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下的民间文化存在

一、

作为革命时期的文学经典,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的价值似早有定论.柳青本人在谈到《创业史》创作初衷时,说是想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一个名叫下堡乡的小村庄的农民在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来弄清楚“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①之后,冯牧、邵荃麟、严家炎等均对小说中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蛤蟆滩上“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等人物形象作了公允的分析.几乎所有的评价都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即使是著名的“中间人物论”也难以脱离文学史的评论框架.近年出版的一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当代文学史也如是说,“作品有意识地将蛤蟆滩发生的故事与外界社会,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联系起来,将故事置于时代风云的宏大背景之中,从而形成了作品一个非常显赫的思想和艺术特别：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②当然,也有当下学人对《创业史》的作者柳青作更高的评价：“他把农村的变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识到他曾面对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而他是史诗的纪录者”.③

另一种评价方式是将其边缘化,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没有《创业史》的专节,只是一笔带过地提到.但这似乎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无视”并不能使之完全从读者视野中驱除.相反随着近年重评“十七年”、重读“红色经典”的批评现象的潮涌,对当代经典作品的再读遂成一股潮流,研究成果颇丰,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即是一例,其“客观”的文化研究视角似乎重新给这部作品以合法评价.还有的是沿着“民间文化结构”的思路,试图在文本细读中寻找其对主流观念与意识形态主旨的“胀破”或“溢出”的迹象,以此来给予另一种正面评价.“为什么梁三老汉具有艺术魅力?其原因就是寄生于政治性民间想象和叙述中的民间文化因素,构成了形象生命的内在质感.这种因素在《创业史》其他的某些人物身上也时隐时现地存在着,透露出乡村民间中的某些真实气息.等可以说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始终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构成了其美学意义的关键所在.”④

很明显,如果要认定《创业史》这样的作品的文学性价值,必须要考虑其外部的宏大叙事框架背后的内容,如果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等一类作品一样,在它意识形态化的外部结构之中,可以发现大量的民间文化内容、或类似“无意识结构”的传统叙事模型,那么它作为特殊类型的经典作品的地位就可以确立,相反如果在其内部也仍然无法找到“胀破”或“溢出”的成分的话,那么其文学性的含量必然值得怀疑.以这样的思路,本文想寻找一两个探察的角度,看看它到底还有无值得肯定的东西.

二、

当我细读作品时发现,《创业史》中女性人物的着墨相当重,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对整部小说的作用很大.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可以深入探察的线索,因为她们的出现不仅使那些政治事件、图解式的话语不再显得干巴巴,而且分析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对于认识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也有历史认识价值.在这些人物形象塑造之中确实有可资发现和研究的民间文化内容.

首先翠娥与素芳这两个女性,她们是作为情感和生存的弱者符号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娼妓与偷情素来为人津津乐道,而《创业史》中塑造的这两个女性,虽则是当作政治道德化的说教式人物,可是隐藏其间的阅读吸引力却不可小视.这正如《林海雪原》中如没有“才子佳人”式的“民间隐形结构”就不可能如此吸引人一样,民间人物及其附着的非正统与文化想象,会孕育更具性格魅力与美学意味的空间.

小说中关于翠娥的描写集中于第十章、第十八章中,着墨虽不多,但是关于她的风流韵事在小说中却几乎人尽皆知.在下堡乡,她是一个有伤风化的女人,常被村里人背后唾弃并当作反面教材,然而奇怪的是,她却安然无恙地生活在那个小地方,并可让她做些“倚门等候”事情.作者并不是想揭出从旧社会过来的这个女性的可怜,并给予同情.相反,翠娥的存在,却暗示了下堡乡民风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弱点,这也许带有恒常性的意味.如果仅仅把翠娥当作富农姚士杰罪恶的陪衬,这显然是不够的.作为前国民党下士、兵痞、二流子白占魁的老婆,这个人物确乎有生存的空间.她的丈夫白占魁明知道姚士杰与她有染,却不以为耻,竟然想利用老婆与姚士杰的旧情,利用老婆的肉体,换取他的生存所需.一个无赖的形象陪衬了一个暗娼的存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的无赖与娼妓形象却出现在《创业史》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中.与其说作者是想渲染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复杂性,不如说客观上是勾勒了社会底层的某种民间性.因为读者完全可以据此去作进一步的想象,从而使小说产生一种出乎作者意外的阅读效果.如果说“性”是女人独特的资本与政治的话,那么翠娥是在充分地堂而皇之地利用着它.如果说她是肮脏的,那么从另一面则反衬出与她接触的众多男人的龌龊.她是“显”的,男人是“隐”的.然而对于读者的阅读来说,“显”与“隐”只是相对的,有时完全可以置换.这正如主流意识形态是“显”的,民间文化是“隐”的一样.因为这个人物的出现,在小说中出现了第二个衍生出来的隐秘空间――民间生存情态与景观.对翠娥描写得越生动,小说的民间文化的特质就越明显.

如果说翠娥是一个堕落与麻木了的农村的话,那么素芳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爹爹抽大烟,母亲与叔叔私通,她十六岁被一个流氓引诱并怀孕,最后“噙着眼泪”嫁给蛤蟆滩王瞎子的傻大个儿子拴拴,过着被公公打骂,与丈夫不和谐的生活.她开始时对感情和生活还是充满渴盼的,一度很想和梁生宝好,而且爱得那么纯洁,那么热烈,最后却因生宝“无情”拒绝而陷入绝望.然而这种不幸仅仅只是作为他与堂姑父富农姚士杰偷情的一个眼障,才使得她开始害怕后来情愿的偷情更具波折与合理性.这种底层妇女无奈的偷情在读者的眼中无疑会增加现实的想象性与吸引力.正如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偷情,偏偏掺和一个又丑又矮的武大郎,让我们在叹息武大郎戴绿帽的同时,又陡生几分对潘金莲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叹息.细想素芳偷情的前前后后,难道与此没有某种暗合之处吗?我们不妨作如此对比性的想象,她就是潘金莲,拴拴就是武大郎,生宝就是武松,姚士杰就是西门庆,她的公公与那个为潘金莲和西门庆牵线搭桥的王婆又何其相似?这种隐形的民间文化模式或许并不为读者所明察,但潜意识中又何尝不受其趣味的影响呢?毕竟中国的古典名著的故事早已通过各种途径深入普通百姓内心,并代代相传,自然演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化存在,这显然是不争的事实.

三、

秀兰与改霞是作为两个正面女性人物出现的,她们的爱情虽同是“阳光”下的纯情,却各具特色而带上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化趣味.尽管有人把秀兰当作政治牺牲品来看待,把改霞当作时代新女性的代表,来阐述农村女青年的城市想象,然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却是建立在现实的民间文化思想基础之上的.

秀兰与杨明山的“爱情”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爱英雄的结果,这只是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阐释或误读.依我看来,其存在的现实基础,正是相当普遍的农村童养媳与包办婚姻现象的延伸,农村特有的家庭组成模式与从一而终的农民价值观,也就暗中迎合了读者所能接受的一种民间文化性的阅读期待.

秀兰是梁三老汉的闺女,在她七岁时就由梁三老汉订亲给了杨家的儿子杨明山.然而杨明山在解放那年就参了军,1950年他参加志愿军赴朝抗美时秀兰才十六岁,从而杨明山在整个小说中都未正面出现.对于这一对包办婚姻青年男女的样本,叙述的天平就完全倾斜到了秀兰身上,我们只能通过杨明山相片上受伤的脸来想象他在战场上的辉煌,也只有通过秀兰的痴心不改的对英雄的真心相许,来完成这一类爱情故事的想象.秀兰与杨明山之间,要说有多少美丽的爱情可言,那只是一种政治的神话,他们的相识交往与以后的结合,仅仅是从旧社会带来到新社会开花结果的产物.在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新中国,这种婚姻（并不是以爱情作为前奏的婚姻）的模式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当时女性的爱情婚姻与生存状况的一个正面反映,它其实在美丽的外表下面暗含了某种悲剧色彩.

历来论者都把梁生宝、梁三老汉及“三大能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我们不可否认,这是意识形态因素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结果,但在小说实际的叙事分量中,下笔最重的人物也许是另一个女性徐改霞.整个《创业史》（第一部）三十章加上一个结局,改霞在十二章与结局中频频出现,贯穿了整部小说,而且篇幅颇大,叙述精细.根据我的阅读,我认为作者最喜爱的人物应该是改霞,甚至改霞就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建国初期,柳青举家迁往农村,对农村与农民应该说是耳熟能详.民间那种“跳龙门”的升迁心态历来以各种形式在演绎着,如果结合书生进京赶考、金榜题名最后又衣锦还乡与恩爱的人团聚,则更成一种千古流传的故事套路.只是,这种民间文化的固有常态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创业史》中.在“新社会”,招工进城无异于“赶考”,只是主角变成了改霞,由于梁生宝在特定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对农村的热爱,就使得改霞的进城梦及其与生宝之间的爱情变了形,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之下的“爱情悲剧”颇含民间的情趣,虽然梁生宝因有太多的做作成分而使人物失色,但改霞与梁生宝的几次私会,读来却是情趣盎然.自古以来,小姐主动向书生示爱的“西厢”式的故事不在少数,小说中就曾写道：“最近,她（改霞）内心中萦绕着一种对男性的欲念.”这显然是一种大胆的情感流露.一般读者的心态中也似乎更愿意接纳这种直白的爱情模式,而并非当代文学主流意识形态驱动下的英雄人物的道德模型.

但作者在处理这一场爱情故事的时候,似乎有点举棋不定的意思.改霞在爱情上有特殊的一面,这一新中国的新女性形象更具意味,深含作家的独创性.改霞是官渠岸徐寡妇的三姑娘,二十一岁还在读下堡小学三年级,而且是团支部委员.“这徐改霞,她爹活着的时候,把她订亲给山根底下的周村.解放那年,人家要娶亲；她推说不够年龄,不嫁.等到年龄够了,她又拿包办婚姻作理由不去,一直抗到二十一岁.不久以前,在政府贯彻法的声浪中,终于解除了婚约.”改霞一出场就让人惊叹.作者十分赞赏这样一个姑娘,赞赏之余对如何安排这个人物的命运,又似乎充满了矛盾.村长郭振山“教导”,使改霞的心理产生了第一次矛盾.“纯洁的爱情与热烈的事业心,本来是互相不矛盾的.她本来是憧憬着同生宝在一起过甜蜜的家庭生活,共同创造水稻丰产的纪录.等现在,她要不要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呢?”她既担心如村长所说的生宝的“不光彩地失败”,又埋怨生宝的犹豫,“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呀!你对互助合作那么大的胆量和气魄,你对这样事这么无能?如果你胆大一点,泼辣一点,两个情人的关系,说不定你去郭县以前已经确定下来了.”对比着富裕中农的儿子永茂的“骚情”与入不了党的孙水嘴的嬉皮纠缠,又想起郭振山对生宝事业的冷淡,她心里又难受起来.“她的思想更矛盾了.她的感情更复杂了.她的心又偏到生宝这边来了.”她本欲试探生宝的心思,才对他说想考国棉三厂,她本意是想叫生宝留住她,黄堡镇稻草庵与生宝的一席交谈,让改霞又急又气.在读者眼中,这完全是一个俏姑娘与一个憨小子的一出好戏.有意思的是,作者写到这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感叹起来：“他从田间小道踏上了马路,扯开大步走了.唉!”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都活了起来,由不得作者去安排了.然而,改霞在考试之前,经由王亚梅的一番话,心理矛盾异常激烈,以致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郭振山的落后.最后她决定不考,要与生宝并肩奋斗.这与其说是改霞的思想觉悟,不如说是民间文化中“男耕女织”、“嫁鸡随鸡”的情趣的显露,这又符合另一种民间的欣赏趣味.

作者下笔的游移,又将这一颇具民间趣味的爱情故事重置于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下来加以演绎.毕竟,她认定了生宝是英雄,并且肯定：“生宝的心思全花在党交给他的事业上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她一连五夜等待,最终与生宝进行了夜幕下决定性的一次亲密接触与交谈.作者似乎有意安排他们最后一次的甜蜜私会,于是把她写得情意绵绵,大胆热烈,直逼.然而,“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一边是热烈如火的姑娘,另一边却是呆若木头不知情趣的为了“事业”放弃爱情的“先进”青年,沸点与冰点冲撞交锋,“爱情悲剧”竟是如此简单地诞生,让读者跺脚徒叹奈何.这似乎是一种民间久已有之的宿命,一对美丽的鸟雀在耀眼的阳光下打了几个漂亮的转转后最终分飞.大团圆的结局固然美好,更具理想化,但类似于杜十娘、焦仲卿妻刘氏等等的爱情悲剧却更能激荡人心平添叹息,使之更具现实性与想象力.这可能正是最后改霞与梁生宝毅然分手的美学成因.这的确是民间趣味与政治意识交织之后产生的另一重别具滋味的阅读效果.

小说的魅力在于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创业史》（第一部）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本文重点关注并比较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命运与爱情,着力探察隐匿其中主流观念与意识形态之下的“胀破”或“溢出”的成分（包括民间文化及其趣味,或“无意识结构”）,从而揭示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存在,这正是本文重读经典的意图所在.对民间文化及其审美的追寻,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无疑潜隐着一股难以摆脱的无形的解构力.

周 航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②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144-1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③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第3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④王光东：《十七年小说中的民间形态及美学意义――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为例》,《南方文坛》,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