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趋向

摘 要：亚当·斯密认为,在“无形的手”的指挥下,追求自利的个体将会更好地增进社会整体的利益.本文认为经济市场、思想市场、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如企业、媒体、政务官等）相互作用,每一个个体自利的理性行为,最终将会在无形之手的指挥下,促进政治走向开放.

关 键 词：民营经济政治关联思想市场政务官

一、经济上的基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的经济活力大为迸发,民营经济在束缚中茁壮成长,对于经济的增长以及就业的增加其贡献自不待言.从企业数来看,截止2011年底,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全国共有企业法人单位数7331200个,其中私营企业5254870个,私营企业占比71.68%；按控股情况分,企业法人单位数7331200个,私人控股5792102个,其占比为79.01%.从就业人数来看,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总数为14413.3万人,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数为7307.3万人,非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为7106.0万人,其占比为49.302%；全国现有私营企业967.7万户,就业人数10353.6万人；个体户3756.5万户,个体就业人数7945.3万人.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因,学术界各有不同的看法.鉴于篇幅与重点所限,在此不加赘述.但可以预见,民营经济在将来依然会继续释放其活力,更加发展壮大（张维迎,1998a）.在此,我们探讨其发展对当下的影响和作用.

二、商业阶层的期待

检测设政府为一个理性人,其追求的效用最大化目标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财政收入和稳定的地位）.由于地方分权体制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张维迎,1998b）,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依赖性（杨瑞龙,1998）及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政府既有内部的压力或引力（地方政府的利益需求）,又有外部的压力（或引力）去发展民营经济.政府要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就要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就不得不因应形势,对民间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作为理性人的政府,其理性的选择就是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尽量将其置于可控之下.但是,这一政策选择所产生的结果一定会超出政府的预期或者追求.

政府既要促进经济的增长又要将经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这样的政经环境,促使企业寻求政治关联.根据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的经验研究,政治关联企业在中国广泛存在,他们以2002年—2005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17.2%的样本公司的董事会存在有政治背景的董事,且在这些公司中这类董事的平均人数接近为2（董事会的规模均值为9.23个）.官商之间的政治关联一方面促使民间经济的发展,给予企业以保护和帮助,但同时对于企业亦产生一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产权风险和政治风险（杨其静,2010）.本文认为,由于政治关联产生的产权风险、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扰乱商业阶层利益,可能会促使有政治关联的商业阶层产生对于更大的稳定性的追求.另外,官商的政治关联毕竟不是一种规范化的经常化的正式制度,既然不是公开而且规范,就对商业阶层产生不公平的影响.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发展和建立起政治关联.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影响公共政策,阻碍无政治关联企业的发展（杨其静,2010）.此种不公平可能会促使没有政治关联的商业人士以寄希望于政府管理的改善来实现其公平.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得到如下结果：无政治关联的商业阶层渴望公平的政府支持；有政治关联的商业阶层期待更加稳定的预期.这两个期待形成一种潜在的压力促使政府限制自身权力,保障商业利益.这一压力的传输渠道便是舆论.商业阶层的渴求通过舆论释放出来,通过舆论来影响政府的行为.下面来分析其作用机理.

三、思想作为一个市场

检测设：1.思想是一种商品；2.媒体从业人员、作家、学者乃至于任何个体均是思想的生产者（因为上述主体都可以传播思想,所以检测设媒体从业人员、作家、学者等都是思想这一商品的生产者）；3.每一个个体都是思想的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而商业阶层构成思想市场的主要消费者（这一检测设的根据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上文所说,私营企业、个体户数量庞大,且拥有财富,在思想市场,他们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所以检测设商业阶层是主要消费者）；4.思想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网络的发展,使各种思想能够得以迅速广泛的传播,如此,虽然存在政府管制,但思想市场可以说实现了既有约束下的相对自由最大化,所以检测设思想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

商业阶层的期待构成一种需求,此种需求对于思想生产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广阔利润空间的市场.思想生产者像企业家一样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就要生产能够满足该消费群体需求的商品,即能够反映商业阶层需求的思想商品.每一个思想生产者均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部分,因此,为了获得生存,其也必须生产市场需求的产品.每一个生产者的自利行为最终会使符合上述商业阶层需求的思想商品得以产生,并形成强大的舆论.

在舆论面前,政府很难不受其影响.刘文科（2010）研究认为,大众媒体能够影响政治体系的变迁,影响个体或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导致政治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改变人们内心的政治价值观念；设置公众议题,塑造政治文化.思想商品生产者不仅包括大众媒体,更是包括了作家,学者,演员,歌手等群体,这一更大的群体其作用要比上述大众媒体的影响要更加强大、持久、深入.

四、政务官的选择

如上分析,思想市场的发展自然形成一种可以感知的舆论.此种舆论要求政府限制其权力以消除由于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产权与政治风险,要求政府廉洁公正以保障没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发展机会.官员在此种舆论的日夜熏陶之下,其理性选择当然会受其影响.舆论传达着市场的需求,也传达着未来的可能性.

检测设官员基于此需求及未来的可能性进行决策.对于一般的事务官来说,由于变革与否对其影响不大,所以仅以现实利益来讲,可能他们对于改革是一种中立的态度.对于政务官,则情况稍为复杂.检测设民意的肯定对于官员是一种积极的效用,那么可以肯定,政务官会去小心翼翼而又积极的追求这一效用.检测设在政治舞台上只有两个官员A和B,并且他们可以选择开放与保守这两种策略.开放是迎合舆论；保守则是抵制舆论.如上图所示,支付（A,B）表示官员A和B不同的选择即开放与保守两种选择的给他们带来的不同收益.由图中可以看出,两个人都选择保守对于总体来讲是最好的,每人都可以得到8个单位的好处.但是,事实将会是两个人都会选择开放,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策略.在A不知道B的选择之时,对于A最好的策略就是选择开放,因为无论B选择保守还是开放,A选择开放都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同理,对于B也是这样.于是,在“囚徒困境”之下,政务官之间互相博弈的最后的均衡结果就是（开放,开放）.

将政务官之间的竞争视为一种博弈,则此博弈的过程是一个重复的博弈,在经过反复博弈之后,最终的结果将是每一个政务官做出改变,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开放.个体政务官的行为也当然会促使整个政务官群体倾向于迎合舆论.而这一过程将会导致政府日益开放.

五、发生阻碍的可能性

1.权力与财富的结合.BruceJ.Dickson（2007）根据来自于8个县及县级城市1999～2005年间的原始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紧密的私人及商业联系,并且因为在经济增长上的共同利益,中国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上持有相似观点.相对于促进的政府治理,这些企业家更倾向于保守现在的政治体系.

2.政务官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接受风险,认可存在于自身的不确定性.亚当·斯密认为,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身体精神相当健旺的人,对自己的幸运,总不免抱有几分自信.每一个人,对得利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作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作了过低的评价.过度自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人是过度自信的,尤其是对其自身知识的准确性过度自信（王晋忠,2013）.这些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政务官可能会自信自己不会成为风险的受害者.

3.思想市场的主要消费者可能不是上述商业阶层,或者在消费者当中存在其他重要消费群体.此外,政府对于媒体等思想生产者有重大约束能力.这些因素都将影响思想市场产品的制造.

六、总结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无形的手”做了这样的论述：“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本文认为,商业阶层对思想市场释放需求信号,思想市场满足此需求同时制造舆论,在舆论的影响下政务官基于理性进行决策,经济市场、思想市场、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如企业、媒体、政务官等）,每一个个体的具体而又自利的理性行为,最终将会在无形之手的指挥下,促进政治的开放.这一过程并不需要特别的引导,正如经济的发展一样,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2012

②政务官主要包括通过不同程度的选举而产生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行政首长,以及经各种政治性任命而任职的内阁成员或其他政府组成人员；事务官则指一般需通过竞争性考试而被择优录用的政务官以外的政府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