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阔绰”,是焉非焉

盛可以,一个本身就颇有争议颇受关注的70后小说家,她的作品被国内外很多读者、出版人、文艺评论家关注,也获得过一些奖项.然而2013年初始之时,盛可以再次引起关注,这一次不是因为某一部作品,却只是因为一个词汇——花开阔绰.

事件起于一条微博,微博的主人盛可以“吐槽”了自己的小说被编辑擅自修改导致意思完全变了：原句是“这个花开阔绰的姑娘,内心早已一文不名”,修改之后成为“这个花销阔绰的姑娘等”.盛可以解释说,“花开阔绰”是形容这姑娘美盛,而“花销阔绰”是指她大手大脚花钱,差得太多了.随后她又补充说明,“花开阔绰”一词出自自己的短篇小说《佛肚》,该文2011年年底曾在知名文学杂志《收获》刊登,刊登时,该词并未被做任何修改.然而2012年底,该小说被收录到《留一个房间给你用》一书中,由某知名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在翻阅新书时,她发现,自己文中的“花开阔绰”被修改成了“花销阔绰”.盛可以表示,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自己很高兴,也很得意,在这样一个上下语境中,“花开阔绰”这个词是突然冒出来的.她觉得不是自己费尽脑汁去寻找到这个词,而是这个词自然而然地跳出来的,现在莫名被改,难免既有点不悦亦有点委屈,所以就把它发到微博上,并“想和大家讨论下编辑修改的界限”.

客观地说,“花开阔绰的姑娘”确实是一个想象空间很开阔的词儿,各种美好、万种风情,读者自在脑中构出画面,通感的调动和运用非常妙.而“花销阔绰的姑娘”,一字之差,差别千里,也确实误读和篡改了作者的本意,盛可以的吐槽,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然而,亦有人批评盛可以的这个造词不合常识、语法,因为无论使用哪一个版本的词典,“阔绰”一词也确实找不出与“花开”匹配的语义来.

毋庸否认,近几十年来,现代汉语的退化让人心痛,几乎看不出和满纸烟霞的古代汉语同出一门.时有官腔、套话横行,再或者,堆砌辞藻、不知所云的梦呓般的小资文艺腔,不会好好说话,也没有汉语固有的典雅.其实,这已经不止是作者或者编辑之间的孰是孰非了,汉语现如今的状况,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有责任.

是非之一：新造词是否“上得厅堂”

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编者认为生造词语是“词汇中的赘疣”,因为它不是语言表达的需要,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而是语言的“异化”,不仅给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也造成语言的混乱,破坏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却时有作者为了表达的精准与独到而不惜“创辞”的事例发生,这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当数鲁迅.比如其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里的“直面”在当时就是一个“创辞”.但因为它既满足了作者在修辞上的需要,且毫无意义晦涩、让人费解之类的毛病,所以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现已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为人们普遍接受.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每一个作者都可以随时创造一个新词语.当代汉语在网络时代受到了大量新词的冲击,它们有的留下了被收入词典,有的却只是昙花一现,说到底,一个新的词语从产生到推广直到凝固成为汉语词汇的新鲜材料,是要通过千百万作者和读者的普遍认可和大量语言实践筛选的,而且这些新词语的流行,必需要有其自身的理据和表达的需要,比如为了表达传统词语不能满足的新事物、新概念、新的修辞效果等,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赞成轻率地生造词语,但不反对语言的创新.有时为了穷形尽相地描写客观事物,或为了描述过往作者所没有描述过的现象,不得不采用新的说法,甚至需要对语言建筑材料进行艰难的心营意造,但这必须有语言表达的需要,而决不是对语言文化素养不足的掩饰,也不是刻意标新立异的故弄玄虚.

郝铭鉴（《咬文嚼字》主编）：文学创作的确要讲究规范,但也要有突破,作家要有在语言上的创造,如果完全循规蹈矩,就没有语言的进步.就这句话来分析,这个姑娘正是年轻貌美,像一朵花盛开,但内心贫乏,阔绰与一文不名相对,可以对照起来.因此,“花开阔绰的姑娘”这种表达没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很有表现力的表述方法,正因为这种搭配有陌生感,所以有特别的表现力,从修辞的角度来说,让人耳目一新,创造力激发出来的语言不该去修改.

格非（作家）：“阔绰”在这里,是有余地的意思,是开满有余,是非常艳丽.可能这样的词放到诗歌里,理解更容易一些,放到小说里会增加些困难.然而文学就是走在词语探索的前面,没有必要让所有词必须合理化.

李敬泽（评论家）：“阔绰”不见得非得和钱有所关联,为什么和花开就不可以呢.作家就是让词语和词语之间、事物和事物之间建立关系的,这样使用好不好,感受可以因人而异,但是作家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叶开（《收获》杂志编辑）： 作为一家专业文学杂志,《收获》杂志的传统是充分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如能理解,不会轻易否定、修改作家创造的词,有疑问则会与作家沟通.如果字词都按语委会那样限制,中国就不会有鲁迅沈从文莫言余华了,就只剩下《人民日报》了.“花开阔绰”的盛可以是一名对词语有天分、有敏感的优秀女作家.语言是微妙的艺术,有内在规律,无需语言执莫名法,不应僵化理解,但分寸把握也难,所以编辑、作家都要不断学习.

李伟长（《零》杂志监制）： 作为单个词组,“花开阔绰”的确不合语法规则,但从小说整句来看,是个好句子,有意思,有想象力,也有美感,能够体会到作者的得意,对文学创作而言,需要鼓励和欣赏这样的尝试.

因为《零》杂志是面对新生代的年轻写作者和读者的,所以我们遇到的类似情况比较普遍,对此,我们一般以鼓励为主,只要不是明显的错字别句,就不在语言方面做干涉——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天赋所在,破坏了它就扼杀了小说.

邵敏（上海世纪文睿出版公司老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村上春树作品刚刚引进和风行.有位年轻散文家要出版一个集子,取名“我们一起村上的日子”,出版前,围绕这个书名,大家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这个书名语法不规范,应改为“我们一起读村上的日子”或“和村上在一起的日子”.改完后的书名语法虽然正确了,却少了一些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最后还是保留了原书名.这是当年的一个例子.时代变化了,大量新词涌入,也反映到出版物中.比如曾经特别流行的“神马”,“神马”和“什么”一词,在严肃的作品里当然不能互相替换,但如果是在一个小说里,某人物说话时,用用也无妨.有的网络新词会有它的生命力,有的则除了新潮好玩没有别的意义. 金丽红（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进入网络时代,语言发展空前活跃.网络语言爆发力强,随意性强,但大量网络小说是不能出版的,100万、200万字的长度,文字相对粗糙,读者主要看情节,不计较文字的精致程度.但落到纸媒,必须精致缜密.如何既能让读者在阅读上没有障碍,又保持语言的鲜活和发展,这一点十分重要.语言一定会与时俱进.就拿《最小说》这个刊名来讲,当时也有争议.从最严格的语法上,它并不规范,但这个词里边有与时俱进的鲜活,大家也都能理解.规范的衡量标准和尺度很重要.出版者要处理好鲜活生动和语言规范的关系,既要鲜活,又要规范,既要往前走,又不能走得太快,让人看不明白.

姜伯静（专栏作家、评论家）：我也来说个鲁迅的例子.“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个词源于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时的产物.走狗一词古就有之,丧家狗一词也古就有之,资本家在鲁迅的时代也早已出现,而“乏”这个字与“走狗”这个词结合,再辅以资本家和丧家,就是一个新创造的词了.且不论鲁迅与梁实秋当时孰是孰非,单论“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新创造的词汇,就可算作是鲁迅先生对汉语的一大贡献,至今既无人可突破,又无人可效仿.所以,这个词直到今天还那么“经典”.

所以,新创造一个词并无不可,但要看是谁造的,在什么环境造的,为谁造的,是否是一个大众或者准大众都能明白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环境,凭空造再多的词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我看来,盛可以的“花开阔绰”就很是有些小家碧玉般的“孤芳自赏”.且不说“花开阔绰”与“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词的影响力无法相提并论,便是单看“花开阔绰”的“活力”和“印象”就太显牵强,和“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活灵活现相比,“花开阔绰”显然要生涩无味多了.依我看,作家们创造新词汇的时候最好深思熟虑一下,不要太冲动,怎么也得琢磨得字通意顺了才写上去,不要想当然.否则别人误解了的话,还要吵架.

汉语需要新的元素汇入,需要新的力量,可我们写字的人要谨慎一些,在写“花开阔绰”的时候最好先想一想“资本家的乏走狗”,否则会弄巧成拙的.

是非之二：作者与编辑的上限与下限

其实在这场风波里,让盛可以觉得不满的,除了“花开阔绰”一词的商榷空间,更有一点就是,在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并没有就所做的任何改动与作者做过任何沟通,也难怪她要在微博上隔空喊出一声“亲爱的编辑啊,胡不懂俺?”

一直以来,改稿都被视作编辑案头基本功的体现,是衡量编辑职业精神和水平的重要环节,改稿看似容易,其实最难掌握分寸,一不小心就会越位.所谓“越位”,是指编辑乱作为、擅自改动作者原稿,结果弄得面目全非.老作家孙犁对此就十分反感,曾表示宁可不出书也不同意随意改动他的原作.余秋雨对此亦深有同感,有一次外省一家出版社向余先生约稿,拿走《文化苦旅》稿件后,那位责编竟把这本书当作旅游导游书,按照这个标准对原作痛下杀手,作了大幅度删改.当时余先生正在国外讲学,毫不知情,幸亏当时的《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闻讯后,要求那位责编将原稿退还给余先生,此事余秋雨在该书后记中专门作了追记.傅雷对编辑乱改文稿亦十分担心,1956年11月19日曾专门致函中国青年社思想修养组,信中说：“嘱写报道傅聪成长经过的文稿,兹遵命写就附上.文字内容倘欲更动（即使改一字）,务请先行来函商榷,因近来报刊擅改作者文稿之风仍未稍戢,不得不郑重声明.”

然而,这边厢作者叫委屈的同时,那边厢编辑们也觉得委屈,围观网友中便有同行为图书编辑叫苦,“作为一个图书编辑,我能理解同行的痛苦,保留作者‘花开阔绰’的匠心,这本书若被抽查,这个字会记一个错,因为他们评判的标准会非常严格或者说刻板,譬如《现代汉语词典》中未被注明的,就可能被记错.”

林君雄（著名编辑）：编辑处理书稿,免不了要遇到增与删这对矛盾.绝对不增不删的书稿是极少的,增与删要遵循这样两个原则：一是必须正确,不能胡增胡删.为什么增,为什么删,要说出个道理来.这个道理应该是公认的,而不是个人的好恶.对于既可以这样表达,也可以那样表达的,应该尊重作者,不能随便改动；如果不改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宪法法律,就必须改动,不能迁就.二是小增小删编辑可以做,大增大删要征求作者的同意,尽可能由作者想通了自己动手,不宜越俎代庖,否则会吃力不讨好.编辑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作者.

杨葵（图书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兼市场经营领导组长）：很多作家很怕编辑改他的稿子,以编辑不改自己的稿子为荣——你看我的创作他们一个字都不能改,增一字太多,减一字则太少.现在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也和前些年不太一样了,很少引为知己了,但是如果是真正想从事编辑这项工作的人,这个是自己努力的方向.编辑改稿子不是说你有改稿子的权力,我们现在和作者签合同的时候都说乙方有修改文字和编辑的权力,但这个权力不能滥用.当你改到一些本质的东西,比方说,一些人的文风尤其是自认为文字写得比较好的人就容易犯这个毛病,编辑改人家的语气,改了之后小说可能变成四不像,又不像是你写的又不像是他写的,这就是编辑失败之处.

作者也会试探你一下.我经常采取的办法是,我给你改一段,我认为这一段当中会有哪些东西是多余的,有哪些是我认为需要再加强的.对小说我一般会做某一章节,给作者写一封很详细的信,那时候还不太写邮件呢.作者看到你的东西,认可了,他马上会对你百分之百地信赖.也不能说现在的作者特别牛×,不让改,这都是双向的,编辑和作者永远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当你自己做到,让他认为一个编辑编我的稿子可能会让我的稿子增色,至少会减少一些纰漏,哪个作者会不乐意呢?如果这样都还不乐意,就算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郝铭鉴：从语言生活的角度来说,作家负责创造,编辑负责规范,看上去矛盾,所以双方要合作,方向就是如何有利于汉语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