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制度下的病态众生相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以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

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

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

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

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战.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查重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

文学史上还有一个有名的掌故.唐代有位有名的诗人李贺李长吉,这个深为喜欢的年轻而又早夭的诗人,一生遭际坎坷,因为他的父亲名字叫李晋肃,于是竞争者大造舆论,李贺就不能够参加进士考试了.“进”“晋”同音,如果你中了‘进士’,称呼你不就犯了你父亲的名讳了吗就像今天一个出类拔萃的高材生不能考大学,等于把一生求上进的路都堵死了.

为此文坛的泰斗韩愈,还专门为他写了篇名文叫《讳辨》,引经据典,说古代“二名不偏讳”、“不讳嫌名”,即尊长名为两个字,遇其中一个字可以不避,同音字也可以不讳,并且扛出儒家老祖宗的牌子,说孔子作《春秋》不避“徵”与“在”(孔子母亲名“徵在”),周公作《诗》不避“昌”与“发”(周文王名姬昌,武王名姬发).他反问道:如果父亲名“仁”,那儿子就不能为人了吗这位老夫子是“凡是派”,不看现实,即使抬出周公孔子也无济于事――李贺还是不能考进士.可见彼时“避讳”观念之根深蒂固.今人曰入乡问俗,古代未入其门要先了解对方的家讳,否则要出麻烦.东晋的怪杰桓温之子桓玄,一次宴客,一客不能喝冷酒,说道“温酒来”,犯了桓玄家讳,于是主人马上掩面而哭,搞得大煞风景.

(摘自《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