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者林毅夫

7月21日星期六,北京暴雨如注.王志浩一身西服,穿着高级皮鞋,撑着伞顶着雨,在没过脚踝的水中趟行.虽然有一个中文名字,但他其实来自英国,是渣打银行的中国区研究主管.他参加的那个研讨会没有取消.与暴雨同样牵动人心的,是国际国内的经济走势.

不少学者和金融业人士与他一起,挤满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三个会场.没人理会暴雨警报,因为这次主讲嘉宾里,有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回国的林毅夫.

同一时间,王锦侠正在深圳机场,一次次改签去北京的机票.从下午4点开始,他执着地前后过了4次安检,“今天死也要赶到北京”,他和安检员这样打趣说道.

王锦侠来自深圳前海,中国南方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示范区.新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来北京,他希望就此请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们的关切,偏向宏观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为其成因和对策提供解释；而王锦侠们的问题,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重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四年前林毅夫临赴世行上任时说,自己是抱着“再读一个学位”的态度去世界银行的.四年后,这个自称“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5月17日,林毅夫临别世行的“毕业欢送会”.当中赢得最多掌声笑声的,是非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自编自导的一个节目.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组“回归分析”,题目是“林毅夫的一跃”：面对海峡,从台湾一跃来到大陆；之后幸运去芝加哥大学留学,直到学成归国；而后又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跃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将离别.他在林毅夫的几次来去,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寻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这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幽默.

举办这场欢送会的,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部.其字母缩写为DEC,在英文中与“甲板”同音.而首席经济学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负责“设定研究议程,引领发展经济学讨论”.五个局、200多位学者和分析师,林毅夫领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高智商群体：他们的分工几乎涵盖各个经济领域,其中还包括80多位高级经济学家和区域首席经济学家.

发展研究部门和业务运营部门,是世界银行的左膀右臂.在其愿景中,“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需要将“财政的手段,与思想和知识的力量结合起来”.如果说前者是风帆,后者则要靠舵手与海员.

“别人是不是服你,靠的还是学术,而不是职务.”王斌涛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认为在世行整个科层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却有着自由争辩的学术气氛.在这里,领导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灭贫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来自喀麦隆,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非洲事务的高级顾问,为了和林毅夫讨论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过一条马路.世行有近一万名员工,分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数幢巨大的办公楼里.在这条街上,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华盛顿的乔治敦.两层小楼旁,有一片闹中取静的树林.“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句,其实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

“我个人能动用的调研差旅经费,就有200万美元.”刚上任一周,他就赶赴非洲.离任前不久,还在代表世行出访南美,进行“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的全球对话.

四年间,林毅夫走访了60多个国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据世行的同事说,其间没有休过一次检测.他告诉记者,工作中唯一的遗憾,“是一天只有24小时”.不过,因为经常在数个时区间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几小时.

不出差的日子里没有倒时差之苦,这时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时到达世行,参加每早8:30的行长例会.但如果赶上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定期交流,还得更早赶到会议室参加视频连线.那一端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自被称作“掌控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组织：除了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等.

夫人开玩笑地说,“他连上厕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进行.如此奔波辛劳的背后,是因为世行确有“诺言尚待实现”：追求“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锋

世界银行并非一般意义的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国际复兴与开发”.减贫和发展的目标伟大,但是工作却充满挑战,也充满争议.

最富戏剧性的背景是,从1981年到2002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9.4亿下降至16.4亿；而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从8.4亿下降至3.6亿.这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奇迹排除在外,全世界贫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约2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

林毅夫到来以前,世行这条“大船”的航海日志,都是由西方人书写的.不仅消除贫困的效果欠佳,对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所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甚至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从上世纪80年始,“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家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结果那些发展中国家发现,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经济增长反而更慢,不稳定性更大,陷入了“失去的数十年”.

“华盛顿共识已经丧失信誉,而林毅夫的贡献,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此评价林毅夫的“毕业论文”——《新结构经济学》.

在欢送会的致辞中,斯蒂格利茨坦陈,林毅夫在世行做到了他当年未能做到的事情.陈斌开作为世行访问学者,对斯蒂格利茨感慨的神情记忆犹新,“那不是场面上的恭维”.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的“左派”,一直在试图推动世行对新古典自由市场的反思.但这条“大船”此前却形成了一些并不明说、但根深蒂固的航海禁区,比如说讨论如何“加强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