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出类拔萃之辈

除了工作职务外,他还有一串头衔：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常委等

可他却说——

实事求是地说,在我这个年龄便获得如此地位的人实在不多.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才华,很大成分上是因为我的“运气”好.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举中的,考上了北京大学,那一年,我所在的只有20多万人的常山县就有4000人报考,我当时实际所受的最高教育是初中一年级.搁现在,凭初一的文化底子,打死我也不会参加高考,更不敢闯北大的门.所以,我总是跟别人说我是靠“运气”、凭不知天高地厚的胆子混入北大的.上大学后,一次上体育课,我推铅球一下子推了个第一,结果同学们推举我当了班里的体育委员.其实我这人体育平平,除了有些力气能把铅球远远地推出去外,在别的项目上,只能给别人垫底.从班里的体育委员到系学生会体育委员,以至校学生会体育部委员,继而当了学生会副主席,毕业留校搞团的工作,1983年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北京市青联主席,1988年赴日本学习一年,1990年到现任.

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我在插队落户时,学了个“不怕吃苦”；当兵时,学了个“办事认真”.尤其部队三年,“直线加方块”,“三挺一瞪”,使我改掉了插队时养成的稀松懒散作风.我特欣赏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就最讲认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本着“在其位,谋其政”的宗旨,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办事.举个例子：大学里召集各系学生干部开会,往往是拖拖拉拉不能按时召开,到会的人也不齐,原因之一是开会通知通常是贴在布告栏中,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我召集会时,一定要一个一个地找到宿舍,通知到人.在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上,我是很较真的,以致后来很多同学给我提意见,说我“死板”.这一点,看来是改不掉了,而且,我也不想改.

死板自然可恶,但认真却是极可贵的.我在日本一年,对日本人的认真深有体会.一次,一个国内的朋友去单身寮看我,正逢周末,我们聊得很晚,于是我想留朋友住一夜.尽管当时单身寮里90％的房间都空着,可寮监就是不同意,说规定外人不得留宿就得不折不扣地执行.老头子一脸木相,任凭我费尽口舌,就是摇头,朋友在夜色中离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另一件事改变了我对寮监的看法.一次,我们几个人在寮中聚餐,有酒有肉,我们客气地请寮监一起吃,老头子摆摆手谢绝了.我们欢歌笑语,酒肉飘香,老头子却坐在邻屋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老头子来了,坐到我们中间.我问他为什么刚才不来现在来,他说,既然你们请我我一定要来的,不过刚才是值班,现在下班了.我对老头子产生了敬意.那天,也是周末,没人监督老头子的工作,全凭他自觉.

离开日本时,负责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山崎先生郑重地送给我一件礼物,打开一看,我大吃一惊,那厚厚的一摞竟是我的学习日志,细致到每一天的每一个时间段.日本人的认真态度已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个中国代表团要来参观,途中坐车时间约10分钟,为安排这10分钟,日方开了半小时的会,详细布置了每一分钟的内容：应在什么位置、应向客人介绍些什么、若超时在哪一段如何补回来等

日本人就是以这种认真态度加上吃苦耐劳,将一个资源贫乏的弹丸之地发展成超级经济强国的.从总体上讲,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起来,不仅聪明机灵,而且知识面也宽.检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一对一地比较,无论是体魄还是头脑,中国人都要胜一筹.我们为什么不如日本发展得快?除了体制、管理等问题外,最重要的是我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太不认真,说重了是缺乏责任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也不好好撞.如果能把中国人的机灵和日本人的死板匀一匀该多好.

回国后,我有多种选择,比如继续从政,干我所热爱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我想国家的改革正不断深化,经济领域中更急需人才,我赴日期间是在大阪银行和野村证券公司学习金融,我想使我学得的知识在国内能用上,专业总得对口吧.当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谈了自己的想法.1990年2月,我到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

这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到这里以后我发现,公司开展了很多业务,但一项最应开办的业务却没有——证券业务.于是,我开始筹划此事.我虽然学了金融,但那是日本,日本的国情与中国有着质的不同.我没日没夜地边干边学习,从中央的经济政策到点票子,一切从头干起.当年8月,证券部成立,刚成立时不能跟现在比,还不如胡传葵的“十几个人,七八条”.不管底子怎么不好,要干就得咬牙.我们先从证券转让干起.点票、站柜台、收券,我和大家一块儿干,有时干到半夜,有时连轴转,累得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一靠就睡着了.我们的家当就靠大家这种不辞劳苦的精神支起来了.

要搞证券交易,光靠吃苦还不行,还得掌握证券行情.当时,正值STAQ（全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组建之际,可加入STAQ光会费就得交15万元,这对我们刚刚成立的证券部可不是个小数.大家一商量,为了今后的发展,眼下再困难我们也得入会.1990年我们成为STAQ的第一批会员.我们做对了,1992年1～5月,我们在100家会员单位中累计证券交易量已排前5位内.我们的业务全面展开,1991年国家改变国库券发行办法,58家金融单位成立了包销团,我们公司虽小,承销量却排在第13位.1991年以来,我们又在北京第一次推出民办企业的债券,第一次推出合资企业的债券.我们发行的“亚都债券”一度轰动了京城,成了北京“证券热”的起点标志.

如今上海、深圳的股票热火朝天,北京人看着心急手痒.有些人觉得身在北京倒霉,什么好事都得在有十成把握之后才能在北京办.其实,北京已享有其他省市无法比拟的待遇,至于某种改革举措,在没取得经验时,决不可能全面铺开,必须先搞试点,而这个试点决不会放在北京,因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北京的任何行为都举足轻重,具有很大影响.不过,我们已经为盼望写股票的北京人做了准备,铺了路.如今,我们已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预备会员了.不久,我们就将有直通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专线,可以直接为北京股民怎么写作了.

我每天很忙,也很累,但我觉得挺充实.有的人认为我挺亏的,觉得人在转行之际,职务啊,级别啊,总得升个一格半格的,平调就亏了.我是平调的,可我从不觉得自己“亏”,什么职务、级别的,全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些东西又怎么样?级别越高说明事业越成功吗?未必.我现在级别是和八年前一样,工作可比以前累多了,但我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活得更有意义,更实实在在了,因为我的确有了事业.

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

千万别认为我是说团的工作不实,我决没那意思.我对共青团是充满感情的.应该这么说,没有在团的岗位上工作的经历,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熟.共青团培养了我诸多能力,是共青团把我这个普通青年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有无数共青团培养起来的干部在挑大梁.

共青团是个摇篮,是个学校,但不是保险箱.每个团干部都实实在在地面临着转业问题.面对现实,我想给团干部一个忠告：关键时刻要敢于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