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自古溢书香

最是书香能致远.

文化的累积与传承必然促成历史的进步,文化之于国家,犹如精神之于形骸.书籍,是文化赖以传焉不坠的载体.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莫过于这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化典籍.古往今来,书籍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店,古有书肆、书坊、书铺、书林、书堂、书棚、经籍铺等多种之称,称为书店、书局、书馆则在其后.中国最早的书市又称槐市,出现于西汉年间.汉平帝元始四年（4）,京师长安太学生达万人之多,在太学附近栽种了数十行槐树,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在此地聚会,进行写卖经书的交易,史称“槐市”.扬雄《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后汉书·王充传》：“尝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可为书肆之证.

一

北京自辽、金建都,迄元、明、清至今,历时千载,作为国都政治中心,文化鼎盛.北京的书肆萌生于两汉,兴起于后晋北宋,发展于明代与清代前期,衰落于清末民初,随文化的盛衰而兴替.

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仰慕华风,积极汲取中原汉族先进文化.其长子耶律倍“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书市,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辽太宗耶律德光仿效中原王朝的礼乐制度,并改年号为“会同”,寓意其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会无间.会同元年（938）,燕云十六州纳入辽国.幽州（今北京）被升为陪都,即辽南京.会同九年（946）,辽灭后晋,将大量汉籍掠送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开泰元年（1012）,改南京为燕京.辽代立朝几与北宋相始终,其刻书业不如北宋兴盛,据沈括《梦溪笔谈》：“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辽还利用与宋朝榷场贸易,输入中原地区汉文书籍,开科取士.这种文化背景促成图书贸易的活跃.燕京的书肆多为前店后厂,一些书肆开始刻印佛经、儒家经典和汉文书籍,以应不时之需.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张云叟出使辽国,“闻范阳（今北京地区）书肆亦刻子瞻（苏轼）诗数首,谓之《大苏集》”.苏辙出使北辽时,也发现其兄苏轼的诗集《眉山集》被辽南京（今北京）书肆翻刻出售.由此可见,当时南北书业贸易交流的活跃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此外,因辽代契丹人崇信佛教,辽南京佛寺冠于北方,佛事活动兴盛,推动了佛经的整理与刊刻,如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燕京大悯忠寺、燕京玉泉寺印刷,刺激了北京地区书肆初步形成规模.民间坊刻有专门雕印历书的书肆“燕京赵守俊家”,参与开雕《妙法莲花经》与《契丹藏》梓行.此外,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前南冯家、昊天寺福慧楼下成家也有名当时.其中不乏书写高手,他们的字体端正秀丽,精妙不苟,不少出自当时书法家庞可升亲笔.刻工人数众多,技艺高超,传名者如穆咸宁、李存让等,还有雕工集体如“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等.今传辽释行均撰《龙龛手镜》为通俗汉字之书,共收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刊行于辽统和十五年（997）,书前有燕京悯忠寺沙门智光序.宋神宗时,传入宋朝,在浙西雕印,因避讳,改题《龙龛手鉴》,传于后世,堪称鲁殿灵光,稀如星凤.

另据近年古籍普查,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燕京雕版印刷和手抄经卷,如辽统和八年（990）燕台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沙门诠明改定、仰山寺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经卷用纸多为硬黄纸或麻纸入潢,光泽润滑,可防虫蛀,历时千载而未蠹.墨色凝重黑亮,修复中经温水冲洗去污而墨色无洇染.此外,还发现一批辽版书,如统和二十三年（1005）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述、燕京刻本《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统和二十一年（1003）唐三藏法师玄奘译、道撰刻本《契丹藏》之《称赞大乘功德经》零帙.诠明（936—1011）,又名诠晓,人称无碍大师,是辽代著名高僧.曾主持重建悯忠寺释迦太子殿,重修房山云居寺,奉旨在云居寺主持《契丹藏》刊刻.这些发现的木版雕印的佛像套版彩印技术精良,独步一时,可见当时北京雕版印刷已相当成熟发达.如今这些珍贵古籍荣登《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此可推知,辽代出版中心僧、俗刻书的繁荣景象.燕京雕造的汉文小字本《契丹藏》（又称《辽藏》）楮墨精良、装帧考究、印刷精美,流播广泛,远达高丽.其刻本品质超过宋朝之蜀本《开宝藏》.辽祚较短,而能刻印《契丹藏》、小字《契丹藏》两部释家大藏,堪称壮举.

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今开封）.次年将宋徽宗、钦宗父子和后妃、宗室,部分臣僚以至技艺工匠、倡优、内侍及礼器法物、天文仪器、秘阁书籍舆图、库府蓄积等驱掳北去.掳迁至北方书肆的雕版工匠对北京地区的雕版印刷和书肆经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贞元元年（1153）,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书肆、刻坊得到发展生机,中都城成为金代北方刻印出版中心.当时,以国子监为主,不仅有大量汉文书籍刻印出售,而且有汉文译为女真文的书籍刊行,坊巷间也多有民间坊刻.此外,金朝还先后几次下诏购书,据宋朝《崇文书目》购求稀缺书籍.中都城中,钞书、刻书之风寝盛.各书肆争相刊刻出售医书、类书和民间说唱诸宫调之类的书籍,以餍民众需求.宋人洪皓北使金国,留金凡十五年,《宋史·洪皓传》载：他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可见金代中都书肆之一斑.

元朝以武功定天下,定都大都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元朝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者建议,大力倡导文治,对汉族文化日益重视.至元九年（1272）,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大都白纸坊兴建造纸基地,带动了周边地区造纸作坊兴起.在攻略南宋的过程中,对攻取的城市中的图籍、珍宝进行搜掠,北运大都.特别是奉行尊经崇儒、开科取士的政策以后,为大都书肆业的繁荣提供了契机,专门刻印经史书籍的书肆开始涌现,同时出现了专营某类图书的专业书肆.如燕山窦氏活济堂专营医书,刊行《新刊黄帝明堂针灸经》、《伤寒百证经络图》,仿儒家“四书”刊印《针灸四书》,附有窦氏自著的《针灸杂说》.此外还有出售杂剧刻本的,如《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公孙汗衫记》等.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大都城内省前东街开辟有“文籍市”,形成了一定规模、有固定场所的书籍市场,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业.许多外国使臣慕名而至,如高丽使臣曾在北京书肆购求《三国评话》、《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等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