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亚太抉择

澳大利亚正在制定有史以来第一份兼顾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外交战略白皮书,并有望于9月发布.

而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与其相关的安全活动,让人对这份即将面世的白皮书更为关注：越南与澳大利亚于2月21日展开国防与外交战略对话,菲律宾参议院于7月24日批准了《菲律宾─澳大利亚互访军队地位协定》,首批200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于4月3日晚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联合训练中心.

越南近来和美国的安全关系不断深化,菲律宾则是美国在亚太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也一直背负着和美国于1951年签订的安全协议所赋予的责任.其与这两国的热络联系,引发中国继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后又一层担忧.7月10日,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领衔的代表团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参加了第14届中澳人权论坛,崔天凯表示两国应加强经贸与军事合作的同时,亦含蓄地批评深化中的澳大利亚与美国军事关系,可能助长美国人的“冷战思维”.

由于中美两大国近年对于亚洲的未来未达成一致性见解,使得澳大利亚这个在亚太战略位置渐形重要的国家,需谨慎地行走在同时维持与第一贸易伙伴和传统军事同盟的友谊的钢索上.

定调亚太政策

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处,从环绕南极的冷海向东南亚广阔的群岛海域延伸.这个位于大洋洲上的国家,文化上接近西方,地理上远离西方.

原本因为地处边缘,澳大利亚只能依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来增加自己的能见度,但随着中国在地域上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洲”,它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被弱化的角色,近年来得到了反转.

澳新银行首席执行官史密斯（MichaelSmith）就对《财经》记者强调：“对于澳大利亚,现在,亚太关系与国内政治同样重要.”

为因应亚洲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进一步理解亚洲国家内部的社会与政治转型,澳大利亚总理朱丽亚吉拉德（JuliaGillard）在2011年宣称,全球经济重心历史性地移向亚洲,必然会导致战略后果,而澳大利亚有机会选择最适合的新战略布局.

因此,这位女总理委任前财政部长亨利博士（Dr.KenHenry）主持编纂《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下称白皮书）探讨这些问题,即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份外交战略白皮书.

白皮书将归结出澳大利亚在亚洲的清晰定位,虽然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是它对亚洲事务的解读,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澳大利亚未来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它也将帮助中国更加理解亚洲主权行为体当前的战略选择.

“这是澳大利亚第一次制定长远的全面的外交政策,目的就是明确我们在亚洲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并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途径.”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Raby）表示.

澳大利亚现存的战略格局演变源自冷战时期：冷战中的澳大利亚与英国保持着传统关系、并享受着自“二战”以来美国提供的防务保护.但自197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Whitlam）上台后,便把自身利益与亚洲安全局势绑定,清楚地把自己定位为亚洲国家.

他先后与马来西亚、泰国签订防御协定,与邻近国家印度尼西亚开始密切交往,并率先与中国建交,致力于成为当时美国与欧洲接触亚洲的桥梁.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教授塞尔（CarlyleA.Thayer）对《财经》记者表示,澳大利亚支持多边主义政策,特别重视发展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就意识到其经济利益重心亦在亚洲,时任总理霍克（BobHawke）曾展开一系列经济外交.在霍克的努力之下,于1989年11月成功召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六国,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前身,为所谓“太平洋时代”揭开序幕.此后,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东盟的经贸安排,并于2002年协同新西兰与东盟国家建立紧密经济关系（CloserEconomicRelations）.

过去十年,澳大利亚的经济充分受惠于这些紧密的经济安排,特别是东亚国家对其资源的需求.

澳大利亚对东亚的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了近2.5倍,于2010年达到3029亿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54.8％.金融危机后,2009年到2010年间澳大利亚对东亚的出口同比增加21.3％,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额在2011年更突破了1000亿美元.

但随着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战略,澳大利亚亦调整了其外交政策,在安全上更倚重美国及其盟友.然而,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和经贸格局思维,越来越受到挑战；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澳大利亚前总理及外交部长陆克文（KevinRudd）,自去年以来就不断提出,亚太格局应该由过去的“美国主导模式”（PaxAmericana）转变为“太平洋主导模式”（PaxPacifica）.

聚焦中国

虽然澳大利亚想积极地参与到亚洲的事务中,但是它自认为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其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融合,特别是出口量占其总出口36.55％（2010年数据）的澳大利亚第一贸易伙伴,中国.

两个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上有较大差异,但却有着极高经济依存度的国家,应该展开何种外交关系?这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特别是在陆克文（KevinRudd）政府时期,矛盾尤为凸显.

这位会说流利中文的前总理虽然靠着较高的民调走上政坛,但在他上台伊始,就被批评与中国走得过近.

而2009年6月中铝收购力拓失败、7月的胡士泰“间谍门”事件、8月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宣布取消对澳大利亚的访问等一系列事件,使中澳关系跌入冰点.随着澳大利亚国内态势的转变,陆克文的对华政策也是迅速收紧.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当时被急召回国的大使芮捷锐对《财经》记者解释,受英国体制的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没有正式的政策制定体制,也没有明确的外交日程,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特别是民意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