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网络公司:高智商的灰色交易

由于手握专利数量巨大,很多科技公司离开这些授权几乎寸步难行.这意味着高智发明正在逐渐掌控创新体系的最上游,而这个市场一旦最终形成,高智发明将获得对这块市场的定价权,这比曾经的“标准”带来的威胁还要巨大.

就像可以预测下次心跳一样,心脏病学家让一吕克·范切利（Jean-LucVachirey）在即将取得巨大医学成果时,就知道对冲基金经理会打过来.现在,范切利所供职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正在对一种名为肺动脉高压的罕见病的治疗方法进行测试.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范切利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临床信息.这些机密信息如果用于引导投资将极具价值,对冲基金经理们对此感兴趣因此并不意外,“他们总是说‘不谈任何机密’,但随后就会索要机密信息”.

范切利是美国格理集团（GersonLehrmanGroup）庞大专家网络中的一名成员,该集团通过雇佣全球约40000名学者组成了这个庞大的专家网络.现在,格理集团掌控着全球大约三分之二的“专家网络”市场,其主要怎么写作内容就是安排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对冲基金聊天.这些专家可能直接来自行业大公司,也可能来自于研究机构,甚至可能只是熟悉某些公司运转的意见领袖.这些专家的共性只有一个：他们可能接触到行业或者企业最核心的秘密.

尽管专家们提供信息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合法的,但只是1%的疏漏就足以酿成恶果.范切利表示,他很清楚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对语言剖析能力有多强.他知道,即便自己在面谈或会议中转移话题,客户也能从他的肢体语言或行为举止中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只要将这些细节与他们从其他专家处获得的信息拼接在—起,一些重要线索就可能浮出水面.

2012年,格理集团因涉嫌内幕交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时,该公司最著名的专家西德尼·吉尔曼承认,他将临床实验数据在公开前泄露给了某只对冲基金,后者因此非法获利近三亿美元,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其漫长历史中处理过的案值最高的内部交易案.

“智”“商”之合

科学家们不经意闻泄露的信息甚至就足以谱写出一个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这宗最大案件背后,又牵扯着一个深刻的问题：社会怎样对待那些珍贵的研究成果.每年,各个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会都会下拨大量资金以帮助优秀学者开展大批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将关系到这个国家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的落实,关系到这个国家一批甚至几批年轻科研力量的培育,也关系到这个国家从传统国家到创新国家的身份转换是否能够成功.

这是一个属于智者的领域.但如果从商人视角更宏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残缺得一塌糊涂.科学家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多自视甚高,但他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成果在哪里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价值；不同学科之间的交互越来越明显,成功产品的背后往往是很多里程碑似的发现与成干上万个发明在共同发挥作用.但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科学世界中,美国的传感器工程师不可能知道中国发明的某种触摸屏会让传感器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商人的价值就在这里得到了体现,格理集团的出现代表了人们对科学的又一种态度.以往,人们认为科学是封闭在塔中的神像；但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些信息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科学家们不经意间泄露的信息甚至就足以谱写出一个一夜暴富的神话.因此,这块属于科学的市场绝对有开发的必要,尽管这种开发有时“逼不得已”地带有灰暗的色调.

但其实,有一个重要问题被大家习惯性忽略了：即便没有格理集团等专家网络公司的出现,学术精英与行业领袖、甚至两个行业对手之间的距离也远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只不过,格理集团用一种工业化思维重新梳理了这个市场,从而使之变得更加“规范”.

利益瓜葛

系统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未曾试图避免这神利益瓜葛.

很久以前开始,大企业就热衷于把大量金钱——有时甚至足够培养一个孩子直至他走上研究岗位——塞进研究者的口袋,而这些研究者的工作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公司的战略规划及主营业务有关.这已经不仅仅是公司和研究者之间的问题了,整个系统中的每个参与者——提供研究资助的组织、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和负责评定研究价值的学术委员会,都未曾试图避免这种利益瓜葛,大家已经无法从这个灰色地带全身而退.

2005年,当患者因药物“倍美安”起诉惠氏公司的时候,该公司的代表和客座作者的出席成为整个案件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当默克公司的止痛药“万络”被质疑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中风时,一些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签字提交的一份证明材料帮助默克公司化险为夷,但事后的调查发现这份材料所引用的全部数据都是由默克公司自己提供的；对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糖尿病药物“文迪雅”发表有利观点的文章中,有87%的作者都与葛兰素史克公司有利益往来.更重要的是,当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委员会讨论是否要将“文迪雅”做下架处理以避免潜在风险时,人们发现委员会中的很多成员也与葛兰素史克公司有着巨大的利益往来.

但这样的交往显然是有风险的.作为研究女性绝经后骨质疏松问题的专家,林赛最著名的一篇论文发表于2002年,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由DesignWrite公司撰写的,后者是最著名的同行评审论文公司之一.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同意接收这篇论文后,DesignWrite又根据编辑意见对文章进行了修改.这些细节随后被媒体,林赛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专利经营

格理集团让商业间谍变成了一门阳光下的产业,而高智发明则用专营经营来控制发明市场.

格理集团另辟蹊径,从而更艺术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搭建出一个平台,对冲基金经理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顶级专家对话,并通过对话中的蛛丝马迹来探究行业涌动的暗流.作为信息提供方,行业专家们则可以获得数额不菲的咨询费——三方共赢就这样轻易实现了.格理集团似乎让商业间谍变成了一门阳光下的产业,变成了一门可供所有人学习的学问.尽管坐拥价值十亿美元的专家网络,格理集团仍非一枝独秀.现在,以类似方法组建的专家网络公司已经超过40家,他们几乎都能帮助客户接触到最优秀的专家.但相同的表象之下,各公司商业模式其实相去甚远.格理集团外,另一家值得关注的企业就是高智发明.

高智发明的创始人之一米尔沃德（NathanMyhrvold）退休前是微软首席技术官和战略师,也是举世闻名的微软研究院的创始人.另一个创始人荣格（EdwardJung）在加入高智发明前,也曾在微软担任首席软件架构师,他在微软的10年中参与创建了包括WindowsNT、微软研究院、移动与消费产品和Web怎么写作在内的多个微软王牌产品.也正是在微软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市场并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健全,而残缺通常都意味着商机.

高智发明成立的初衷是为那些饱受“专利流氓”（PatentTrolls）侵扰的企业提供防御机制,公司最初推出的“专利保护基金”（PatentDefenseFund）即着眼于此.所谓专利流氓,是指—种专门在市场上搜刮专利的小型公司：他们从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司或者濒临破产的公司中收购专利,之后以侵权为名向使用这些专利的大公司发起诉讼,以此获得高额回报.黑莓手机没落的起点,就是这家公司因为遭遇专利流氓的纠缠而被法院判赔数亿美元.

后来,随着投资人扩容和专利储备增加,高智发明开始在发明市场来开展专利经营业务.现在,包括微软、谷歌、苹果、甲骨文等在内的全球信息产业翘楚都已经成为高智发明的投资人.为此,高智发明设立了三股专利基金：“发明科学基金”（InventionScienceFund）、“发明投资基金”（InventionInvestmentFund）和“发明开发基金”（1nventionDevelopmentFund）.

发明科学基金专注于发展公司自有研究成果.高智发明会定期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头脑风暴”,挖掘能够覆盖未来十年产业命脉的核心技术.这里诞生的很多创意虽异想天开却有可取之处.曾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的天体物理学家洛厄尔·伍德就在这里提出用激光灭蚊,该创意不仅获得盖茨基金会的赞助,还入选了《时代》周刊五十个最佳发明的名单.

发明投资基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微软、英特尔、思科、谷歌等国际巨头均是这一基金的投资人.为免泄露商业机密,高智发明一直采用“空壳公司”和保密协定等方式开展业务,这使其对外形象相当神秘.据悉,至少有约1110家“空壳公司”或附属机构与高智发明存在关联,这些公司在2001～2009年间进行了811项知识产权交易,其中涉及到的7018项美国专利和2871项专利申请多集中在信息科技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最易集中发明以谋取利润.

发明开发基金是一支以部分美国大学基金为主要投资人,专注于发明开发投资的基金.高智发明的“发明人计划”对发明开发基金的运营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发明合作的主要原则是自愿、发明权属无争议以及在发明方案选中之后积极配合专利撰写,具体的运营流程如下：“确立发明指南→投资发明创意→开发国际专利→促进发明转化→分享发明成果”.

与格理集团相比,高智发明公司声望更低、能量更小、风格也更加低调.但对那些抚育新兴产业无比艰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家企业带来的潜在威胁却丝毫不在格理集团之下.

“最上游”威胁

即便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专家网络公司给传统的研究社区带来了多大的风险,迄今为止却很少见到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禁止其成员加入专家网络公司,这与人们的直觉显然不符.

在不到10年时间中,高智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专业从事发明投资的公司,其管理的投资基金已达50亿美元,并拥有超过三万项专利和专利申请（每年正在以超干件的速度递增）,公司还宣称已经从专利许可中获得将近20亿美元的收益.近年来,高智发明的投资业务还拓展到澳大利亚一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新加坡、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高智发明所拥有的专利有三成以上来源于欧洲市场,而购写这些专利所支付的费用往往只占专利价值的很小部分.因此,有学者认为欧洲国家为了短期利益而出售这些具有潜在价值的重要资产.2008年,高智发明正式进驻中国,意图与我国专利申请量排名前20位的高校合作,重点是收购信息技术、生物医疗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专利技术.

由于高智一贯隐秘的行踪和以空壳公司代为出手的诡异方式,很多专利人甚至在其专利进入高智发明的专利池之后依然对此—无所知.而高智公司则在潜心建立一个此前从未存在的市场：他们四处收购专利并打包进行授权,由于手握专利数量巨大,很多科技公司离开这些授权几乎寸步难行.这意味着高智发明正在逐渐掌控创新体系的最上游,而这个市场一旦最终形成,高智发明将获得对这块市场的定价权,这比曾经的“标准”带来的威胁还要巨大.

神奇的是,即便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专家网络公司给传统的研究社区带来了多大的风险,迄今为止却很少见到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禁止其成员加入专家网络公司.这与人们的直觉显然不符,“如果担心敏感信息泄露,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采取行动以防患于未然”.

监管盲区

解决科学家与产业界利益纠葛的最简单办法是信息透明吗?信誉系统为何失效?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内幕交易并非始终违法,德国和日本甚至直到最近才宣布这种行为违法.2002年,《金融学期刊》上一篇题为《内幕交易的全球》的研究论文指出,1990年以前,全球103个主要国家中只有34个拥有反内幕交易法律,而确实对这类行为提起过诉讼的只有9个国家.到2002年,这一数字也只不过分别上升到了87个国家和38个国家.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解决科学家与产业界利益纠葛的最简单办法就是信息透明.学术期刊、资助组织以及专业学会可以规定,只要某种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到科学研究的客观与公正,研究者就必须向所有相关人员公开有关信息,并由后者自行判断这项研究的可信性.

但其实,美国在理论上就拥有这样的系统.不论科学家处于何种原因而未申报相关利益关系,都有多级检测系统来确保研究中涉及的利益关系能被公诸于众.如果科学家没有公开这种关系,科学家所在的大学就有义务查明情况并详细报告；如果大学也因为某种原因没能履行职责,项目的拨款人——类似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的政府组织就必须介入以查明情况.

不过,这套信誉体系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因为科学家很多时候完全意识不到可能影响研究客观与公正的行为,其他监管机构则已经习惯72寸这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管理层甚至禁止对资助对象进行利益关系调查,其内部备忘录写到“除非申报者严重违反申请程序,否则我们不应该调查利益关系的性质或者研究者如何处理这些关系”.

就在几年前,内梅罗夫还是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2000年,史克必成（即后来的葛兰素史克）公司资助其获得该职位.三年后,有研究者向学校反映,内梅罗夫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神经科学文章涉及三种药物,但内梅罗夫并未公布其与医药企业间的关系.

埃默里大学随后开始调查内梅罗夫与医药企业之间的关系.2004年,埃默里大学认定内梅罗夫“多次违反利益关系、咨询以及其他政策”.此后,内梅罗夫同意限制对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咨询工作.2008年,在国会又一次揭露了内梅罗夫身上存在的多种利益关系后,埃默里大学要求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并禁止他在两年内申请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项目.

但这又如何?现在,离开了埃默里大学的内梅罗夫摇身一变成了迈阿密大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系主任,并成为一个更宏大的新研究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个项目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了总计高达40万美元的资助.过往所有不良记录,至此似乎已经全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