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经济学人的使命

使命的内涵

什么是经济学人?

从经济学人本身的工作内容看,在一些场合我曾讲过,有三类经济学人：理论经济学人,就是提出问题,检测设前提,设立模型,实证推理,去发现理论规律,奋斗目标就是要摘取诺贝尔奖.应用经济学人或者叫政策经济学人,在中国,就是研究中国转轨,研究中国制度变革,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要研究眼前短期问题,又要兼顾长期的制度演变和制度转型问题.“飞机场式”的经济学人,即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曾把经常写一些在飞机场书摊上出售的经济学问题常识书、经济知识普及书、“快餐书”的经济学者,称为“飞机场式”的经济学人.

我认为,这三类经济学人都是需要的.这是从经济学人本身的工作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从“当代”、“使命”这样一种更为宏观的字眼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学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大使命：第一,研究改革、研究转型和研究政策制度的变化.从今天看,研究如何使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中逐步逼近第一大经济体,重点不是总量,重点是制度变量.第二,13亿人口的大国,已连续30年,年均9.8%的GDP增长,外国经济学家说这是人类经济学史上的奇迹.国人在总结这30年时,有人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字眼,我认为,与其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不如说“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前30年刚刚演完上集,是有声有色,非常成功的,演出了一个人类奇迹,但是下集才刚刚开始,还没有演完,结局如何还不得而知.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现实又存在一大堆问题,用前总理温家宝的话说,是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即中国经济按原有轨迹走不下去了.面对这样的状况,中国经济学人的第二大使命就要对前30年好好进行总结,总结中国实践,抽象理论规律,发展、丰富经济学,哪怕是曾经有过的教训.可能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使命.好像记得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说过,谁能够说清楚中国30年的成功,谁就能得诺贝尔奖.我想这一代中国经济学人有丰富的改革实践,有条件、有责任从理论上去认真总结,而不是从一般的经验与方法上去总结.

两条建议

我曾在今年前些日子长江商学院新生大会上提过,现在,我认为中国当代经济学人要能出色完成当代的使命,更需要重视我下面说的两条意见.

第一,应该好好学习、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史.因为中国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开放的小国,我们是大国开放体,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今天的一举一动、政策制度的演变,都会影响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和世界互动?世界会有什么反应?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有很多东西可以供今天的我们借鉴.近200多年来的人类经济发展史中也有不少经验与教训,有的甚至是非常惨痛的,因此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有它应有的、内在的逻辑.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大逻辑,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制度政策可能变化的趋势,借鉴历史,指导当今中国.

第二,应该读点经济学说史.我们一定要尊敬先人、前辈、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迷信前辈,更不要在中国转轨这样一个长历史时期简单地迷信主流经济学.理由是：其一,美国危机之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对这场危机的事先毫无预测、反应进行反思,这起码说明主流经济学还需完善,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能预测.其二,要看到每一种理论都有它产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如果具体展开讲,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从主流经济学看,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以后,30年代的世界大危机产生了凯恩斯主义,60年代美国高通货膨胀产生了货币主义,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滞胀产生了理论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即任何一个理论学派都不是长青树,都不能永远独占舞台,而是各领30年,经济学就是这样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的.

第二个方面,从非主流经济学看,说远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的崛起,是历史学派在支撑.20世纪德国的进一步崛起,靠的是弗顿堡学派.今天的世界大国——美国的崛起,流行的政策的理论依据不是英国新古典学派,而是汉密尔顿的思想.从近期看,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从刘易斯的结构变动理论开始,到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理论,到现在的转轨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现在一些新奥地利学派讲的更多的也是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我们研究转轨经济差不多.因此仅从发展经济学几十年看,它的学派内容也在不停地发展.可以说,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光是主流经济学完全能解释的.

第三个方面,从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内容看.既有沿袭古典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有反映新制度经济学流派的科斯、诺斯,也有货币主义学派、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博弈论等.既有纯理论的,也有技术经济的,如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还有反映部门经济内容的金融经济学等.我们说古典经济学原理很经典,但我记不得哪位学者曾说过,古典经济学到1933年尚未发生根本动摇的原则已不多了,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做人和做学问

讲这一点,首先要声明,我不是在告诫人家,对自己而言也是自勉,大家共勉.

第一,经济学人做学问首先要明确定位.做学问不要东碰碰西沾沾,三心二意,要明确定位,就是要明确我是干什么的,我能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即我在研究哪一块?不要什么都研究,因为每个人精力有限.

第二,做理论经济学的要耐得住寂寞.不要羡慕做政策研究、应用研究短期就能得到的名和利,每天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做理论经济学的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30年磨一剑,才能磨出好东西.诺贝尔奖得主科斯一生没写过几篇论文.1933年写了《厂商的性质》,1960年写了《社会成本问题》,到了1991年才得诺贝尔奖.科斯写过的论文数量,可能远远不如我们现在有的中国经济学者写得那么多.

第三,做政策研究的要脚踏实地,善于调研,善于思考.有深度的文章不需要摆花架子；有价值的文章不光是批评政策的文章,而是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文章只能光说隔靴搔痒的话,说明自己不了解实际.嚼人家已经嚼过的馒头,说明作者没出息.讲人家听不懂的话,不会“大道至简”,说明自己是似懂非懂.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曾说过：写一篇文章,作一次演讲,我更在乎以下三点：一是会发现问题,即思想要敏锐,能见微知著,察青萍之末,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二是要能准确判断问题和矛盾的性质与特征.学会通过现象抓本质,把握经济规律、经济大势呈现的特征性的东西.三是研究提出的政策措施要具有可操作性.政策研究要回答的不仅仅是“应该怎么办”,主要是要回答“具体怎么办”.政策经济学人批评政府政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只会批评,不会提建设性意见,就欠缺了一点.

我认为,如果能做到以上三点,一个经济学者,其思想、其观点,就可以从一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中找到它的“影子”,就能见证历史,影响历史,这就是政策经济学人的使命.

第四,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金钱横流的社会中,学者要珍惜出自于自己名下的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要牢记演讲、写文章、做报告,首先是在向社会亮相自己是如何做人的,其次是向社会亮相自己是如何做学问的.在社会和历史的试金石面前,人与学问做得好不好,人正不正,学问深不深,最终是会一清二楚的.

第五,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一个经济学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经济学人看中的应该是经济学人本身的人格魅力、人格影响力,这应远远重于经济学的某一个经济观点.

经济学人应该是良心的守望者,知识的守望者,不能附炎趋势,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见风使舵,经常说出今天否定自己的昨天,今年否定自己去年的话,不断打自己的耳光,这样的经济学人是没有出息的.

因此经济学人的做人和做学问,必须老老实实,不怕自己观点思想不成熟,就怕不老实,只要老实做人和老实做学问,社会和历史的眼光是客观的,早晚是会承认的.经济学人要牢记,名和利只是学问做成功的副产品,不是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学问.投机取巧、不老实做学问乃至于金钱至上,早晚是会被人嗤之以鼻的.

（根据夏斌2013年7月24日在《新京报》举办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选活动中“论坛致辞”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