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桥2016年第4期

古时,中国人将桥梁道路的建设视为积善行为,所以,极少出现桥梁质量因贪腐而成“豆腐渣”工程.

检测如马可波罗再次来到中国,他可能在称赞中国美轮美奂的桥时,估计这个威尼斯人只敢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检测如沙皇彼得一世再次派遣使团来华,为了表示感谢,一定会送给韦小宝一队的造桥工程师.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桥的新闻扰得人烦闷.先是七夕的鹊桥被人算出需多少亿只喜鹊方能搭成,好让牛郎织女相会,然后就出现了史上著名的“侧滑”事件.国人一片哗然中,不禁让人有了一丝遥远的思古之意.

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和维护

在中国古代的桥梁建筑史上,好像没出现过“侧滑”之类的事故.仔细搜索电子版二十四史和各种笔记小说,确未见有.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不仅自古就造桥技术领先,其制度也相较完备,出现新造未久即“侧滑”这种超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1675年5月沙皇彼得曾派遣斯巴萨列使团来华,并请求中国派桥梁专家到俄罗斯去传授建桥技术.那个时候,中国古代的建桥技术应该还是世界领先的.

但是,技术领先并不代表就是安全,安全则需要制度去保障.

《唐会要》中有几条关于桥梁的记载：“上元二年,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等所省万计.然每年洛水泛溢,必漂损桥梁,倦于缮葺.内使李昭德始创意,令所司改用石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无漂损之患.”

“八载二月,先是,商人李秀升,于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桥,南北二百步.募人施财钜万计,自五年创其始,至是而毕.”

“大历五年五月敕,承前府县,并差百姓修理桥梁.不逾旬月,即被毁拆,又更差勒修造.百姓劳烦,常以为弊.宜委左右街使勾当捉搦,勿令违犯.如岁月深久,桥木烂坏,要修理者,左右街使与京兆府计会其事,申报中书门下,计料处置.其坊市桥,令当界修理.诸桥街,京兆府以当府利钱充修造.”

这几条记载,大致记录了中国古代桥梁建造和维护的方式：桥梁由政府出资或私人出资、募资修造为主,修缮则由地方政府辖区负责,并且随损随修,这个过程中还经常有技术创新.对于桥梁工程质量的控制监督,现存资料难寻,但我们可以从其他侧面作一比照.

《礼记》“月令”篇中说：“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所谓“物勒工名”,就是将工匠之名刻于工程之上,以备追责,防止出现“没有责任人”的尴尬.

对于官员,各朝多采取地方官员负责制.如清代则对防洪等工程规定,工程修建须保年限,若在年限之内出现损毁,问罪负责修建官员,超出年限,则问罪当地官员,并增加了经济惩罚的赔修制度.例如康熙朝规定,黄河堤岸保固年限为一年,运河堤岸为三年,保固年限之内漫决者,经修官赔修；年限外漫决者,防守官赔修.至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制定了“赔四销六”政策,即若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工程款额的40％由官员支付.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政府又将这40％再分成五股,责令各级官员酌量分赔,不单单由地方主官一人承担.在这措施之下,清代曾出现过总督官员赔修20余万两,且债务还由其子继承的高额罚款.

除经济惩罚,清代还详细规定了根据责任的各项行政处罚与刑事惩处,最高刑事处罚为斩立决,次者流三千里.不可谓不严.但是,在缺少现度与监督的古代,再严厉的峻法也挡不住贪腐的滋生.

乾隆十八年九月(公元1753年),黄河铜山决堤.同知李炖、守备张宾因贪污修堤款被判斩立决,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高斌与协办河务张师载也因御下不严致亏空河银陪斩.

但是,中国古代桥梁却极少出现河堤崩决这一类的情形.

“造福乡梓”的古代路桥工程

自古,中国人便将桥梁道路的建设视为积善行为,士大夫们更是将修路建桥视为个人德操的体现,喜欢将这些功德刻成石碑流芳百世.所以,士大夫们热衷于主持修桥铺路.对于百姓来说,此种行为是“造福乡梓”.所以,极少出现桥梁质量因贪腐而成“豆腐渣”工程.

说起中国最著名的桥梁,多数人可能会说是赵州桥,知道洛阳桥的人就少了许多.可要论起工程难度、规模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洛阳桥也许要高过赵州桥了.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位于福建泉州洛阳江口.该桥始建于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峻工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前后历近七年,耗资1400万钱.

北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泉州的商贸也盛极一时,人口大量增加,洛阳江正横亘在当时的交通要道之上,而洛阳江口“水阔五里,深不可址”,“万安桥未建,旧设海渡渡人,每岁遇飓风大作,沉舟被溺而死者无算,因名“万安渡”以祷之”.

为何福建的江却名洛阳江,争议颇多.据《泉州府志》称：“唐宣宗微行,见山川之胜,叹曰：‘大似吾家洛阳’,故名洛阳.”但以国人喜欢拉皇帝作虎皮的习惯,此说恐难成立,因唐宣宗之前,已有洛阳江之名.按沈括《梦溪笔谈》解：“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等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等洛与落同义,谓水自上而下,有投流处.”这恐怕是较贴近的解释,也说明洛阳江口水流湍急,风浪颇大.

此处建桥大不易,洛阳桥也并非一次建成.真正建成,是待到宋四家之一的大书法家蔡襄任泉州知府后.《福建通志》记载：“宋庆历初年(公元1041)郡人李宠甃石作浮桥,皇祜五年(1053)僧宗以及郡人王实、卢锡倡为石桥,未就.会蔡襄守郡,踵而成之.”这并非说是蔡襄一人之功,而是他作为地方官员主持力推之下促成,而建桥资金的募集多由两名僧人义波、宗善操持,而监工、设计等项,则由十余人共同完成,这其中就有蔡襄的舅舅卢锡.可见,这是一项典型的主持批准,民间集资民间设计施工的工程.

洛阳桥桥墩的上下游皆用石块修成尖状,以减轻江流与潮汐的冲击.在没有水泥的宋代,桥墩的胶合是一大难题,大书法家蔡襄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据《宋史·蔡襄传》中记载：“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渡,绝海而济,往来畏其险.襄立石为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就是在桥墩处养殖牡蛎,利用牡蛎的石灰质外壳与附着的桥墩石块连成一片,从而达成了加固的效果.实践证明,这个奇特的发明是极其有效的.

据茅以升先生的统计,洛阳桥自建成后,“自公元1290年至122年的432年中,共经历地震52次,平均八年一次,桥被损一次；自公元1343至1752年的409年中,台风成灾21次,平均十九年一次,桥被损一次；关于水患,自公元1066至1760年的694年中,成灾57次,平均十二年一次,桥被损坏三次”.洛阳桥修建至今九百余年,共修建十七次,平均五十年修一次,最长间隔170余年,并使用至今.何等了不起！

这不能不说也有着牡蛎的功劳.所以,在“元丰初(公元1078年)王祖道知州事,奏立法,禁取蛎房”,这一带就不准捞牡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