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区域繁荣治理

点赞:21541 浏览:9545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5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从初具规模到实现全球化和现代化,需要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配置区域资源,鼓励人们学习并发挥创造性.这涉及许多传统的政策问题.我们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而只能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通过回顾瑞典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并与今天的中国进行比较,本文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要波动、社会福利状况、区域政策、城镇建设和建筑业、交通物流、产业结构,以及研发和创新.任何社会都需要管理其基础环境、自然资源,以及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源,同时需要建立更强的市场动态,从而保证高附加值产业中实现更多的就业.本文从瑞典的政策失误中汲取经验教训,研究瑞典是如何对这些失误进行了修正,并指出了中国目前政策中需要进行改革的一些方面,而相关的变化有待于区域治理理念的革新.我们需要扩大知识经济能力建设过程中所强调的各项能力的范畴,这是对高生产率增长与经济活力所需要的社会和环境资源进行长期治理的关键.

关 键 词:知识经济;区域发展;治理

中图分类号:F112.2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空前变革.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重要新兴经济体和人口大国.无论是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都与知识经济的兴起紧密相关,开发并运用知识的能力已成为推动国家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动力.知识经济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于国际贸易、行业增长态势之中,并已成为促进产品乃至行业领域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时代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及挑战:①经济危机冲击了金融市场,引发美国及欧洲债务危机,同时很多国家还面对着尚未解决的结构性问题;②所谓的“全球性挑战”,包括了气候变化、采伐森林、生物多样性减少、持续的能源消耗、淡水紧缺、环境污染及健康风险;③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拥有了获取信息的能力并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而且大多数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加剧,因此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作需求正成为新的挑战(中国有上千万人口正在脱离贫困,这成为缩小全球范围内国家间差异的重要平衡力量).

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时代中,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无论位于世界哪个偏远角落,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获取并运用信息,信息通信技术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距离障碍,但同时又提高了独特地区环境在吸引资本、技术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等流动性资源的重要性.全球化和现代化需要由具有创造力并富有成效的地域环境来配合,而这并不仅仅是指对某项新技术或新业务的投资,一些传统政策问题至今依然重要.要让人们积极并富有创造力地投身于区域环境建设,关键要做到重视文化,打造人性化的物质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提供高质量的幼教和高等教育以及专业的商业及消费者怎么写作等等.在全球范围内,公众更关心的是一个地区是否能让他们获得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否有助于他们在当地立足并谋求发展.

人以及机制设置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条件.这项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无法按照某个特定的公式来做,每个个体需要进行自我规划和自我管理.然而,这项任务困难重重,我们需要总结他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从中学习.本文分析了瑞典的部分经验以作为解决中国目前面临问题的基础,并进一步地思考了哪些基本因素是成功管理知识经济的重要条件.

本文包括以下主要部分:在第一部分,阐述了瑞典的发展阶段,回顾了几个重要的政策方面,以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借鉴意义;在第二部分,阐述了知识经济治理的含义;论文的最后部分则进行了总结.

1中国如何借鉴瑞典的发展经验

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明显在不断改变.20世纪9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新的概念,如“新经济”、“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①这些概念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技术息息相关,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更复杂的情况是,过去十年的几项研究发现,增长因素,如研发和技术进步、发明创造、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企业发展以及政策治理,在本质上具有联系.要研究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需要考虑特定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发展经验.瑞典国土面积远小于中国,其经济更开放更国际化,其技术也更先进,但瑞典的经验仍与中国具有关联,其中有多个原因.虽然中国部分地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大部分地区已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并建立了现代化的产业和研发中心.中国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紧迫性(如飞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通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全面发展和谐社会.

几个世纪以来,瑞典虽然同时在县市级层面通过协调有影响力的地方独立机构来关注区域发展,但瑞典主要采取了集权的政策.其次,瑞典政府还负有通过市场经济效益来实现平衡稳定发展的社会责任.尽管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但瑞典拥有庞大数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独立私营企业,中国在事实上也已采取了这种发展模式.

现代中国在贫穷落后、饱经战乱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经济,并实现了增长.瑞典发展初期从19世纪早期开始,而中国经济发展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瑞典部分偏远地区人口稀少,只能依赖自然资源,但瑞典仍是世界公认的实现增长的一个成功案例.然而,瑞典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时全面停滞了.瑞典用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最近瑞典经济才有所复苏.正如我们看到的,瑞典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组合与中国的现状有很大相似性.瑞典的成功秘诀之一是制定了杰出的研发创新政策.在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瑞典居于瑞士之后,位列世界第二.瑞典在区域政策及科技、产业政策框架方面常被认为是全世界表现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最后,瑞典还拥有很好的环境保护的传统和社会政策体系.

什么是瑞典成功的关键?瑞典曾经遭遇了哪些问题?之后又是如何修正的?我们会在下文尝试提供一些线索.从开始就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传统政策的实施状况越来越取决于它们如何促进或者阻碍知识经济的兴起,但这些传统政策问题至今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概括了以下六点③: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要波动;社会福利状况;区域政策,城镇建设和建筑业;交通物流;产业结构;研发和创新.在分别讨论了以上六个领域之后,我们相应给出一些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建议(附录1补充了进一步的瑞典背景介绍).1.1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要波动


大约170年前,瑞典作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开始进行广泛的教育改革,紧随其后的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1870-1970年,瑞典取得了世界第二的发展记录,仅次于日本.但是,情况随后失去了控制,瑞典在1973-2000年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困难时期.瑞典经济下滑一个可能的主要原因是竞争恶化,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及过度的“福利状态”(见下文),同时也是全球石油上涨冲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口带动了瑞典的经济复苏,但总体而言,那时瑞典的经济增长仍然与20世纪70年代一样,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信贷市场管制放松导致了信贷激发,这些信贷很大程度上被分配给了房地产行业,由此,瑞典的银行和金融产业形成了泡沫.20世纪90年代初期,固定汇率制度、国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瑞典税收制度改革最终共同造成经济泡沫破裂.瑞典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90-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就业率下降近10%.这场危机戏剧化地扩大成公共债务危机,严重制约工业化发展,并使失业率上升,与目前日本金融危机类似,这场危机为长期的繁荣划上了句号,但与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瑞典立刻采取行动清理不良贷款,在把银行归还私有企业之前,瑞典几乎曾将所有的银行国有化(以避免不良贷款).随着情况的改善,政府将先前的不良资产再次推向市场,从而让纳税人几乎没有承担任何损失.虽然金融行业曾经一度失控,但政府未对金融行业进行规范控制,只是国家从此对金融行业实行主动监控政策,严密监控用户、消费者与银行的利益.

与中国的关联:虽然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和较大的收入差距,中国从开始进行市场改革起就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已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部分行业产能已经过剩,而且房地产业存在泡沫.虽然中国经济仍保持强劲势头,但其中却暗藏危机和隐患.

1.2社会福利状况

在社会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为了应对由市场驱动的产业重组,瑞典政府制定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建立了集中的薪酬谈判体系、强大的工会和可靠的失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网将保护个人劳动者,使人们更加乐于接受工作变化和再培训.在此过程中,福利体系彻底改变了工作、教育和储蓄的根本驱动力,击败了这些曾经引起了经济衰退的因素.虽然仍然存在着结构性失业、教育投入与薪资提升不成比例等问题,尤其是在公共部门的主导产业,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改革使瑞典的国家经济状况逐渐恢复正常.普及养老金改革使公民认识到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储蓄负责,这为瑞典相比其他大多数欧洲经济体更好地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为支持幼儿照顾怎么写作提供了机构性的解决方案,支持母亲在怀孕、抚养孩子之后回到工作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生率,降低了形成老龄化社会的危险.

与中国的关联: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劳动力市场重组以及对个人劳动者利益的有限保障,都是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抑制了人口高增长,却导致了社会局势有所紧张,将来还可能引起劳动力不足.瑞典的经验不仅为建设稳定的社会安全网络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还提醒我们过度慷慨的福利也可能引发问题.

1.3区域政策、城镇建设和建筑业

瑞典基于早期建立的区域治理结构和政府高度问责制的前提下,允许区域化和专业化.农业部门通过土地改革进行了转变,从粮食生产到牲畜饲养,这成为了产业升级的助推器.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从事工业制造.移民和城市化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今天大部分人口住在中等城市,只有小部分人口依然活跃在农业行业.在经济下滑时期,经济深受集权化税收、收入、房产、财富、消费等问题的消极影响.政府机构庞大,还提供了大量的政府补贴,尽管部分是为了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却使拥有特权的一方获得了利益.在偏远地区,政府则主要提供文化教育补贴.在那个时期,建筑行业获得了大量政府补贴,那些补贴主要针对建筑业和居民住宅建设.廉价的贷款为大规模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也给投机套利者和食租人创造了机会.在现代化的旗帜下,演变为不惜任何社会成本的大规模建设.传统的专业技能在建筑产业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获得土地进行大规模低质量项目开发的逐利行为.在进一步突出现代化的优势的同时,许多较小的城镇丢失了重要的历史特性,包括乌普萨拉(Uppsala)——个拥有最古老且享有盛誉的大学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心超过半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建筑.在其他一些中等城市,政府在城市中心之外建立了新的大学校园(如Linktiping,Vaxjo).一批独特的城市中心或多或少被工业化的住宅所取代,这些住宅在建设初期曾被认为是提供了平等的生存环境.然而不久,其中很多地区无法吸引新的住民,出现了逆城市化.主要城市附近的类似工程建设项目被欧洲之外的移民所占据,尤其是在三个主要城市形成了许多现代“问题社区”,这些地区如今饱受结构性失业高、社会问题多和犯罪率高的困扰.

2000年的后经济危机时代,在现代信息通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推动下,新思想、新观点逐渐兴起,传统重工业撤退.瑞典曾经的工业地区,而且往往是那些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如沿海沿江地区,重新建起了高档现公楼和居民区.④这些项目都具有较高的环境标准,可以为居民的生活节省时间.在农村地区,经历了20世纪的重组之后,过去农业行业由大型工业农场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有所转变,对农产品的新需求是当地生产的环保食物,这同样导致了新一波活跃的产业活动.这些产业活动从小规模开始发展,经常结合更专业的高附加值农业怎么写作并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这种趋势也催生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更环保的交通工具.

与中国的关联:与瑞典区域发展的条件类似,中国已经开始大力开发不同区域,但未来的发展之路错综复杂.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部分带动了两国的经济扩张,并让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拥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但汉族比例超过人口总数的90%,中国少数民族的迁移根本不成问题.在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中,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迄今为止,只有不到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人口总量决定了中国正在经历的广泛城市化过程在绝对数量上将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未经历过的大迁移.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招商引资竞争,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控制土地、财产和收入问题上也会产生摩擦.普遍存在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是指望外国直接投资来培训当地工人从而产生溢出效应.在缺乏适当的地方基础设施的条件下,包括教育和社会环境,受到挫折的外国企业将无法在当地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城市压力向中国城市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无论是小城市还是城镇,都正承受着建设和拥堵压力.如今的土地使用政策无法让逐利者忘记曾经的政府补贴,地方政府和商人仍然有着强烈的动机进行大型的建设项目.建设绿色环保的生活区域并未被提到重要日程,珍贵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正在被破坏.虽然两国不一定是同一种类型,但是瑞典已经为之付出或正在付出类似的高昂代价.1.4交通物流

铁路、公路、能源等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在19世纪后期为瑞典的经济增长奇迹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起,更多的投资开始转向“智能运输系统”,强调多式联运和运输系统效率.随着科技的变革,实时使用并连接多种新数据成为可能,更新更完整的解决方案被应用于解决系列交通物流难题,交通物流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

在解决安全问题等备受重视的社会问题上,瑞典具有突出优势,包括基础设施、交通工具和社会发展.实施措施之前,瑞典进行了重要的交叉学科研究(这个研究涉及很多重要因素),并分析了它们可能带来的收益或者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这些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更广阔的领域影响了瑞典汽车和工程行业.同时,在瑞典首都开征车辆通行费被证明能有效地改善空气质量并缓解交通拥堵,而不会对经济效益和城市发展造成伤害.

与中国的关联:今天的中国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巨大的交通网络,在解决拥堵、实现高效、保障安全、提供能源等方面都面临艰巨挑战.在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要求的前提下,要应对城市无计划扩张问题并控制瓶颈,必须利用创新和智能交通.中国需要改进其物流系统,为解决紧迫问题提供方案.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取得成功,人们将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时间,提升整体生活质量,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信誉,树立高附加值的国家品牌形象.

1.5产业结构

在工业化初期,瑞典占出口主导地位的两个行业是钢铁和木制品行业.19世纪后期,瑞典经济开始多元化,从开始的原料生产到越来越先进的产品制造.这一系列创新和工业加工,为广泛的、高度多样化的制造业奠定了基础,而且至今仍然是私营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坚实基础.瑞典传统工业中较先进的行业包括汽车、卡车和航空制造业,甚至是更为广泛的工程行业,如纸浆造纸、制药行业、电信和各种软件怎么写作(Aga、阿斯特拉、瑞典通用电器公司、阿特拉斯·科普柯、伊莱克斯、爱立信、诺贝尔工业公司、萨博、山特维克、SKF、斯道拉恩索、沃尔沃都是一些创新品牌,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品牌已被外国公司合并或被外资控制,但很多品牌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最近出现的组织创新使得一些最具创新发展力的公司迅速崛起,如宜家家居IKEA和H&M等品牌后来者居上.虽然比起早期工业化的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很少.传统的零售、批发、建筑和部分怎么写作业在很大程度上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与此同时,具有实力的大公司不断扩张并大力将其业务国际化.瑞典建立了有助于加强政府与大公司携手合作的产业关系和政策框架.只有在瑞典经济低迷时,随着现代技术和组织的发展,该模型才再次转向鼓励创业行为.

在宏观层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成本增加和竞争力下降引发了一系列货币贬值.正如已经指出的,克朗逐渐被放松管制,开始随其他货币浮动,直至今日仍被低估.虽然货币的短期走低为经济带来了一定竞争力,但最初的货币价值低估却加重了之后的长期通胀问题.此外,竞争压力减轻,实际上削弱了产品升级的动力,鼓励了部分行业通过而非质量进行竞争_J.为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瑞典在20世纪80年始放松了对几个关键领域的管制,其中包括金融怎么写作以及部分交通、能源、通信领域.在一些传统上由公共部门垄断的行业(如教育和医疗保健),允许私有企业或合资企业有限制地参与.其他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出台更严厉的行业竞争规则,制定政府公共部门支出上线,设立独立的瑞典央行.而且,瑞典首批加人欧洲经济区(EEA),随后1995年成为欧盟的成员国.除此以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组织创新使瑞典的商业领域恢复了活力.新的研潮创造出了很多成功商业案例及品牌(例如爱立信在手机市场中的领先,Losec在全反式维甲酸ATRA上的成功,以及Skype和Spotify.许多重要的新公司并非来自高科技产业,而是来自娱乐或教育等其他产业).有些公司只具有中等科技水平,却积极有效地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瑞典各阶段的经济转型如图l所示.经济的增长大多伴随着有效的财政引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典政府希望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调节收入再分配,而经济增长则逐渐受到日益增长的福利和瑞典政府干预的影响.

虽然不能追溯具体是哪些政府战略规划或文件设定了清晰的产业发展重点,但可以确定政府机构和行业通过相互作用联合在一起并致力于发展六个被视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具体行业:汽车、航空航天、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矿石冶金及林木产业.实际上,每一个行业的策略都是通过公私协作形成,并制定了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发展目标.

与中国的关联:为了建设产业集群,中国政府已颁布了一些相关优惠政策以鼓励发展一些具体行业,尤其是以下行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先进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根据目前的计划,这些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份额将被提升至2015年的8%和2020年的15%.考虑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将是惊人的产业扩张.可以预计在这些行业将有非常高的投资,研发和相关的创新活动的产出也将非常活跃.然而,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和产出并不能够被准确估计.自主研发是当务之急.瑞典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重要,即强调政府引导,从而实现高附加值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1.6研发和创新

几个世纪以来,多位瑞典领导人表现出对科学、艺术和文化强烈而广泛的兴趣.这鼓励了创业者的创新意识,推动了瑞典皇家学院的建立,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工程科学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IVA).其独特点是在19世纪晚期进一步确立了诺贝尔奖(首次诺贝尔奖于1901年颁发).其他的基础设施,如大学院校、研究所及先进的专利法也逐步落实到位.多年来,瑞典制定了税收激励政策以鼓励行业的研发投入,提高了私有企业整体的研发创新意识.虽然其他许多国家选择持续进行这样的财政激励,并在很多情况下逐步增加了相应的财政激励,但之后瑞典却取消了这项财政激励措施,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瑞典政府有意再次开始实施鼓励研发创新的财政激励.总体来说,瑞典的企业已经实现国际化,这些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热衷于研发投资的.然而多数研发只集中于一些数量有限的大公司,瑞典中小企业在研发上并没有太多投资.要分析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关注其他方面,例如这些企业如何深化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而非依靠直接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学术传统与社会是相对分离的,并且学术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和传统.直到1996年,瑞典政府明确地指出,学术界发展除了高等教育和研究之外还应承担”第三项任务”,即为社会发展怎么写作.然而,政府没有给予特别的资源来支持学术界发展第三项任务.通过文化调整来践行这一任务需要时间,而在一定程度上新任务与学术传统却相背离.过去几年,学术界有了许多新发展,而且逐渐在学术领域中获得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研发和创新政策越来越受到公众认可.尽管瑞典各个政治党派对鼓励研发创新应采取的具体措施的见解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对研发和创新政策给予了高度重视.研发和创新领域或多或少都被认为对相关行业具有关键影响,特别是教育政策和竞争力政策.瑞典大部分城市和地区都希望拥有或加强它们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教育机构为获取公共资源而互相竞争,最大、最有声望的大学往往比年轻的机构更能获得政府机构青睐.瑞典政府也考虑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但同时仍然进行必要的严格规范控制,这阻碍了更为多样化的学术氛围的发展.近年来,高校改革要求向非欧洲国家学生收取费用的做法就是教育行业呆板的集权体现,同时也反映了瑞典政府并不愿放弃对高校进行干涉.

创新政策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一方面关系到研究教育,另一方面关系到企业界,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创新属于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门管理,但同时也需要向工业部汇报并协调工作.政府在治理这些问题方面依然面对挑战,需要一个跨行业部门的横向合作框架.这将问题引入了下一环节.创新的重要性不仅局限于产业.城市的发展、交通运输政策和环境政策,都受到创新理念的影响并随之产生动态变化.在部分大城市已开始形成新的环保生活区域,提倡循环利用和采用环保材料,居民的娱乐活动和专业怎么写作设施都以为灵感碰撞创造条件为前提.

与中国的关联:为了实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技术、产业创新项目、示范项目、提升创新能力建设方面预留了专项研发经费.另外,作为政府提高经费管理效率的具体措施之一,中国致力于改革研发创新的绩效评估体系.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进一步改革税收政策,从而促进对创新的激励和改变相关投资和消费模式.与此同时,它为在多元化领域进行长期基础性研究,并可能产生不可预见影响的重要研究铺平了道路.这包括那些超越高科技产业和经济范畴的,旨在提升整体文化、社会生活及文娱设施的项目.中国科学院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包括为繁荣科研而建立长期的、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加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是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必须实施到位以保护真正的研发创新,并建设创新文化.中国高等教育行业在迅速扩展的同时,应该积极参考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或者汲取失败教训,使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升素质,以确保高校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能够保证内部的多样性.

2治理启示

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明确解释如何获得成功.每个环境都有其独特性,人们也曾经犯过很多错误.尽管如此,这中间的一些共同性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瑞典目前的治理体系产生于一个传统专制的金字塔式模型.然而早期发展的有序的地方政府和发展结构非常重要,这归功于17世纪伟大的政治家阿克塞尔·奥克森提尔纳(AxelOxenstierna).在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改革和投资,如发展教育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巩固了区域基础.而且,政府政策一直按照良好的轨迹发展,其他社会团体对政府决策也持续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和建议.共同协商的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瑞典皇家学院、当地媒体、各种社区活动团队等多种团体组织为促进对话、达成共识举办了多个独立的论坛.广泛共享的基本价值观已取代了旧观念,例如坚持开放经济、关注解决环境问题、团结贫穷落后的国家、坚信发展援助的作用、大力支持科研.

瑞典树立了对话与交流的榜样,这是通过很多机构积极实践及广泛征询意见和建议的结果.这在研究和创新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制订过程中都得以体现.附录2的SWOT分析列举了一系列挑战,例如合作、责任、领导力、长期的决策及时间消耗.在这种模型中,激进的改革往往遭遇抵制,对个体施压的后果是“不做出头鸟”.在瑞典的政治及商业领域中,这种现象虽然不像在日本那么明显,但已影响到企业家的创业和冒险热情.这种态度的明确表现因各个国家的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虽然瑞典内部的一致共识成功奠定了社会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这个系统的弱点以及之后的错误都很明显,而且不可避免.该系统在面对危机时进行纠正措施的能力至关重要,尤其体现在面对1990年那场危机时.

与中国的关联:虽然中国是政治集权,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分权过程,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中国始终保持谨慎的决策并辅之有效的政策实施.中国政府在决策之前,通过协商并保障相关利益团体的权益来争取在不同团体之间达成共识,这与瑞典的做法具有相似之处.在中国,政策制订过程的透明度相对较小,需要有更优的机制使国家在各个层面的政策制订过程中,能够让有识之士代表各种利益团体在更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参与决策.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而且相当一部分地区处在绝对贫困之中,因而需要维持持续上涨的经济势头,但如何控制快速增长和重组过程却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家决策的主要特点包括:国家产业策略;各种区域性挑战;城市化进程给城市造成了极大压力;整个工业增值过程促使在研发创新、生产和商品化领域持续迅速地积累产能.中国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要引导经济向知识经济方向发展,这对中国提出了系统性的要求,即必须超越传统政府和公共机构的角色.虽然一些传统的主流政策问题至今仍然有待解决,但这也同时为发展潜力和推动新增长因素提供了不确定性.世界银行的“四极”框架(见图2),为实现这个目标构建了理论体系,强调通过以下方面的行动来创造更加具有活力的商业环境:教育培训、创新系统、信息通讯系统的使用、管理变革和机构.在这些传统的重要领域,很有必要制订特定流程来实施改革,从而使知识的发展和运用真正成为时代的主题.影响并决定知识经济的那些因素与人力资源、文化、社会领域具有密切联系.它们依赖于物理环境,包括自然资源和设施,并与这些资源如何被合理使用及保护息息相关.它们与关键技术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因素对于一个高效的经济实体有着重要影响,其影响力和结果依赖于人、市场和机构之间大量的紧密联系.在资本与机遇的综合作用下,市场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来达到最优.

显然,在国际层面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必不可少.然而政府需要调整很多方面,不仅要提高自身的管理授权,还要引导地级利益相关者以建设更强更高效的管理角色.要使这些变为可能,需要认识到以下要求.

1)形成高效跨部门的协调或合作,从而在原来分离的传统政策领域之间为促进知识创新激励而形成一致性和协同效应.

2)在政策领域的“核心”能力建设环节提高相关能力和素质,如科学、技术、创新、教育、信息通信技术.

3)转变政府角色,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划出分界线.在某些方面,从“政策执行者”转变为“政策推动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要求政府做好公共政策制订并控制到位,例如提供义务教育、保证基础性科研和提升整体意识水平,以保障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保障社会和商业的发展.

4)为合格的科研工作创造条件,包括增强政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保证在创新系统中的各个角色不是消极地“等待其人的行动”.

5)在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更好的分工,因为后者更能调整政策和策略来适应当地条件.这需要提高地方政府在资源可用性、自主性和承担水平方面的能力和意识.

更确切地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政府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需要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动态知识库、知识区、知识网络等.这样的网络通常需要部分地从某个特定的环境开始成长,尽管信息通信技术已经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并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全球化,但空间和距离仍然非常重要.特定区域往往需要特殊的能力,如是否能从外部吸引宝贵的知识资源,并使之能够在当地蓬勃发展.

在一些成功发展的地区可以看到考量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在一些基于知识时代的较为突出并处于前沿位置的城市,这些特征尤为明显.最近适应这些环境而产生的“智慧城市”的概念,其特征是结合有效的管理和设施,有效地使用新技术进行开放创新等,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一个适合现代社会的、具有独特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环境.

随着区域中聚集了足够数量的资源能力,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源(如大公司、高质量的公共研究等),那些在创新体系具有关键作用的因素也会出于各种原因被吸引到一起.可以说,产业集群是利用局部动态的规模经济,即当地生产技术要素跨越了一个门槛后效率会有效提高.有趣的是,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移动生产要素和固定生产要素.移动生产要素在当今知识经济是指拥有高技术和才华的人才,他们会寻找具有吸引力、创造性、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地区,因而产生流动.特定地区所拥有的吸引本国或外国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对于当地的知识集聚至关重要.人力资源的流动是必要的,国际化通过动态交换过程带来潜在的双赢,这包括在知识领域之间人员的流动,“人才循环交流”比“人才流失”或“人才获取”更关键.因此,国际人力资源流动在国际层面的趋势是向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地方聚集.同时,固定生产要素也存在这种现象.尽管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一些因素是固有的、受固定地理条件的限制,所以固定生产要素在其他方面与移动生产要素共存.事实上,由特定资产所产生的租金帮助形成宝贵的附加价值,并可能是吸引移动生产要素的关键因素,或是使移动生产要素留在当地的“粘合剂”.换句话说,在某个特定地区的某些特别技能,会形成一个关键互补资源.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交流都是确定的,隐性因素往往与人们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地理位置有关.社会基础设施对于在不同能力与资源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关键互补知识资源可能存在于某一学科或其他知识领域,在那些领域它们会形成重要的新知识.但是,不同能力与资源也会相互影响.研究人员、革新者、企业家、金融家和其他的社会角色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会影响到知识的积累和使用,也可能会提升在特定点上进行研究的吸引力.然而,代表重要关注领域或互补的知识资源的因素是不确定的.

在特定环境中设置成功条件,如规划城市或科技园区,要求对知识结构进行管理,对人文的理解应该达到一定高度,才能促进创造和创新,培养企业创业精神,后者对于创造更高的附加值非常重要.每个社会都需要自我规划通向成功的经济治理框架.治理结构必须支持并有利于建设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同时保证专业化和多样性.支持那些切实可行并且能够持续发展的项目,而不是仅仅“挑选优胜者”,这是个艰难的抉择——当竞争和信息交流都向那些享有特权的投资者倾斜时,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则是最终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付出昂贵代价.关键是要增强水平的交流与协作,鼓励自下而上的建设性合作,从而使整个系统有效运行.

3结束语

我们已经注意到,新技术以及为了积累和使用知识的整个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了世界舞台存在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尚未解决的结构性问题、金融混乱、气候、能源、水、濒危物种、贫困和健康风险等所谓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在大多数社会中由于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而产生的相关社会问题.

要创造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各国要改变长期以来只专注于经济增长的传统,转向关注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管理其自身环境、自然资源基础、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并提高市场活力,从而在更多高附加值的行业中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其中将新技术进行创新使用是关键,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培养整体的创新意识.处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不存在一个最佳的方式.每个社会都有其市场的特殊性,会遭遇各种障碍和并发症.当然,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将大有裨益.

全球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区域繁荣治理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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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瑞典的部分发展历程,并把相关经验作为中国政策的标杆进行了分析.虽然两个国家的规模很不一样——但是,在发展水平上,这两个国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当我们仔细回顾瑞典多年的发展变化,相似之处更为明显.经历了整个世纪的模范经济发展后,瑞典在上个千禧年末却遭遇了持续近30年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瑞典现在已经恢复经济状况,并且在工艺精湛、社会福利和总体国家竞争力等因素上,跻身表现最好的发达国家.

简而言之,瑞典的经验对于中国面对风险和把握机遇都有很多借鉴之处.在就业、储蓄、创新和创业活动方面,中国需要对能够进行有效刺激的因素加以保障.与此同时,中国必须高瞻远瞩,而不是仅仅考虑目前研究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技术和商务问题.大量补贴建筑业和产业投资会造成社会产能过剩,投机经济会有害于社会整体创造能力的提高并降低质量意识.在经济发展需要的背景下出现的大规模建设和大城市改造,应该接受严格审查,并考虑其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审视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文环境,是否能成为未来整个国家创造力和研发能力的摇篮.城市发展的焦点应该尽快转变,不能只重视现代化或只关注数量增长.

为了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需要在能力建设过程中为知识经济奠定基础,并在实践中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建设经济必须首先尊重整体社会结构,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新技术和商业的发展,这些都是高水平的创造力、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的摇篮.地区管治、大学、研究人员、学生、企业、社区都是发展的基础.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让不同社会角色都建设性地参与其中,这可以使人们产生整体的归属感并保障社会稳定健康.利益相关者建设性的参与,对于社会、环境资产保持高生产力及长期的经济发展活力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