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窥见

国民财富增长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等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可以保证经济发展,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也就是说,在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展经济学认为政府干预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

在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研究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经济发展,且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是完全等同的.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本.

所以,为了达到快速发展经济的目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增加资本积累.但是,仅仅增加资本积累是不够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及其制度非常不完善,所以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如果政府让经济放任自由,那么经济个体就会因为种种问题而不会投资工业,或者投资较少.

这样,市场失灵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处于停滞的状态,也即其经济会处于“贫困陷阱”.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是政府要干预经济,包括实施计划经济、政府主导投资、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等.

然而,政府失灵等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70年代早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

例如,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政府是由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员组成的,这些官员手里掌握着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举措,因此,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就不得不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向政府支付相当的租金,从而降低社会福利.

在政府失灵理论看来,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破坏市场竞争,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政府失灵等理论相比,现实事件或者说“自然实验”在更大程度上打击了政府干预的思想.

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的失败变得非常明显.第二,实施外向型贸易体制的东亚经济取得非凡的成就,被认为有着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出口和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第三,许多拉美国家没有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矿产品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可是,外向型的东亚国家则很快地从这一危机中恢复过来,继续着快速发展的脚步.第四,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拉美等国的经济绩效令人失望.被保护的幼稚性产业并没有像原先预料的那样成长起来,为了继续保护这些产业,贸易限制、金融支持等仍要继续,甚至需要更多的保护政策.第五,债务危机的出现.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表明,实施“进口替代”国家的债务并不是原先所认为的那样：债务是暂时的,工业化带来的收益可以消化高额债务.

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贷款来稳定其可怜的经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等接受了这两个国际机构列出的改革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财政节律、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减少规制、推行私有化,等等.实际上,这些条件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具体内容,形成了“扩大的华盛顿共识”.

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看来,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是灵丹妙药,只要拉丁美洲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那么拉丁美洲国家就可以很快地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步入另一个繁荣的时期.

许多主流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休克疗法的改革,那么它们的经济也可以在改革之后获得高速增长.

然而事与愿违,发展中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前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后不但没有像预期一样高速增长,反而遭到了很大的经济灾难.

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增长之后,巴西迎来了长达20年的停滞,巴西奇迹逐渐变为巴西之谜.前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

与此同时,在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过去的32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9％,增长速度位居世界之冠.相应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也位列世界第一.

拉丁美洲国家、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失败,中国等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使得“华盛顿共识”的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些学者指出,应该改善金融系统的规制框架,而不是只追求金融自由化；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中长期中应该实施制度建设的战略来建立有效的制度.

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自由主义,重新开始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但是,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特别强调经济结构变迁在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二战”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是结构主义的（我们称之为老结构主义）.所以,它也就自然而然地忽视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例如,一个经济体存在与其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最优产业结构,因此,生产函数是内生的；实体经济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虚拟经济也应不一样（金融体系不一样）,也即一个经济体有着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既然存在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差别,那么相应的产业政策也应有所差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2012年）.

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也像“二战”之后,70年代之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样支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着眼于市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新的发展经济学思维,与老结构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是结构变迁推手的观点不同,新结构经济学的“新”主要彰显在它廓清和界定了市场和政府在内生结构变迁中所要承担的角色.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基石是最优产业结构,所以,和鞠建东、林毅夫两位教授构建的最优产业结构模型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发展迈出的最重要一步.

当然,希望有更多研究者的加入,从不同角度和尝试利用不同的模型来研究最优产业结构问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个人愚见,新结构经济学呼唤一个具有非常一般性的理论框架,这样,新结构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其“新”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另外,个人认为,只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任何一个理论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失灵理论的挑战.所以,新结构经济学要在这一方面做好理论准备,这恰恰可能会导致研究政府的新理论的诞生.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来说,新理论和新思维被人们接受的过程都会是比较曲折的.但这不会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绊脚石,而恰恰衡量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程度.

一个理论的发展和成熟需要大量研究人员的辛劳和汗水.在中国经济发展事实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做出了非常一般性的理论抽象,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普遍意义,肯定可以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