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五易其稿

1955年我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山西人民出版社任文艺编辑,不久,即听到省委文教书记王大任同志作报告.“”初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在康生“授意”下,迎合上海、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掀起的“一月风暴”,组织起“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以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杨成效为总指挥,一举夺了山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党、政、财、文大权,整死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将省委书记兼省长王谦和省委文教书记王大任等领导人押解到五一广场进行批斗,由杨成效宣布：“撤销卫（恒）、王（谦）、王（大任）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实行无产阶级.”随即将他们投入监狱.这是1967年1月31日的事.

“九一三”事件后,浪潮暂趋纾缓,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谢振华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着力抓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此时,王大任同志重新进入省委主管文教的领导岗位；原宣传部部长卢梦结合到省委文教部任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前省文化局副局长贾克仍结合到省文化局任副局长兼文艺创作组组长.这个创作组是个过渡性质的机构,初期,从宣传口下放的文艺创作干部陆续调回省城,搞文学的如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搞戏剧的有贾克、石丁、张万一、赵步颜、刘元彤、王世荣,音乐方面有张沛、李守祯等资深名家.此外,尚有张一非、李国涛、顾全芳、王东满、张福玉、鲁克义、周振佳、张彦昭、郭恩德、郭增威以及后来被“”迫害致死的赵云龙等中青年创作干部达30余人,本人不才亦忝列其间.

1973年2月,文艺创作组组长贾克通知我参与省里《三下桃园》的改编工作,成立一创作小组,其成员有：王世荣、张彦昭和我,另加省京剧团编剧张龙野、导演焦贵清共五人组成.由于我是《三下桃园》原创者之一,故确定由我执笔.当时,是由文教部常务副部长李蒙直接抓这项创作,一般是由我写完剧稿,送到文教部,再请省委常委、主管文教部的领导王大任、毛鹏云（省军区政委兼）审定.

那个年代奉命搞戏剧创作,无自主、自由可言,领导说了算,如果领导意见不一,作者就夹在中间受罪,既苦闷又无奈.每逢此处境,大任同志总是以其长者的温良宽厚给予我慰勉和帮助,至今感念犹存.

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的改编,经历过所谓“五易其稿”的曲折过程,其症结所在是要不要加入阶级斗争内容以及如何处理戏剧矛盾冲突问题.多次在文教部听领导意见,王大任总是从全剧艺术结构谈他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从不脱离剧情要求在剧中加强阶级斗争的描写.让我为难的是,由贾克贯彻下来的省委领导意见总是要求“把阶级斗争的线描得更粗一些”.在这种两难境况下写出来的剧本,浑不成器,付诸彩排,效果见差,令人难堪.

我想摆脱编剧差事,请求下乡体验生活.正当心情不佳时,接到通知,要我带上前后多次修改的剧稿到文教部谒见大任同志.这天,他是带病上班,显得疲弱地躺在椅上对我说：“孟衡同志,你最早给京剧团写的那个本子带来了没有?”我回答说带来了,旋即将题为《桃杏迎春》的剧稿递给他；他没接剧本,却说：“你念给我听.”于是闭上眼作静听状.

当我念到剧中女主人公从桃峰回杏岭途中的核心唱段时,他要我重复再念一遍.我尽力把准节奏念诵这个唱段,他听得也很细心.念完全部剧稿后,他沉思一会,说：“这个本子写得不错嘛.我上次说过,就是内容不够厚实,有些地方的艺术处理比较好,可以恢复到新改的《三上桃峰》本子上去嘛.”他谈完意见,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嘱我静下心来改好剧本.

过了两天,卢梦同志捎来王大任所存《三上桃峰》第二稿油印本,在封面上批注：“文字上稍作小改,加上场题,供参考.”我翻阅一遍,也确是文字上修饰性的“小改”,对于在剧中强加的阶级斗争内容,仍然一字未动.（那年头,谁敢动啊?）不过,这时传达省局卢梦的意见,指出剧中的一号人物写得生硬,老支书和年轻队长之间没有表现出亲密关系的一面,嘱咐创作人员要好好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贾克也强调要注重戏剧的艺术效果和轻喜剧的表现手法,建议恢复《三下桃园》某些有剧场效果的艺术情节.省局两位领导的意见与大任同志前几天与我谈话的内容是一致的,我觉得他们好像在一起商量过了似的.

这次领导的意见没提阶级斗争,而是回归到艺术本身来加以引导,这使我改善了创作心态,在确立“轻喜剧”艺术风格前提下,尽可能删削那些不合情理的“阶级斗争”内容.省晋剧院首席导演温明轩和副导演张万根对这一稿的修改也较满意,积极投入排练,于11月初旬彩排.

彩排当晚,省的领导人在剧场休息室谈意见,毛鹏云首先给我们发了“安民告示”,他说：“曹（中南）政委今晚也来看戏了,他认为总的来说还不错.”王大任也说“改得一次比一次好了”,肯定这次修改的戏路,并谈了继续修改意见.

趁着这次改稿的经验,我和温明轩商量,将剧本的修改意向朝《三下桃园》倾斜,把桃峰队女支书青兰“挪位”到杏岭队作为剧中的一号人物塑造,杏岭的青年队长改为老队长；最终删除了阶级斗争的尾巴,实质上恢复了《三下桃园》的艺术构架.贾克同意我们的设想,并建议“把剧中的第一号人物写成返乡女知青,塑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形象”.

这一稿的修改比前三稿的工作量要大得多,但我的创作思路却终于能按照生活与艺术的逻辑运转了.夜以继日,埋头笔耕,播下自己心血浸泡过的种子,那种感觉,苦中有乐.我写完这第四稿,在山西大剧院彩排,剧场观众爆满,形同公演.这也反映省晋剧院导演温明轩对演出成功抱有信心.演出结束,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陈永贵副总理领着商业部副部长与湖北省副省长等一拨领导人上台接见演员,他们即兴发言对演出表示祝贺与赞赏,陈永贵眉开眼笑连声说了三个“好”!

第五次修改稿,于12月17日在南工人文化宫再次彩排,大任同志在当晚座谈会上说：“一次比一次有进步.陕西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同志今晚也看了戏,还谈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事情；姑娘已经许了亲,什么时候出嫁,就看怎么打扮了.第一号人物改成返乡青年,跟上了‘十大’精神；我看风格要服从于塑造革命接班人.”

翌日,卢梦同志传达王大任的意见,说：“领导已经肯定这个剧本,修改时大架子不要动了.修改的方针就是塑造革命接班人,通过‘马’写人；第一号人物共产主义风格,产生于远大理想,这也是突出基本路线的精神.”总之,从山西省委到文教部、文化局领导,都满意地为《三上桃峰》放行了.这就是太原版《三上桃峰》当年受批判时所谓“为炮制大毒草,五易其稿”的概况.

1974年春,华北文艺调演,晋剧《三上桃峰》被打成了“大毒草”.我作为该剧的执笔者,在挨批的当时,就有人拿我的家庭出身说事,认定我蓄意为刘少奇翻案,是阶级本性决定的反映.就连我的顶头上司贾克也抱怨说：“叫你加强阶级斗争描写,你就是不听!”仿佛都是我杨孟衡惹的祸.

这时的王大任在北京京西宾馆“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上作检查,说他“旧账未还,又欠下新账”,按初澜《评晋剧〈三上桃峰〉》定下的调子,对《三上桃峰》的“反动性质”重新作了认识,并表示接受沉痛的教训,说：“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我思想上是根深蒂固的.等大毒草《三上桃峰》所宣扬的‘忠恕’、‘礼让’、‘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孔孟之道的黑货,在自己思想上烙印很深,所以就错误地赏识、赞扬了剧中青兰那样的人物.因此,不但识别不出毒草,反而把毒草当作香花来欣赏、吹捧.”他的检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应该说是真诚的自我剖析,并没有把责任推到剧作者头上.可叹有的领导人,罔顾事实,把责任尽往我身上推.

1978年9月初,批转报告以中发【1978】52号文件为《三上桃峰》平反.9月下旬,邀请《三上桃峰》剧组再次进京,参加建国二十九周年庆祝活动.行前,大任书记召见贾克和我,他向我们传达了新任部长黄镇同志为《三上桃峰》平反有关情况之后,特别叮嘱道：“你们这次去北京,一定要谦虚谨慎.《三上桃峰》以外的事情,不该说的就不要多说.特别是贾克同志北京的熟人很多,说话要注意分寸.”

当时正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顶层情况微妙而复杂,王大任同志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用心良苦.

（作者为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