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没了明星相

特区不“特”就是自废武功

“改革是特区的根和魂,如果没有这两个字,特区就不称之为特区.”

1992年“南巡讲话”之前,深圳企业港资台资多,“三来一补”企业多,真正创业能发展起来的本土企业很少.

20年后,当年许多和华为一样弱小、稚嫩的公司,如今都成了最能代表中国各行业最高水平的公司—地产业如万科,银行业如招商银行,通讯业如华为、中兴通讯,家电业如创维,IT互联网行业如腾讯.

“深圳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是成功的,但已经没有了突破性改革的空间.”资深观察人士呙中校表示,在下一轮的改革中,深圳的角色也许不会“像过去20年那么引人注目”.

深圳梦想：叫板新加坡

“下一步,就是叫板新加坡、叫板香港.”2010年8月9日,面对电视前的亿万中国观众,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公开讲出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自己将了自己一军”.

以2009年数据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产值折算为18.4亿元人民币,香港为14.3亿元人民币,而深圳只有4亿元人民币.这仅仅是规模上的“硬差距”,在政府效率、法治环境、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文化影响力等等“软差距”上,更有巨大的“鸿沟”.

戏剧性一幕还有,国内众多“叫板”深圳的城市中,最“凶猛”的“追兵”就是此前王荣主政了五年的苏州.前者是中国城市实力榜中的老四,后者是老五.2009年,两者之间GDP差距从一年前的1100多亿元缩小到470亿元,进出口总额、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全面逼近.而深圳与老三广州的差距,则由2008年的400亿元扩大到2009年的900亿元.

最大挑战还不在此.“改革是特区的根和魂,如果没有这两个字,特区就不称之为特区.”一位特区发展研究人士痛心地说,深圳特区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财富,也产生了一批既得利益阶层,“奋斗精神没了,改革闯劲没了.”

他认为,过去深圳是“走在前面、说在前面”,现在是“说在前面、动在后面,甚至只说不动”,一个明显表现就是,“深圳提出了很多好主意、好思路,别人学习实践.我们去参观,才发现是照着我们学的,回头一看,我们还没有动.”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前后,国务院相继批准成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各有探索任务的新特区,但“特区”名号仍然只保留给了深圳为首的五大特区.对深圳的厚望和深意可见一斑.

“如果说特区‘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弃了‘特’,这就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抛弃是一样的道理.”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唐惠建告诉记者,让深圳自己放弃“特区”本质,无疑于在未来的竞争中自废武功、自我边缘.

越年轻的人越保守

在深圳调研中,记者听到了一个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长,得到了中组部批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任仲夷答应了他.

一位中国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记者,“像袁庚这样的干部,现在不能说没有,但越来越稀有.”他分析说,改革初年,任仲夷、吴南生、梁湘和李灏等深圳改革的推动者们,一是年龄较大、党内资历深、保持着革命家的心态；二是时代使命和危机意识强,想干事业,私欲很少,“加上当时改革环境一穷二白,所以能够放手一搏.”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坛坛罐罐多了,顾虑就多了,胆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释放了出来.”他认为,现在不少官员把公务员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下,甚至一些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一切影响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触.

据他观察,目前深圳官员群体中存在着一个现象：越年轻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轻的干部越想经常调动,“因为搞改革,就有争议；有争议,就成为了争议干部,就会从官场出局.太太平平,最保险.”

因此,在这位研究人士看来,深圳推行的一些改革已经变成了“摇火车”,“火车实际没有开,但是让火车摇起来,让车里的人感觉到火车似乎是开了.”

怕放权就是改革的阻力

以2003年深圳启动的“行政三分”改革为例说,借鉴香港,将整个政府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独为深圳所有,改革越改越难,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日益凸显背景下改革的阶段特征.但这个时候,也是历史考验一国、一民族乃至一地区、一城市是否有希望、有前途的关键时刻.2002年11月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爆深圳的呙中校,8年后再次提醒说,“如果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深圳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困难.”

“叫板”新加坡倒逼改革

王荣公开提出“叫板新加坡”,与其说是为深圳树立前进的榜样,还不如说是通过“叫板”世界最具制度活力、社会最为和谐的先进城市,倒逼深圳重新起飞.

事实上,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从经济特区成立就一直关注深圳.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说,政治敏感性非常高,对特区的作用、功能、前景看得最透彻,“他对我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的试验田；深圳的试验如果成功了,说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

“叫板”新加坡,深圳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但再难,我们也必须用行动对20年前小平的嘱托作出回应.”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胡恒芳说：1992年,视察南方时在深圳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瞭望》《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