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社科图书取名“随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许多社科类图书书名都“花里胡哨”,让人不明就里.社科类图书可分为两类,一类偏学术,这类书的书名往往直白易懂；第二类则更偏向畅销书,这类书的题目正在不断“创新”.罗岗表示,偏畅销书的社科类读物如今明显增多,书名也变得五花八门,既有生造词,也有“故弄玄虚”,就是让你不明白.比如《中国震撼》,书名在语法上有问题.还有《黑天鹅》,乍一看是小说,其实是金融读物.

难以理解的书名有时会对读者阅读造成困难,以往社科类读物的题目都是直接反映作者的观点,而另类书名,会让读者在拿到书时产生困惑.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反对作者使用这类书名.但更希望作者能在书中对书名做直接或间接的解释,这样有助于读者对作者观点的理解.

聂震宁：关于组建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的倡议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光明日报》撰文：我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自1993年启动以来,取得了重大发展.青年志愿者活动迭起,组织不断发展,队伍不断扩大,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尤其是共青团下属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志愿组织,这个协会在组织大规模的项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他们可以利用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活动.

我有一个构想,希望由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牵头,在国家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和相关社会组织的支持下,开展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建设,在全国各地组建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主要吸纳在校大学生以及新闻出版、文化等机构的青年员工参加,在每年的全国读书节（或称全民阅读节）、世界读书日以及当地的读书月、读书周、读书日期间开展活动,这样,全民阅读活动的热潮势必会较快形成.

以我之见,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一支支撑起这项全民性阅读活动的中坚力量――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阅读虽然是个人的事情,可正因为冠以“全民”,便涉及千人万众,注定要成为一项个人自愿参与,社会各方协同开展的群众性公益活动.经验告诉我们,要开展好公益活动,建立志愿者队伍,通过志愿者的发动和沟通,吸引更多的群众自愿参与,并引导、鼓励、帮助广大群众产生持续的热情和兴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

庄庸：主题出版的三种趋势

中国青年出版社新青年编辑室主任庄庸在《中华读书报》撰文：2013年,“主题出版”呈现三种“变化”的趋势――从“主题出版年”的专项化,变成常年组织的常规化；从部分出版社“被适应”,变成全行业“自组织”；从出版业自下而上报批选题的“基层探索”为主,逐渐强化为以国家管理层自上而下总体策划的“顶层设计”为核心,如2013年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正确出版方向和舆论导向,做好重大主题出版,扎实推进新闻出版精品战略.”这标志着主题出版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的思路、机制、体制渐成雏形.以国家出版基金为抓手的“顶层设计”开始步入正轨,以重大战略思想为脉络的“主题出版”持续深入――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2013年工作思路说：“研究吸收有关方面专家的建议,在现有的出版单位自下而上申报项目的基础上,再开辟两条路径：对于一些关系党和国家大局、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选题,可以从国家层面进行项层设计,再通过招投标确定出版单位的办法予以实施等从而把自下而上的申报与自上而下的总体策划结合起来,以期进一步拓宽精品项目渠道,使国家出版基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怎么写作国家大局.”

“主题出版”对出版业的影响和作用,已经从外部的政治生态,变成内在运营模式的变革创新.这种变化和趋势,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出版课题.

傅光中：强烈呼吁国家对网店销售新书在一定时间内限价

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傅光中在接受百道网采访时表示：网络书店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行业内恶性竞争,死命压价,导致出版业的利润摊薄.地面书店由于竞争,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出版社的日子也不好过.网店动不动搞活动,提出让利,虽说方便了读者,但是挤压整个行业的生存空间,把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弄乱了,一直压价,现在都到五零折了.出版社也要养人,有那么多管理费用,行政开支.图书利润减少,出版社转而降低作者的稿费,作者创作的也就受到抑制,最后还是整个文化出版事业受伤害.

我们强烈呼吁国家对网店销售新书在一定时间内限价.我跟韩国的出版界朋友交流,韩国一年内的新书网店售价不允许低于实体书店.新书不能打折得这么厉害,读者是哪里便宜,就去哪里写.改制后出版社都是企业,企业都要趋利避害；可是出版又是文化,考虑到民族和国家文化事业的层面,政府必须要监管这个事情,要制订游戏规则,公平公正地进行交易.

实体书店路在何方

《人民日报》报道：让实体书店走出颓势,需要的,是让读者发现与书相遇的乐趣.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在书店转一圈,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也没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发现,更缺少让人若有所思的体悟,怎么能把读者从网上书店拉回来?

不过也要看到,实体书店变少,仍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出版业、书店业背后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精神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专业化、个性化的书店,也可能预示着实体书店的发展方向.一些书店转向专业化、分众化,在海量的图书中先进行一次筛选,让人既能享受发现的乐趣,也能避免过多冗余信息的干扰,更精准地占领“长尾市场”.

实际上,不光书店,书籍本身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各种电子书阅读器越来越流行,蚕食传统书籍的市场份额.有人感叹：书籍将死.但是,书籍不畏改变.纸的发明将“书于竹帛”送入历史,激光照排将印刷雕版变成古玩珍项,但书不是依然存在?笔者相信,电子书不过是让书籍又站在了另一个孕育无限可能性的门前――而书店,何尝不也是如此?

数字时代独立出版迎来曙光?

《羊城晚报》报道：香港独立出版代表人袁兆昌认为,独立出版是“挣扎下的理想主义”,理想不必多谈,挣扎源自经济压力.以市场份额为例,商业出版集团占据市场书,籍流量的一半多,其他中型出版社再占些销售份额,独立出版市场相当窄小. 集团式出版的优势,不仅在资金,还有对主流市场机制的熟悉与配合,开拓媒体及零售通路驾轻就熟.书一出,马上相对应的发行、采购、零售等一整套系统化的配套流程就可以立即启动起来.而独立出版社做不到这一点,难以打入大型连锁书店,甚至需要跟单个销售者都要逐一沟通.而大众的普遍阅读口味与意向,也达不到独立出版物的阅读水准,影响图书销量.

2012年11月广州的独立出版物展上,大家一致认为数字时代到来,给予了独立出版新曙光：从此无需印刷成本.如一位独立出版商所言,在数字化的道路上,独立出版与大型出版集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数字化的进程中,所有的出版人都在边学习边前进.”

中国古籍善本“疗伤”难

《广州日报》报道：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组组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项目传承人杜伟生称,根据粗略的统计,目前全国古籍善本的存量大概在5000万册左右.这些古籍在历经长年的战乱离丧、水火相侵、鼠啮蠹蚀之后,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有或大或小的“病”,需要修一修.而在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古籍属于濒危状态,修缮的难度非常之大.

和海量的古书“病人”相比,古籍“医生”的数量少得可怜.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18位古籍修复师,是全国最大的一支古籍修复专业队伍.但仅仅依靠这些人的力量,想修好国图现存的近200万册古籍善本,也需要五百年左右的时间.事实上,这是一件五百年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古书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而且问题愈加棘手.

“经常会有市民拿着他们的古书找到我们,请求我们帮助修复,但我们真的爱莫能助.”广东中山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的负责人表示.该馆修复人员一共9人,修复好现存的47万册古籍善本,已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杜伟生说,目前国内一共有53个院校开辟了文物鉴定修复专业,每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有一千多名.人数并不少,但大部分毕业生无法顺利进入公藏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在阅读革命中的“新位置”

《中华读书报》报道：若干年前,图书馆的生存危机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在今天,这种疑问逐渐消失,正是因为图书馆在新阅读时代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31年,亲历了图书馆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到网络化,现在又走向移动化的过程,“变化是图书馆的主题”.过去,传统图书馆坐等读者上门,但现在,图书馆直面现实,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读者需求的变化,提供随时随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个性化的阅读怎么写作,朱强称之为“泛在图书馆怎么写作”.

在朱强看来“泛在图书馆怎么写作”具有五个鲜明特征.一是网络化,泛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和怎么写作要以网络为传播媒介；二是全天候,泛在图书馆不受时空的限制,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用户提供怎么写作,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已想要的信息资源和怎么写作；三是开放性,它除了为特定用户提供受保护的信息资源怎么写作和教育外,也对全球用户开放,全世界的读者都可以来访问；四是多格式,在泛在图书馆里边,信息的格式是多种多样的；五是多语种,它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多种语言的,今后随着机器翻译不断的进步,可以实时翻译成用户所需要的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