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画的政治隐喻

十三个人,一个房间,一桌子散落的西瓜鲜红如血等

这便是曾梵志《最后的晚餐》.10月5日,它在香港苏富比一路披荆斩棘,拍得1.8亿港币,成为首件成交价过亿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同时也刷新了多项纪录.它是曾梵志《面具》系列中尺幅最大的作品,灵感来源于达·芬奇在15世纪创作的同名作品.天价面前,很多人大惑不解：“它有何特别之处,为什么值那么多钱?”也有人直叹：“这是资本的胜利,与当代艺术有什么关系?”

但是,存在即合理,其背后暗含的讽喻,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独有的政治表达,正墙里开花墙外香,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

以政治之名

在《最后的晚餐》中,十二个人俱戴红领巾,三道杠,这象征着正在转型路上的中国.而原作中犹大的位置上,一个金领带的人物取而代之,领带乃西方之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曾梵志本人解释道：“金色领带代表物质,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

而那些散落的西瓜鲜红似血,甚至每个人的手上也都“沾满鲜血”,则暗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告别毛时代的转型时期所带来的“阵痛”.其政治意味,不可谓不明显.

曾梵志并非独行侠.事实上,在他之前,张晓刚、岳敏君等人均以自己的代表作品横扫拍卖市场,颇受西方家的欢迎.他们的共同点非常明显：政治讽喻.

比如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灰色惨淡的老照片似的人物,拥有着被时代整齐划一的神情、衣着和外形,单眼皮眼睛无一不是孤悚地凝望,眼仁微微凸起,冷漠警觉,神态犹疑.分不出性别,也无所谓美丑.他们被置于一个特殊的、个人服从于集体、个性被完全抹杀的背景下,那样的表情,那样的目光是所有经过“”年代的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再比如岳敏君创作的《大笑人》系列,一个个卡通化的男子咧着大嘴,面带笑容,露出牙齿,做出拧巴的动作,极尽自嘲、自恋与自我否定.他的《轰轰》在2008年拍出5408万港币,作品中描绘了一排排“大笑人”从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呼啸而过,闹哄哄的场景与庄严肃穆的节日庆典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仿佛在咧着嘴同这个世界开玩笑.

红领巾、绿军装、、天安门等政治符号充斥整个画面成为这些天价艺术品的共同特征.这样的表现手段并非偶然.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政治波普出现在中国.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灵感肇始于艾迪·沃霍尔,首次将代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画图式与刚刚兴起的大众消费意识结合起来,同时,前卫艺术家余友涵、王子卫均开始创作自己的《毛》系列作品,一时,“热”在中国风靡,的头像被印在一些商品和T恤上,“毛时代情结”被解构,用以往的“神”嘲笑当下的现实.,这一曾经至高无上的政治符号,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之下,成为一个消费符号.

也就是在这时,一大批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涌现“天安门”“军装”“”“红领巾”等典型图式的作品开始受到西方市场的青睐.

墙内开花墙外香

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历来是中国当政者心目中的至高标杆,一切民间意识形态必须围绕这一标杆而不能有半点偏离.避谈政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化领域的潜规则,艺术家亦是如此.

因为统治阶级固有的严厉态度,许多艺术作品的表现空间被限制.比如罗中立的《父亲》,因为认为“这画好是好,就是没有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差点化神奇为腐朽.他想把父亲手中的碗改成《语录》,无奈难度太大,才在父亲耳朵上架上一支笔,以表示父亲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还是会算账的.

而张晓刚、岳敏君、方力钧、曾梵志、周春芽、吴山专等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的市场号召力毋庸置疑,却并未得到体制内的认同.

、天安门、“”等政治符号在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毋宁说是遵从了市场的规律.当代的艺术家们并不需要获得自己国家的承认,因为自从中国当代艺术起源初期,写家大都是西方家,而这些家对艺术品中的政治因素有着特别的兴趣.这种趋势有着长期的惯性.

墙内开花墙外香,曾梵志们无疑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前,万籁俱寂,艺术绝对服从于政治；80年代,政治氛围开始放松,人们便一头扎进理想主义的浪潮中,但也伴随着幻灭与彷徨；90年代,减少了控制,幻灭了热情,艺术家们才静下心来,在政治挟制与天马行空之间觅得“窄门”.

这道“窄门”通向西方,在并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屡创天价,对当代艺术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