员还常常以推广籼米的业绩而自喜,并由此而留下了大量文书,足以让我们今天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推广的实情.在那样的时代,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侗乡,人口压力和粮食短缺都不存在,特别是偏远的侗乡,如位于今贵州省从江、黎平两县的所谓“七百生苗”区,当时还处于地多人少的境况,交通又极为不便,生产的粮食又运不出来,推动籼米种植完全没有经济价值.对于这一情况,《黔南识略》“永从县”条有载：“苗田向无弓口亩数,计禾一把上田值一二金,下田值五六钱不等等一夫力耕,岁可获禾百十把.现在成熟田三千八百二十八亩有奇,又雍正九年各苗自首田八千八百六十三亩有奇.额征银二百一十三两有奇,改征米二百六十六石有奇等常平仓实贮谷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八石有奇,社仓贮谷九千二十六石有奇.”③正是基于类似的情况,整个侗族乡民对籼稻的推广一直加以抵制,以至于当时湘黔桂三省毗邻地带的各级行政部门,几乎是一面苦口婆心地规劝,一面又动用行政力量相威胁,对那些接受籼米的侗民,那怕是零星的种上一亩两亩,政府还要给予奖赏以资利诱,才有少数侗族乡民开始种植籼米,但实际播种面积最高时还没有达到总面积的1/5,而且种出的籼米都是用作税赋上交,或者卖给汉族军民消费,侗民从来就不吃籼米.

清咸丰以后天下大乱,人口锐减,粮食的短缺并不在于缺地,而是在于政局混乱,致使粮食正常生产被停止,而停止的恶果与粮食、耕地的短缺完全无关,更说不上与人口压力有直接关系,但“糯改粘”的行政举措并未因此而放慢,反而更其强化推行的力度,这更说不上是为增产而推行“糯改粘”.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侗族北部分布区的交通沿线,籼米的明显的高于糯米,而且在集市上容易出手,以至于在这一区段的侗族乡民,籼米的种植比例开始超过种植总面积的1/3,而所种籼米,除了留下一部分作饲料外,全部用于出售.糯米则吃不完也贮积下来,极少进入市场.而边远的南部侗乡,则反而全面停止种植籼米①.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处于战略形式的需要,在侗族地区进一步加大了“糯改粘”的推行力度,并且明文规定籼米的市场要明显高于糯米的销售.用行政命令强制规定市场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刺激侗族乡民多种籼民.有幸的是,当时还不至于动用行政命令废止糯稻种植,使侗族乡民按传统种植糯稻还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侗族乡民总是宁愿赔本,也要种植糯稻.这就说明,在当时的背景下,根本不存在因缺粮而实施“糯改粘”的社会需要.足以证明,无论是以缺粮,还是以提高经济收入为当时的“糯改粘”决策作辩解,在当时的整个侗族地区都不能成立,政府强制“糯改粘”应当另有原因.

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后,从当时的国家安定出发,必须大规模地派遣军队屯守西南,为了缓解严重的军粮短缺,清廷政府不得不将作为进军西南桥头堡的侗族社区作为其军粮的供应基地,而在侗族传统的饮食中,他们又是将糯米作为主要的物质消耗,在这一点上,与从内地迁来的驻军在饮食习俗不相兼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清廷政府不得不依靠利用手中的权利,在侗族地区强行推选“糯改粘”以满足自己军事存在的需要.国民政府之所以在20世纪30～40年代在侗族地区强制推行“糯改粘”,则是与当时抗日形式密切相关.随着抗战初期的失利,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我国我国东三省及其他一些籼米的主区,国民军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退守到西南一隅,这样一来,军粮问题的解决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这才使得国民政府开始动用武力胁迫推行“糯改粘”.因而,由于这些决策延伸导致的珍稀糯稻品种流失,显然是侗族乡民无法抗拒的社会背景.

20世纪50～60年代,在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中,侗乡当然也不能例外.但就在人民公社的那段岁月里,侗族地区的乡民仍然将糯米作为他们的主食.为了应对国家政策,而种植出来的籼米,大多数仍然只作为牲畜的饲料,或者以公余粮的形式上交.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糯籼配置格局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虽说侗族地区的糯稻种植面积相对萎缩,但可喜的是,侗族乡民的传统糯稻品种并未因此而丧失.今天在侗族地区,能直接访谈的5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对珍稀糯稻品种仍然能够如数家珍,这就足以证明,珍稀糯稻品种的流失,至少是20世纪80代以后的事情.由此可见,上述不同时代的“糯改粘”政策,一直受到了侗族乡民的顽强抵制.即令在动用武力推行的时代,也还有不少侗族乡民偷偷地传承了这些珍稀稻种,这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幸获知这些珍稀糯稻品种和侗族传统生计的实情.

改革开放以来,侗族乡民在被迫接受“糯改粘”政策的基础上,又不得不接受“粘改杂”政策的推行,也就在这一次,珍稀糯稻品种迅速流失,传统生计模式面临总崩溃①.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粮食产量也逐年创下了历史高峰,但偏巧在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在生活物质相对丰富的时候,在真正解决了人们温饱问题的时候,侗区糯稻种植的萎缩超过了上述的几个时代.由此看来,以一个很短的时段为单位,将人口、粮食和糯稻品种的丢失去建立其间的逻辑关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综观珍稀稻品种流失的全过程,必须承认推行“糯改粘”、“粘改杂”与科技含量,与人口压力、粮食产量都完全无关.政府推行这一套政策,在早年完全是出于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是出于巩固国防的紧迫性,而责成地方官员推行“糯改粘”.由于我国的大西南,长期处于巩固国防的关键地带,才使得这一政策的推行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但这样的推行尚未完全窒息侗族传统糯稻种植.珍稀糯稻品种还能得到基本传承,丢失的珍稀糯稻品种为数有限.20世纪50年代后,西南边防形势彻底缓解,但却遇上了全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成了当务之急.为了解决全国性的粮食紧缺,不得不更严厉地推行了“糯改粘”,以便有更多的商品粮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做出这样的决策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无可厚非,但在这一期间内出现了众多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使得局部地区使用暴烈的手段,禁止传统糯稻的种植,这才使得不少的珍稀糯稻濒临绝种.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国粮食形势的缓解,本来应当顺利的恢复传统糯稻的种植.然而,由于政策执行的惯性发挥了负面作用,“糯改粘”以及后来的“粘改杂”政策推行反而更加严厉,但这仅导致传统糯稻恢复速度放慢,对珍稀糯稻品种的彻底丢失还未构成致命伤害,但接下来的打工潮和都市化进程,其负作用更为直接.由于青壮年大批外出打工,不少侗寨都成了“空壳村”,村落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种糯稻需要巨额的劳动力投入,更需要每个侗寨的每个乡民都投身其中,才能同时兼顾到传承如此多的珍稀糯稻品种,而这一切在打工潮和都市化进程中,暂时无法兼容,这才由于为了腾出时间外出打工而草率种田,才导致众多的珍稀糯稻品种迅速流失.需要说明之处仅在于,这样的流失目前还仅是表征,事实上,很多传统的珍稀糯稻品种,并没有真正的断种,仅是出在隐性状态.只要社会背景合适,这些珍稀糯稻品种,就会从边远山寨,从老人手中转化为显性的存在,目前就断言珍稀糯稻品种就已丢失尚未时过早.

三、结论与讨论

我们必须看到,不仅侗族乡民喜欢糯稻,汉族人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更喜欢糯稻,以便加工成更多样化的食品,这样的需求在可以预知的未来,只会升温不会降温.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的日益健全,糯稻的市场价值同样只会升温不会降温,产量的多寡在未来不会成为复兴糯稻种植的制约因素.至于全国的粮食安全,由于侗族传统生计,其综合产出水平,本身就比任何形式的单种杂交稻为高.恢复传统糯稻,同样不会受全国粮食安全形式的左右.与此相反,能支配侗族传统生计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将不再是产量问题、科技含量问题,更不是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人民政府的决策更需要集中精力关注的反倒是生态问题.侗族的传统生计离不开那琳琅满目的珍稀糯稻品种,而这样的糯稻品种本身具有储养水资源的巨大潜力,还具有尚待开发的水资源储养潜力.①有识之士一再提醒我们,全球将迎来极度缺水的时代,而中国更是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之一.在不遥远的未来,中国必将迎来一个写粮容易、写水难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传统珍稀糯稻种植面积扩大,不失为缓解水资源匮乏的可行对策②.全国近三亿的都市人口,即使不愿意消费糯米,但也不会断然拒绝消费水.其间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尽管目前不少人忧虑珍稀糯稻品种丢失,呼吁保护珍稀糯稻品种,但我们有理由说,今后也许不是组织力量保护的问题,反倒是要动用行政力量复兴糯稻品种的种植,这方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策.为此,我们和侗族乡民一样,对珍稀糯稻品种的复兴充满了希望.

目前我们面临的生态挑战还不仅是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维护同样无法回避.一系列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协议,中国政府已经庄严签署,这同样涉及侗族社区传统生计的复兴.因为建立在珍稀糯稻品种之上的侗族传统生计,在一千多年来一直为维护整个侗族社区的生物多样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随着行政力量推行“糯改粘”,“粘改杂”,侗族社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已经严重受损.以湖南省通道县阳烂村为例,随着化肥、农药的滥用和农作物的单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已经在阳烂绝迹,早年习见的喜鹊和麻雀已经消失,就是一个危险的警告.因为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除了这两种鸟类之外,还有多少生物物种在阳烂绝迹.与此相反的是,贵州省黎平县的侗乡片区,由于在这儿珍稀糯稻品种的种植,至今仍稳定在耕地总面积的70%以上,这才使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仍然属于最好的地区之一.国家规定的一类、二类珍稀保护植物红豆杉、溪谷含笑、花桐,马尾树等在这里都还有连片的群落.侗乡的侗族乡民至今还可以遵循侗款的规定实施打猎,猎获物种群也还能稳定,既使仅为了生物多样的维护,国家亦有责任投资推动珍稀糯稻品种的恢复.

中国政府如果要履行自己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诺,对整个侗族村寨而言,激励传统生计复兴也势在必行.此外,环境污染问题,也处于燃眉之急,就在侗族乡民急于外出打工而滥用化肥、农药的同时,农家肥的使用已经基本退出了使用范围.人畜粪便在执行传统农业时是就地消化,在侗乡这一体制还得以完美延续的情况下,所有人畜粪便都在当地田塘人工水域系统中彻底降解,才使得所有流出侗乡社区的河流,其水质清澈见底.相比之下,阳烂村由于传统珍稀糯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萎缩到15%以下,人畜粪便不得不像城市一样直接排向河道,因而导致阳烂村的河水质的富营养化明显提高,水质污染已经全面露头.

整个侗族分布区正好位于云贵高原向中下游平原过渡的关键地带,如果不及时复兴传统农业,不要说粮食安全没有保证,就是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也会飞跃直上.因而,刺激传统糯稻品种的重新启用,绝不能局限于粮食安全问题,或者区域性的经济发展问题去考虑,而必须纳入全国生态安全的框架内去加以考虑.我们的决策机构必须牢记,生态安全是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都写不回来的国本,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糯稻品种的复兴,直接关乎国本.

责任编辑：王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