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会计学奠基人:杨端六

杨端六（1885年～1966年）,原名杨冕,又名杨超,男,湖南省长沙县人.教授,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教育家,中国货币银行学开拓者,我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

一、个人生平简介

杨端六,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6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祖籍江苏常州.出生恰逢“端五”第2天农历五月初六,母亲为之取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便以此为大名.幼时在家乡读私塾8年,1903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后在长沙、浏阳乡村任教.

1906年,在亲友资助下离开生活21年的家乡,前往日本踏上求学之路,开始了不平凡的一生.先到弘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公）费生,便考入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第1高等学校、冈山第6高等学校.1911年（清宣统三年）学成回国.在日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一名“业余”革命者.

归国当年,辛亥革命爆发,和同盟会留日学生在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部队解散后回家省母,先在湖南长沙担任《长沙时报》撰述,后到湖北汉口任《民国时报》总经理.1913年（民国二年）,因《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被北京政府逮捕,后判无罪送至上海释放.在黄兴的资助下又一次踏上了海外求学路,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17年,在李剑农（1880～1963年,湖南邵阳人,中国历史学家）等人编辑、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论文《商业与会计》,率先把现代会计原理介绍给中国商界,在会计研究领域初显才华.

1920年,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由于留英期间,曾被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聘为撰述,回国后被商务印书馆续聘,历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会计主任.曾在位于湖南的国立商专（国立商学院的前身）任教,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步入了会计实务与会计教育相得益彰的职业生涯.

1922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由时任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院研究员,并参与以李四光为首的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工作.翌年,加入以刘大钧（1891～1962年,经济学家）为社长于1923年创立的中国经济学社,积极宣传科学管理思想.

1930年9月起,受聘武汉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之后,他的人生就定格在珞珈山美丽的樱花园中.期间,先后担任教务长、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等职.1938年,随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任迁校委员长.1934年至1937年,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第3厅（审计厅）“上将”厅长.之后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6届执行委员.1938年,曾担任武汉图书馆负责人.1946年,随武汉大学由乐山复员武汉.1948年冬,受同学陈剑修（1897～?年,江西遂川人,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之邀到位于桂林的广西大学讲学.新中国成立后,举家回迁珞珈山,继续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7年,被错划为“”.

1921年10月24日,他与同在英国留学的老乡、“珞珈三杰”之一、时年27岁的袁昌英在上海踏上“红地毯”,婚后育有一女和一子.女儿杨静远,笔名苑青,1923年出生,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儿子杨弘远,1933年出生,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1966年9月30日,杨端六教授,这位跟随孙中山、授教、结识,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的一代“三不”上将级厅长学究,在珞珈山下走完了他辉煌而悲壮的人生,享年81岁.

二、理论主要贡献

杨端六教授一生著书颇丰,涉及会计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发表学术论文近150篇,出版各类专著、译著和教材近20种.

杨先生的主要著作及译著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会计学,包括由出版《记账单位论：中国会计学之根本问题》（商务印书馆1922年）,《商业簿记》（1923年）和《现代会计学》（1943年）；第二类货币银行学,包括译著《卫士林支那货币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17年）,《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货币浅说》（1923年）,《银行要义》（1923年）,《货币与银行》（1946年）；第三类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他,包括与侯厚培合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工商组织与管理》（1944年）,《三义目录及索引》（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合译《罗素论文集》（1923年）,合述《中国改造问题》（1924年）,与君实合译述《社会政策》（1923年）等.

杨师的学术论文,可以分为会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经济学与教育,以及政治、社会和汉字改革、新闻出版等方面.现就前几类文章择要介绍如下.

会计学类文章.代表作主要有《会计与商业》（《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8期）,《论记帐单位》（《太平洋杂志》1921年第3卷第1期）,《再论记帐单位》（同前第6期）,《关于官厅会计的几个问题》（《现论》第3周年纪念增刊）和《公司内部牵制制度》（《武汉大学经济学会会刊》1944年3月第7期）等.

财政学类文章.代表作品主要有《战时财政》（《现论》1927年第6卷第143期）,《关税问题概观》（同前1925年第2卷特别增刊1期）,《英国战时财政经济概况》（《甲寅》1914年第1卷5期）,《战争与财力》（同前1915年第1卷第7期）《战时财政论》（同前第9期）《战时财政论（续）》（同前第10期）,《德国财政与金融》（《太平洋杂志》1919年第1卷第5期）和《英国战时财政》（同前第6期）等.

货币银行学文章.代表作主要有《上海商业银行调查记》（《现论》1926年第4卷第100期）,《货币关系论》（同前第2周年纪念增刊）,《国币条例平议》（《甲寅》1915年第1卷第8期）,《金融机关之独立》（《太平洋杂志》1919年第1卷第1期）,《中国币制改革论（1、2）》（同前第1、2、4期）和《联合准备银行与准备银行》（同前1921年第3卷第3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第1卷发表《银价跌落与中国政府的责任》（第1期）,《银价跌落的影响》（第2期）,《甘末尔币制报告》（第3期）,第2卷发表《读凯恩斯货币论》（第2期）,1934年第4卷发表《白银协定与中国币制问题》（第3期）,翻译《中国与经济恐慌》（第4期）；以及《货币制度》（1932年第3卷第1期）,《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1933年第3卷第4期）,《中外货币购写力平价》（1935年第5卷第4期）和《近世货币史纲》（1936年第6卷第4期）等.

经济与教育类文章.其代表作主要有《美国之中国贸易之条例》（《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7期）,《教育与实业》（同前第18卷第11期）,《关于教育和经济的几个问题》（《新民族（重庆）》1938年第1卷第5期）,《怎样研究经济学》（《读书通讯（重庆）》1940年第1卷第7期）和《马克思学说评》（《太平洋杂志》1920年第2卷第7期）等.

杨氏作为民国时期的知名会计学家,其会计著述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如1918年,他所发表的论文《会计与商业》,第一次把欧美现代商业会计原理和会计方法介绍给我国商界,为日后改革中国旧时商业简单记录资金收付情况的流水簿,建立新的商业会计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1923年出版的《商业薄记》,是我国较早以欧美会计教材为参考、内容丰富的一本著作.此前,我国会计学者编著会计学多以日本教材为参考,如1907年谢霖、孟森的《银行薄记学》,1913年杨汝梅（予戒）的《最新商业薄记》,1917年张叔亮的《会计学》等,莫不如此.以后留美回国的潘序伦教授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学校,才大量出版欧美派的会计书籍,《商业薄记》可谓得风气之先.该书除总例题和6个附录外共10章,可分为7个部分.第1部分总论.主要介绍本书之范围,即单式与复式,商业簿记与特种簿记,会计学,簿记之应用.第2部分复式记账原理,介绍复式簿记之原理,即复式簿记之意义与目的和借与贷.第3部分账簿与记账,介绍账簿之组织,即会计内部之组织,营业机关之组织；分录与过账,即大陆式分录与过账,英国式分录与过账和大陆式与英国式之比较.第4部分凭证,介绍票据与券据,即支票,期票与汇票和券据.第5部分试算与结账,包括试算之目的及方法、缺点及其补救方法；结账之式样,损益与资产负债,商品账之结算,产业账之结算,提存准备金,未收未付各款,损益账与贷借对照表.第6部分商业会计处理,即寄售与合伙,寄售和合伙.第7部分其他,即会计上诸杂问题,关于总账之事项,关于对外之各种单据,索引.最后是附录,包括公司会计,货币问题,散单与活页账,关于会计之法律,会计名词中英文对照索引,会计省略名词及符号等.

1943年出版的《现代会计学》,既是一本会计实务教材,又是一部会计理论专著.全书共分9章.其各章内容及编写来源分别为,第1章整理账与统驭账,以《商业簿记》为蓝本编写；第2章单据制度、第3章分店会计、第4章银行会计和第7章政府会计,据1932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会计学时的讲义整理；第8章外币处理方法,在专著《记账单位论中国会计学之根本问题》的基础上编写；第5章成本会计、第6章标准会计、第9章国币价值变动问题,为1942年在武汉大学担任资源委员会设立的会计学讲座时所新编.

可见,该书集杨师20年会计理论研究成果之大成,较充分地代表了先生的会计思想,对当时的会计理论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成本会计,特别是标准成本部分,能帮助管理者及时发现企业运营中的问题,有效控制成本开支,提高管理效能.在当时,这些内容是管理者希冀且非常难得的管理与核算知识.以至于现代会计学界人士认为,正是在民国时期,包括潘序伦、徐永祚、黄组方、杨端六先生在内的一大批会计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传播和介绍西方先进的会计方法,中国的会计学理论也得以建立起来.其中,重要的会计学著作就有杨师所著《现代会计学》.（吴汉全,2010）

此外,先生所著《银行要义》,对推进西方银行理论与银行制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银行制度建设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孙德全先生编著的《银行概览（上下卷）》（1910年）一道被学界列入北京政府时期国人自撰的11部银行学著作之一.

对于杨师在会计理论方面的贡献,杨时展教授作出了如下评价：在蔡锡勇和谢霖先生之后,“以杨端六等先辈的著作为代表,等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饮誉世界.”

杨氏著作,不仅会计理论精彩,管理论著同样精辟.1944年出版的《工商组织与管理》,融汇他大半生学习和参与公司及学校管理的知识与经验.该书是一本科学管理理论与工商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知识兼备的大学教材.这在当时中国工商业设施十分落后、管理理论与知识相当匮乏的条件下非常适用.书中附载的参考文献相当丰富,仅参考书目约有120来种,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查尔斯巴贝奇的《关于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等一些早期的科学管理先驱性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工业经济学》、《工业与贸易》,还有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车间管理》,迈耳斯的《产业合理化》、国际劳工局的《合理化概况》、德国国家工业资料处的《德国的产业合理化》等科学管理权威著作；甚至有前苏联的《有效劳动法规文献选集》,科学管理中专门讨论人的因素的《人事管理》等著作；还包括很早讨论人际关系的西蒙斯所著《工业中的个人关系》；以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34年）,书中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这是中国在20世纪末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被他在1940年代收入本书之中.

他的货币银行学著述也不乏经典.1930年的《货币与银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并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再版多次,19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采用它作为教材.1962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杨师应三联书店之约编著了《清代货币金融史稿》,详细论述了清代中国货币金融发展情况,搜集资料丰实,叙述条分缕析,脉络清楚,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同行学者的好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在杨先生去世后的11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专门重印了该书.可见此作影响之久远.

三、实务及商业会计改革的主要贡献

杨端六先生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会计学者,在商业会计制度改革和治理企业财务方面取得令人钦佩的成就.

1921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杨师在工作中发现,作为全国比较先进的股份制企业存在“事权不统一,馆中无人懂得商业,无人能通盘筹算”等问题,而且“编译所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1流人才”,深以为忧.他的这些看法,使前来考察的胡适认为“极中肯要”.后来,该馆负责人高凤池和所长王云五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有意实施改革,便与杨订立合同,让他全面改革内部管理与会计制度.不久,商务印书馆设改革会计制度筹备处,公布简章,由杨氏担任改革会计制度筹备处主任.同时,招考会计员,并订立新式会计员讲习所听讲及旁听规则,后着手制订并试行新的会计制度.次年,设立成本会计办事处,直属总务处,杨先生为主任.经杨氏推行一系列改革后,商务印书馆会计制度比较健全合理,会计制度的改革与编译所革新相配套,营业状况日渐趋好.这项改革,不仅得到商务印书馆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也引起其他企业的仿效,并为先生日后讲授与撰述《现代会计学》中有关单据制度和分店会计积累了实践资料.

据认为,这是中国近代企业改用新会计制度之始.会计改革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近代企业中第1次进行了近代会计制度的改革.其重要作用和意义在于,奠定了近代会计制度的基础,提升了民族资本的竞争力,他所提出的以成本利润核算为基础的财会制度是近代企业的核心基础,有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因此,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商务印书馆,引者注）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元老之一的庄俞先生在1931年撰文《［民］三十五年之商务印书馆》回忆这段历史时称：“惟公司簿记,向系旧制,民五以后,杨端六君规划新式会计,各部分次弟改革,益臻明确”.（韩,2009）

1934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委会审计厅厅长.他以“三不”（不离开武汉大学、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为由拒辞未果,成为军委会中唯一不穿军装的“上将”.之后4年,仅利用暑检测去南京二三个月履职,直到1938年国民党迁都重庆被裁撤.卸任时,不到3天,就把一切工作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一切既表现了他办事高效、踏实、细致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又展现了他的会计与审计管理才能.

四、教育的主要贡献

杨端六先生1920年始步入大学讲坛,特别是1930年进入武汉大学以后,始终耕耘在教学一线,为学生讲授会计学、货币与银行、企业组织与管理等课程,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在他的教导和培养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走出了张培刚、谭崇台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

杨教授知识渊博,教学一丝不苟.他在课堂上常围绕主题介绍不同流派学说,启迪学生独立思考、研究分析.他谆谆告诫学生“多读勤思,勿攀捷径”.他的备课卡片写得工工整整,且全用楷体字书写.聆听过他授课、领受其教益的学生,无不由衷崇敬爱戴这位“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人”.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谭崇台教授曾回忆,“他教我们货币银行学,他的书里面有中文有英文,他的英文介绍当时最新的西方货币银行学的理论,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发现很多东西他都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很多老师都做不到.”

杨先生教学十分严厉.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他在教授会计课程时“常常要求学生读英文原版书,有一次考会计,考题是英国文官考试用的题：一个账簿被火烧了,一些地方不全,让学生根据一些会计事项、和其他资料把这个账补上.结果全班同学都被考倒了,最高分也只有73分.”

在杨的教育对象中既有普通学生,又有国共高官.1920年夏,他应之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等专题演讲,时为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大公报》特约记者的,特将演讲记录稿署名“杨端六讲记”在当年10月31日《大公报》的刊登.杨也因此被称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

在教育管理方面,杨教授也作出了虽平凡、但令人交口称赞的贡献.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大学由湖北武昌西迁四川乐山.他主持“迁校委员会”,踏访地址,具体落实图书设施、精密仪器的长途转运事宜.抵达乐山后,他筹划、布置学校各部门、各学院落址,以及学生宿舍、教职工住房等安顿工作.从决定迁校到乐山复课,仅仅用了2个月时间,困难之多、工作量之大均出乎预料.迁校委员会把图书、资料、仪器从武汉用轮船运到重庆,换上小火轮到宜宾再坐木船,三次转运,图书仪器没有任何损失.在四川乐山的8年,全校师生没有因为无书可读而苦恼.1946年返校时,杨氏又全面负责将学校的精密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源秋毫无损运回珞珈山.对武汉大学“家当”的精心呵护,千里迁徙,使之“复原归位”,真是功不可没.

对杨端六教授的评价,正如其女儿杨静远回忆,他一生两大贡献,一是在经济学特别是货币银行金融财会方面的开拓性研究论述；一是在教坛上呕心沥血默默耕耘,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财经界杰出人才.杨端六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将自己一生精力奉献给了武汉大学,奉献给了中国商业会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

鉴于杨师对经济理论与教育的重要贡献,《中外经济学名人大辞典》一书将其作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与、李达、马寅初、潘序伦一并收录其中,并介绍了他在货币学、会计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与学术成就.

杨端六,留学日英求西学,成就一代经济家；货币银行之开拓,商业会计始奠基；“三不”上将审计官,首推商会之改革；商科教育毕一生,财经英才遍神州.

［3］韩：《中国会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涂涂：《视野之外的大师》,《万象》2004年第7期.

［5］从玉华：《中国货币学奠基人――杨端六：中立的货币学》,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10-9-2）［2009-8-29］.zqb.省略.

［6］杨静远：《咸宁干校一千天》,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吴江龙：《革命者、奠基人――杨端六先生小记》,武汉大学校友总会,alumni.whu.省略.

（编辑余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