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新东中科大畅徽商精神

什么是徽商精神?新徽商和古徽商是一脉相承的吗?企业家关心政治的度在哪里?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何在?家族企业如何协调“亲”与“近”的关系等4月23日晚,“新徽商精神与皖民营企业家自主创业的崛起之路”主题座谈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徽商杂志社总编辑、徽商全球理事会秘书长韩新东应邀出席,并与中科大管理学院教授刘志迎、安徽朗坤物联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珍玉共同探讨徽商精神和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之道.

“顺势而为”是徽商智慧

“徽商有精神吗?当代徽商精神和古徽商精神一致吗?”

座谈甫一开始,韩新东与刘志迎在“徽商精神”的命题上就发生了“分歧”.“如何界定新徽商?这是探讨徽商精神的前提.”刘志迎认为,古徽商重文化、懂商业,带着家乡的木材、茶叶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创新、冒险和探索精神.而如今,“古徽商精神都顺着新安江流到浙江去了”,安徽本土留下的更多是“小富即安”的观念.同时,由于古徽商行盐,而盐业是官营的,所以徽商与官府“勾结”,做成了官商.

对此,韩新东表示“强烈反对”.“在所有古老的商帮中,最早开始行盐的是晋商,而‘结’的说法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韩新东认为,所谓“勾结”正是徽商的智慧体现,他们懂得“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社会、市场和时代的大趋势.“商人的顺势而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韩新东以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为例：起初中国人是不适应这种口味的饮料的,但可口可乐却决心用20年来让中国人适应,结果无疑是成功的.“这是美国人的文化,是一种大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入侵”.

相较之下,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球开设了300多家,却因为中国文化内敛、谦虚的特质,使得很难用文化去影响和改变他国.另一方面,如果徽商自身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官府也不会将盐业交给徽商去做.正是因为徽商善于思考、把握市场走向,才会造就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奇迹,也推动了早期城镇化的进程.

韩新东与刘志迎如辩论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徐珍玉也坐不住了.“中国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在先,做企业一定要懂政治.”徐珍玉解释道,古徽商“顺势而为”成为官商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现代企业要想得到成长和发展也要关心政治,不过必须有个度,“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与官场太过亲密,场震荡,企业也随之遭殃,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度’.”徐珍玉所从事的农业物联网,是由政府引导的,但他深知政府的引导不是保姆,因此他做企业一直在“艰难地维持平衡”.

创新精神要转化为创业精神

尽管对“徽商精神”有着迥异的观点,但三位嘉宾却一致认为,不管是古徽商还是新徽商,都一脉相承了“创新精神”.

刘志迎给大家展示了一组数据,“2013年,安徽有中国五百强企业四家,民企仅一家,而登上中国民企五百强的安徽企业也只有四家.安徽几乎没有营收超百亿元的民企,而现有民企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排在全国第二十六七位,这说明了安徽人没有创业精神.但尽管如此,安徽人却一直不缺乏创新精神.”刘志迎举例说,中国第一台个人电脑、第一台VCD、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管药用牙膏、第一台微型汽车等这些都是出自安徽人之手,但这些创新的幼苗却没能在安徽本土开花结果,使得安徽的企业陷入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怪圈.

对此,韩新东表示赞同.“现在空气污染严重,已经影响到人体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一剂良药.而在中国最早涉足新能源汽车、现在成为国内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的比亚迪,就是徽商王传福的企业.”韩新东认为,能早早迈出使用新能源的一步,这就是徽商的创新精神,而这也得到了“股神”巴菲特的青睐,在2008年、2009年全球经济萎靡的情况下入股比亚迪.

徐珍玉是一名民营企业家,2012年1月,徐珍玉登上了《徽商》杂志,成为当期的封面人物,稿件标题被定为“徐珍玉：人生在于折腾”.对此,徐珍玉表示,“人挪活、树挪死”,人越折腾才越精神,他的人生一直就在“折腾”.

二十世纪初,徐珍玉从待了十年的体制内走出,开始创业,做过外贸、搞过软件开发,最终选定了农业物联网产业.“物联网早就有,一般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智能家居、智能安保等,但我想用先进的物联网来改造最传统的农业,让传统农业得到根本改变,这也是一种颠覆吧.”

创新精神在当代应更多地体现在创业上.“古徽州人说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就是让孩子去创业了.”刘志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古徽商比新徽商更具有创业精神,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他说,古徽商历史辉煌,但再辉煌也已成为历史.如今在安徽企业家头上压着“三座大山”：官本位思想、小富即安观念和打工意识,如果不搬去,创业精神在安徽这块土地上还是难成气候.

现代企业要在“亲”“近”之间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创业的困境,也造就了一批家族企业的产生,随之产生的弊端也让中国家族企业难有“富过三代”的.

对此,刘志迎解释说,中国市场经济程度不足,创业的资金往往来源于家族亲友,这样就导致家族亲友在企业的关键岗位上占位,随着企业的发展,就无法引进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才,必须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造.他提出了“四包理论”：在刚走向社会的20～30岁,要帮别人拎包,学习大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成功企业家的经营之道；在30～40岁,要自己给自己拎包,走出大企业,进行创业；在40～50岁,就可以雇用一批刚走向社会的新人给自己拎包；等到了50～60岁,就可以扔掉包,享受人生,偶尔出席董事会.

“家族企业在中国有一点贬义色彩,好像一说家族企业就是任人唯亲,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很多有悠久历史的知名品牌都是家族企业.这是中国和那些国家不同的大环境造成的.”徐珍玉以自己的经验讲述了自己创业初期的亲友帮忙和企业发展后铁腕的“去家族化”过程,他表示,经营权和所有权必须分离,权责不明将让企业的发展前景蒙上迷雾.

对此,韩新东有很诗意的表述,“亲+近等于家族企业.现代企业要求有人文关怀,要‘亲’就够了,因此最美的企业一定是有温度的企业.而如果除了‘亲’,还‘近’,就比较麻烦了,热度太过,会烧起来,容易受伤,因此要保持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