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金融专业“维修工”

四月,王府井.富丽堂皇的五星酒店里,各种肤色、各种身份的宾客行色匆匆,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法兰克纽曼（FrankN.Newman）.实际上,要把眼前这位讲话慢条斯理、态度温和儒雅的美国绅士与传说中经常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铁腕CEO联系在一起,的确有些困难.而这一次,纽曼最想做的,是让大家了解他的新书《六大迷思,阻困美国经济》（SixMythsthatHoldBackAmerica:AndWhatAmericaCanLearnfromtheGrowthofChina'sEconomy),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的启示.

纽曼告诉记者,在中国的经历让他的思路和视野更加开阔,他希望能够记录下来,而且“中国在过去20年间持续显著增长,与之相比,美国却在下滑,而如今即使要保持不温不火也并非易事,现在到了美国学习中国的时候了”.

曾经执掌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长达五年之久,纽曼非常了解中国,即使整个采访过程中一句中文也没有讲,却依然无法掩盖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中国人固有的交流方式：清晰的发音,简明的措辞,快速地想而缓慢地说,依稀还能看到他在深发展挥斥方遒的影子.

纽曼并没有停下在中美之间奔波的脚步,目前身兼两家大型咨询公司的高管,他与太太如今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香港,时而回到纽约和玛莎葡萄园岛享受闲暇时光.

金融专业维修工

在中国,纽曼可以算得上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美国人之一,他也是许多人心中的传奇人物,在深发展挂帅的五年,为纽曼横贯中西的金融从业经验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5年深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新桥投资收购其17.89%的股份,纽曼就在这个时候伴随新董事会加入了这家银行,并亲自带领一支团队为这家银行输血打气.

“那是一段非常富有挑战性但又十分快乐的时光.”回想起在深发展的过往,纽曼的脸上露出微笑,“这家近1.5万人的银行里,我是唯一的西方人.”

实际上,当纽曼第一次出现在深发展的会议室召开高层例会时,感到非常不适应,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发号施令.“虽然我有很多解决银行问题的经验,但当时我对这家银行一无所知”,纽曼告诉大家,“你们更了解这家银行,请你们谈谈自己的想法.”

在纽曼的团队里,银行的管理层开始了解他的领导做派：遇到战略或原则性问题先开口,遇到实际问题及细节则要听完所有人的发言,并不断地打破沙锅问到底,“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大家也能知道你想什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这种风格也传递到了分支行,此后银行上下都愿意传承纽曼的这套做法.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纽曼称,的这条经典理论是他在中国学到的最深刻的道理,也同样被他用在解决深发展的困难上.

“最后,我们抓到了很多老鼠!”在没有获得政府一分钱资助的情况下,原本背负了巨额不良资产的深发展迅速崛起,蜕变为一家按照国际先进标准管理的银行,纽曼至今仍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

更令他自豪的是,这是中方第一次允许一名外国人担任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高层,并且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让他掌握强有力的领导权―纽曼同时担任深发展的董事长和CEO,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告诉纽曼,他或许将是中国同时担任同一家银行董事长和CEO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对于深发展来说,外资的注入以及外籍高管对银行管理层的介入无疑在当时给银行打了一剂强心针.当年,新桥投资的收购使得深发展成为第一家被外国机构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今,“平深恋”几经波折顺利收官,纽曼以及新桥投资也功成身退.然而,诸如美银、花旗等外资行与中国银行界的结合却至今褒贬不一.

“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起到的作用有大有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这件事的人和环境.”纽曼认为,深发展的成功更值得一些中小型商业银行借鉴,通过这种方式,很多中国的银行可以短时间学到国外几十、上百年积累的经验,“但是有没有核心技术的输入很重要,要清楚他们只是来赚钱的,还是来帮助这家公司的”.

深发展并非纽曼与新桥投资合作的处子秀,早在1999年,基于同新桥投资两位创始人的多年交情,纽曼在新桥投资收购韩国国有银行―韩国第一银行之后临危受命,加入董事会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指导者,为银行解决了诸多困扰,使银行扭亏为盈.

一直以来,帮助银行绝地重生似乎一直是纽曼的强项,在很多人眼里,他更像是一个金融机构的专业维修工,除了深发展和韩国第一银行,纽曼还将美洲银行和信孚集团从生死边缘挽救回来,这也令他在业内声名显赫.

“很多人认为我们每次遇到的困难都是独立的新问题,但如果你经历过好几家银行的起起伏伏之后,你会发现历史经常在重演.”谈到这段历史,纽曼总结性地告诉《环球企业家》记者.

如今,纽曼仍肩负着许多公私职务,“因为我了解中国,所以我现在的工作之一是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帮助他们走出去,变得更加国际化”,纽曼专门从自己的名片中挑选出属于鹏睿金融集团以及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有限公司的递给记者.

六大迷思

除了在商界叱咤风云,纽曼还曾在美国财政部官至副部长,并参与经白宫协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代表美国财政部与格林斯潘等人担任美国金融稳定小组的重要成员.三年任期结束时,美国财政部将最高殊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奖颁发给他.

几个月前,与纽曼私交甚好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受邀赴香港演讲,纽曼应邀在演讲期间与他会面,彼时克林顿也有一本新书出版,纽曼带着自己签过名的《六大迷思,阻困美国经济》,与克林顿的新书交换留念.

凭借担任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和中美多家银行总裁的经验,纽曼对经济和金融有话要说,“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报纸、杂志都在人云亦云,美国政府也并不真的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出台一些并无成效的政策,要重新找回潜力,美国必须走出经济认识的误区.”

美国依赖亚洲国家的资金支持?只要美国个人存款增则国民储蓄长,而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均会随之提高?财政赤字问题严重,并会为子孙后代带来偿债及赋税重担?这些目前社会上对美国经济的主流认识,却是他书中重点驳斥的错误观点.“很多人也许会不喜欢我的结论,但是根据逻辑推理,事实就是那样.”

纽曼认为,美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美国并不依赖亚洲国家的资金支持,也没有溺毙在消费主导的经济里,更不需要被预算赤字的恐慌所桎梏,“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正视自己,并且好好想想能够从中国学到什么”.

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纽曼对中国十分看好.

“当我从北京、香港的机场飞回到纽约或是洛杉矶的机场时,我感到从现代社会回到了50年前”,他认为美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虽然对中国金融业监管及银行非常肯定,纽曼依然表示中国的金融业面临一些挑战,“地方政府债务中的坏账、房地产的不稳定性、中小企业融资难等挑战依然悬而未决,但基于中国保守谨慎的监管状态以及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不会发生大的风险”.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是人民币本身,发展速度和国际化的脚步都越来越快.纽曼认为金融业一方面应该做好准备来面对由此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我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交流过,或许太快地调整利息政策以及开放利率或资本市场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美国人大多信奉“市场决定一切”的观点不同,纽曼则认为市场太自由会诱发新的问题.

整个关于经济复苏的谈话里,政府的耐心和长效机制是纽曼强调的重点,他回忆起1986年自己刚加入一团混乱的美洲银行,那时候拉丁美洲也正在经历困境,他告诉他们的领导人,无论顺境逆境,都不能把银行或企业逼得太紧,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果然,五年之内,一切都好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