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行政法

一、行政法的理性与诗性之对立

在《文化结果：各国价值、行为、制度以及组织的比较》一书中,格特霍夫斯蒂写到“科学技术方面等西方思维方式是分析式（analytic）,而东方却是综合式（synthetic）等西方分析思维方式注重成分、东方综合式思维注重整体.”日本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曾说“到了20世纪中期,西方对真理的追求转向了整体和平稳性.科学也许得益于分析思维,但是管理和政府运作确是综合的艺术等”

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简单的分为管理与被管理的两大对立阵营,那么,无论是那些被赋予权力的群体,还是那些被约束权利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须离不开行政法的指导.然而行政法并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具有的一个法律部门.从历史上看,它产生于近现代国家,是政治制度的产物.行政法的产生与行政权的特性有着内在的联系；行政权是为公共目的创设的,但是,权力的历史表明：权力具有扩张性、侵害性和破坏性,行政权力尤其如此.近代以来的法治和宪政的根本在于对权利的保障与维护,行政法之所以产生和存在,正是在于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和规范,以防范其扩张性、侵害性和破坏性,保障与维护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益.如果20世纪以来文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依靠“理性”这种中坚力量得以增高加强的,那么“诗性”,这个及富浪漫意味的情感取向,能否为行政法戴上一顶华美的帽子呢?

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玛莎努斯鲍姆（MarthaC.Nussbaum）,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社会的必须组成部分.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玛莎努斯鲍姆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斯鲍姆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

在这里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知道,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当资产阶级不堪封建社会的压制禁锢之后,他们组织领导革命,高举着法治的大旗夺取自己的一席之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新的社会体制建立后,产生了“行政法”这样一个在复杂社会生活中极具调整效能的法律部门.如果行政法的终极目标是“保障秩序”与“保障权利”,那么这种理性的社会管理和政府运作模式,其由来还必须要回归到特定阶级在情感上的爆发.这样看来,行政法的产生,无疑还是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诗性色彩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一大批颇有见地的哲学家、思想家,就先后产生了“仁者爱人”,“无为而治”等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诗性畅想.他们的政治主张无非是通过特定的管理模式来寻求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我们说他们这种寻求美好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初衷就是满怀诗意的.

二、诗性行政法之优越

诗性,可以理解为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可能的视野和所能获得的全部美感,而在诗中,这种感觉尤为重要且特别集中.这种美感可华丽可朴素,或直白或晦涩.一些初创诗歌的人往往都会用直白的方式去诠释感情,而真正的大家却是返璞归真的“天然去雕饰”,用最质朴清丽的方式去传递最纯粹的情感.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行政法的完善与发展问题上,能不能也带上诗性的浪漫色彩呢?理论上,21世纪行政法的文明化现代化,要求行政法首先要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反映新的经济关系,以实现行政法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同时,行政法也应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彰显、科学；最终,行政法要协调好行政权与各种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在价值上达到社会公正理念.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重也是最有公信力的调节器,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回应社会需求、为社会群体解决实际问题,既然人类社会环境在不断发展演变,法律就不可能以“一成不变”应“瞬息万变”.所以我们有理由在行政法实务中,期待它能够朝着一个更加柔顺,更加兼顾公正与效率,更加体现人文关怀的方向发展.不得不说,这纯粹是诗意的行政法.

理想之美就在于它的飘渺未知与无限希望,我们的确可以为行政法冠以诗性之名,去期冀一种更加温柔的社会管理氛围.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