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甲是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自小喜欢京剧,爱好书画,曾和宜兴显亲寺一位叫怀舟的和尚学戏.怀舟的母亲是谭鑫培家保姆,怀舟自小就在谭家耳濡目染,甚得谭门精华.这怀舟还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符律衡即从他那儿学到了京剧的妙处,成为当地知名票友.
抗战爆发后,符律衡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奔延安,进入延安鲁艺实验剧团,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艺术家,1940年加入.符律衡有口吃的毛病,在鲁艺,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阿甲.从此,他以阿甲闻名.
1938年7月1日,阿甲导演并参演了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抗战题材京剧《松花江上》.阿甲扮演父亲赵瑞,扮演赵瑞女儿的,正是从上海投奔延安的青年演员.演出结束,等去后台化妆间慰问演员,由此结识.三个月后,成为的妻子,便不再登台演出,但与阿甲毕竟还算同行和朋友.
阿甲集编、导、演于一身,创作改编过众多剧目,是当之无愧的大艺术家.早期有传统剧《宋江》《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现代戏有《钱守常》《松林恨》《夜袭飞机场》等,1949年后则导演了《宋景诗》《赤壁之战》《白毛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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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22日,在上海愚园路218号红都剧场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演出结束后,她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索要了剧本.于10月初找到副部长林默涵,希望他安排一下,根据这本子重新改编一出新现代戏.地位特殊,林默涵自然不会怠慢,他立刻召来阿甲,请他尽快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是政府部门,中国京剧院是具体演出单位,虽然对它拥有管理职能,却不能在业务上越俎代庖.
一个月后,直接把阿甲请到中南海一叙,同时还邀请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这已构成《红灯记》最初班底:李少春的李玉和、袁世海的鸠山、杜近芳的李铁梅.表示,《红灯记》是自己从十几个剧本里挑选出比较好的一个本子,希望中国京剧院能改编成现代京剧,并提出改编要有特点,要符合京剧的规则,争取参加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同时她还提出实行AB角制.AB角是舞台表演的常见现象,阿甲对此毫无异议.
布置完任务,不再过问此事.接受任务的阿甲随即向上级报告,上级表示,出于对特殊地位的尊重,要齐心协力把事情办好.阿甲请来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先生执笔改编.此时已是1963年底隆冬季节.但翁先生是旧式文人,没有那种革命体验,辛苦写出的第一个本子,没有达到阿甲的革命高度.阿甲亲自捉刀.革命的艺术家阿甲果然不同凡响,他立刻找到《红灯记》所要表达的主题:这是李玉和一家三代之间表现出的不一般的骨肉之情,不仅是一家人的情义,更是革命的、阶级的情义.
找到重点的阿甲文思如泉,顷刻写出“提篮小卖”“听奶奶,讲革命”“狱警传,似狼嚎”等经典名段,而另一曲轻快、明亮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出自翁先生之手.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将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能够用来排戏的时间已经十分紧张,阿甲只得边改本子边排戏.主演李玉和的A角李少春身体不好,又因劳累过度无法进行排练,只得由B角钱浩梁顶替,而钱浩梁正是李少春的得意弟子——AB角的安排派上了用场.
此时钱浩梁刚好30岁,身材高大,扮相俊美,音域宽广,声音洪亮,且功底扎实,是位十分优秀的大红生,在体格上,他比师傅李少春更适合出演李玉和.不过,在角色的领悟能力和经验上还是逊师傅一筹.阿甲这个革命老艺术家就手把手给钱浩梁这位革命小艺术家说戏.
原本扮演李铁梅的杜近芳,因年龄偏大,改由比杜近芳年轻十岁的刘长瑜扮演.阿甲又邀请高玉倩扮演“李奶奶”,高玉倩的“李奶奶”可谓轰动,“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戏,实在是现代京剧中念白的经典之作.再加上袁世海的鸠山,形成主要演员班子.
从1964年春节后《红灯记》剧组成立,到1964年6月5日开始的观摩大会不过三个月时间,阿甲对剧目进展抓得很紧,5月中旬即完成了全剧的排练,并在首都文艺界内部进行了彩排演出,获得相当好评.
已经成型的剧目,除了本子是介绍并初挑了几个演员,在整个编剧、导演、排练的过程中,没有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但5月23日观摩了对她的个人专场汇报演出后,改变了《红灯记》的命运.在观摩演出时,对《红灯记》的演出赞不绝口,还被“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感动到落泪,演出后她上台对全体演员的成功演出表示祝贺.整个过程中,只对个别细节上提出了一些小改进.阿甲和全体演职员松了一口气.
谁知没过两天,再次召见阿甲前往中南海,阿甲和京剧院党委书记张东川一同前往.谈话开始,对《红灯记》依然表示赞誉,同时提出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但说着说着突然表示:“我看了你们的演出,这部戏被你们改坏了.”原来,对阿甲在剧目中突出一家三代人的表达方式不太满意,而强调要突出“李玉和”的主要形象——“三突出”概念在头脑里初见雏形.令没有想到的是,阿甲居然固执己见,坚持突出三代人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阿甲,她就变换了一个手法,要以“指示”的方式加以传达,这样阿甲不得不服从了.
由于的要求对剧目的改动较大,阿甲在修改提纲中并没有完全按照的“指示”执行,他希望能通过部长周扬去找通融.周扬倒是帮忙了,但结果令阿甲失望,周扬表示:“不仅是领导,也是艺术家,也是参加创作的,你们还要听她的话,照她的意见修改”.《红灯记》进入了节奏.
结果,在现代戏观摩大会上,经过“指点”的《红灯记》受到严重挫折,只好停止了对该剧的宣传.但《红灯记》依然是阿甲的《红灯记》,它必须要成为的《红灯记》,才算有个真正“归宿”.于是继续对剧目表示各种不满,多次声称“你们把我的剧本改坏了”.阿甲性格甚为固执,为此多次与发生争执,以致不想再搞这个戏.后来周恩来出面协调,安排去北戴河疗养. 没有的指点,阿甲的编排顺利了许多.没料到,在北戴河没几天便杀了个回马,她心里始终惦记着这出戏.剧本在争执中改来改去,许多被指点过的地方又回到了阿甲最初设计的场景,但区别在于,即便是阿甲亲手改编的,现在变成在亲自指导下取得的成绩.
1964年10月10日《红灯记》正式公演,立刻引来如潮的好评.1964年11月6日晚,、刘少奇、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演出,据说在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后中场休息时,被剧情深深打动,不愿离席休息.当时,高玉倩的丈夫、新华社摄影记者江宁生负责为领导拍照,他回忆说:“演到说家史和刑场那两场戏,我还看见眼角渗出了泪水.”
演出结束后,等上台接见全体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也很激动,与主要演员一一拥抱,接见时,似乎玩笑式地问林默涵:“这个戏是你发现的吗?”林默涵坦陈:是同志发现的.在一旁的听了哈哈大笑.这一问一答,既是实话,对却别有意味——这是她在为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积累资本.当走到阿甲面前时突然冷脸说道:“阿甲,这个戏改成功了,这是我们之间‘顶牛’顶出来的.还有许多话,我现在不讲,将来你会知道的.”这对阿甲是一次严重警告.
次年1月4日,再度观看此剧.随后,“红灯记剧组”开始了南下演出,引发观众强烈反响,仅在上海一地就连续演出30场,场场爆满.报纸连篇累牍发表赞美文章.3月22日,袁雪芬在《光明日报》以《精益求精的样板》为题写道:“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起到了样板的作用.”文章中“样板”的提法,使《红灯记》成为“样板戏”肇端.“样板戏”《红灯记》最大功臣阿甲却没有被列入南下演出名单——他被踢开了.
“”开始后,运动波及中国京剧院,1967年4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战斗兵团”成立,对造反派表示:“这个阿甲,可是一个典型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一贯地反对我们搞‘样板戏’.”于是,阿甲这位《红灯记》的主要创作者,转身变成了“破坏样板戏”的罪人.
1967年8月2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再次观看《红灯记》并接见演职人员,钱浩梁、杜近芳等为他们赠送了“《红灯记》战斗兵团”的红袖标.在谈话中,阿甲被多次点名.被打倒的阿甲,中九死一生.
到了1970年,为了把《红灯记》从舞台搬上银幕,“解放”了被打成“封建文人”的翁偶虹,对《红灯记》再度进行修改,把故事发生地点从东北搬到了华北,并增加了两个唱段以及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派人到干校找回正在劳改中的阿甲,专门让他看了一遍新版《红灯记》.阿甲说这个戏“六根未净”.确实,这戏除了一些细节变化外,主体部分几乎没有改动,主要情节、唱段基本还是阿甲编剧的那个作品.当然,“重大变化”还是有的——李玉和的扮演者不再叫钱浩梁,而叫“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