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与实践过程中的博弈

[摘 要]综述了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在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建立过程中的历练,特别著重论述了国有企业和银行与新增经济体间相弈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伤害,改革的“二律背反”怪圈及可能帮助跳出怪圈的“无赖推定”原则.

[关 键 词]市场经济二律背反无赖推定金融博弈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就像马克思主义1949年在中国革命成功,经历了历史的选择,是全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全体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世界银行在其《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研究报告中对中国的评价:“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其实,这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一直是几代中国人执着追求的世纪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奋斗,付出了无数的和牺牲,历经了无数的挫折和失望,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学习,视野遍及西方、东方、北方.直到中国人才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理想和现实等

中国在成长的过程中历经数次涅磐重生表项出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1992年南巡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首先在农村实行土地的联产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活力,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国有企业特有的博弈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却是非常的慎重,因为,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基石.为了慎重起见,著名的经济学家华生提出“双轨制”.就是不敢贸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而是,现在体制之外,先辟出一个改革市场经济试验田,这个试验田迅速发展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我们的改革找到了发展的方向.我们终于“摸到了一块认可(有实惠)的石头”,使我们的改革呈现出渐进式的形态.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燎原发展,国有企业手中的资源由于体制的桎梏,在市场对资源的自然调配下(由于我们的改革的允许),使得资源倾向于改革试验田的进一步发展,并从国有经济中“侵占和蚕食”.市场经济的力量使得中国迅猛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达到改革前的数倍,中国成为接受外国资本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英国一家报纸这样说“中国在说话时,世界都在聆听”.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这时就是水到渠成了.虽然这时“双轨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使得市场经济固有的市场寻租现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丑恶面目,以及它对计划经济滥觞,这些由于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试验需要的放任而计划经济表现出的萎缩和不适应.不能责怪“双轨制”,它可能是我们改革必然要付出最小的成本.较之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和前苏联部分地区的激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局面有明显的优势.前苏联东欧地区在一段时期均出现实际产出的急剧下降,目前,俄罗斯尚未恢复到1990解体时的经济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创纪录的经济增长.俄罗斯的转轨时期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中国自改革以来,尽管曾经出现过两次峰值,但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1位数的水平.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在改革初期,被不同地区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广泛地分享,在1978年,2.7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国的28%,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不足3000万.早期的一系列改革的成功,减少了失去经济基础的人口、部门与地区,使得中国的改革者为进一步更为广泛的改革赢得了坚实的支持.相比之下,在俄罗斯社会安全网的破坏与实际产出水平的下降,极大地降低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同时确有一小部分新贵过着阔绰的生活.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顺理成章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不高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在中国的领导下,坚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继续,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中国不具备私有产权主导经济所必需的基本法律、制度与治理结构.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基础性改革直到近十年才得以进行(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担心冒进地私有化未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故中国采取了其他的自由化措施来推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在计划外增长(双轨制的放任发展优势),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同时,为了稳定的大局,国家也在不断地培育国有企业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开始一段时期不断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贷款”来支持扶植国有企业的“下海”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直接或间接的补贴达到甚至超过了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简言之,中国防止亏损企业大量出现的策略主要是通过给予企业大量的政策性补贴推迟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担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但是,这个政策性补贴下的国有企业不思进取,惰性十足,政策性贷款经常不是用在购置设备发展生产上,而是用在职工工资福利等,就像一个患白血病的人,不能离开血液的供给,这个政策性补贴的发展使得银行的负担日益沉重,坏帐剧增,最后形成锁死经济的“三角债”.为了解开这个困境,拿出大量资金进行“债转股”.这个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这个“三角债死结”.但是,由于这个“三角债死结”的困境使得企业害怕再次陷入这个困境,中国企业间的信用消失,大部分企业间结算变成只认,整个社会面临诚信再造的困境,经过这次“债转股”使得大部分国有企业认识和领会到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国有企业伴随着在深圳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开始迈向市场经济.

但是,依然还有部分国有企业还在盼望着政策性补贴.盼望着第二次“债转股”.实际上,经过上次“债转股”不良贷款的剥离,银行本来略有好转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就又有不良贷款的大量积累,中国主要银行在技术上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如果不是中国居民的节俭储蓄偏好使得中国主要银行的户头大量存款,这些银行得以继续保持其流动性,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随着WTO过度期的结束,外国银行的同业竞争,将使中国银行业呈现“危如累卵”状态.

三、金融体系博弈改而不革,加大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增大,财政与金融均面临挑战.一是不良债务规模过大,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行,二是股票市场行为不够规范,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三是金融机构非法集资、高利吸资的现象仍较多,四是不良债务的简单模式一再重复拷问我国金融系统的专业素质,五是银监会能否担当起制止金融系统的低能、无效甚至是渎职行为的继续蔓延.例如,2005年08月23日《新世纪周刊》侯港文报道《中银巨贪刘金宝死缓》等银行业应从刘金宝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制度监督高管,“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12日对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判处刘金宝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等上海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亦双双被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立刻成为当年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新闻事件之一.当时媒体普遍认为,刘金宝案件导火索是中银香港向周正毅旗下新农凯公司发放的一笔21亿港元的贷款.另有报道称,周正毅所涉及的贷款达到100亿左右.但如此之大的贷款规模,却没有一家银行对周正毅做过最起码的资信调查.其实,对周正毅这种用最原始的谎言所累积起来的“负翁”帝国,银行只需要一次简单的专业调查就可以立即揭穿.但在这方面,我们的专业金融机构似乎显得异常“迟钝”和“外行”.很清楚,像周正毅这类具有冒险偏好的“负翁”们之所以能够用巨额银行贷款创造出一个个脆弱的“富豪”神话,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自这些“负翁”们,而是出自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而问题的真正诡异之处却在于,这些让人耻笑的低级错误为什么会普遍地、长时间地附着在中国金融机构身上呢难道中国的职业金融家们真的如此低能吗如果答案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只能将这些层出不穷、令人难堪的丑闻归咎为一种制度的“故意”.

究竟是什么制度缺失导致了中国金融功能的严重异化呢我们现在不缺少监督机制.但监督机制的总协调性差,缺乏有序性和整合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已构架了多元化行政监督制约的机制,我国已有的监督机制:

①执政党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②司法检察监督―法院和检查院,③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④政府内部监督―监察局,其监察是专门指向政府系统的行政人员,⑤政协和党派监督,⑥舆论监督.目前,这种多元化的行政监督制约机制在规范行政执法人员行为、防止、惩治腐败、防止价值观的败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在内在结构、运作机理、功能释放和制度规范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表现在这个多元化监督制约机制总协调不够、职责权限含糊不清,相互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和协调.一方面,在监督工作中经常出现交叉监督和重复监督,另一方面又常常导致“失督”、“漏监”等现象的发生.其结果即损害了行政监督的权威和效率,削弱了行政监督的整体功能.使腐败现象在全社会范围内禁而不止,呈曼延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度.把优化监管模式结构、拓宽监管面和省级以下党政纪检监察部门直属管理,作为改变传统的党政纪检监察部门模式结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继续探索和完善监管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信息网络投诉系统,为了提高群众投诉积极性,应设立象报警一样的免费投诉,而且到有报必接,违法必究,这样就能弥补监察制度的“失查”和“漏查”形成社会化监督体系的理想“平台”,任何渔国家之利谋私利的行为,在社会化的天罗地网的监督下,就很难遁形的,就能弥补纪检监察部门的“失查”和“漏查”.即需要违法行为投诉群众化、行政执法操作透明化和公开化.这样纪检监察职能就应该能适应监管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广大社会成员(群众)和舆论监督透明参与下的监管能力,可以达到空前的提高.

中国金融虽然被一致公认为中国改革中成效最差的一个领域,但这并不表明这是一个改革最少的领域.实际情况甚至恰好相反,金融领域在制度、技术、监管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似乎一点也不少,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不需要高深的金融理论就能判断: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在加速度上升.原因是缺乏自下而上真正起作用的社会监督机制,这个监督绝不是行政监管,是一种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没有这种自觉的、从公民个人利益出发的监督,任何完美和严厉的行政监管都无济于事,如果有舆论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可能不会这样令人提心吊胆.事实上有人指出,中国目前对金融体系的行政监管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但其令人沮丧的效果却尽人皆知.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属于行政权力机关,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必然成为社会监督的又一个例外.这就是中国金融体系功能蜕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其他的诸如所有制、监管体制、公司治理结构之类的原因可能尚在其次.许多经济学家以专业的虚妄和良知的羸弱将自己局限于"纯经济"的自我陶醉之中,却对这样一个基本常识熟视无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个真理不仅对权力适用,对看上去不像权力但实际上就是权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开放社会化监督和舆论透明化的监督,实在是医治中国金融及其其他权利寻租行为顽症的第一要务.对于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其紧迫性更是刻不容缓.

中国金融的这种“负和”博弈可能由于另外一个时代特征而在未来变得格外尖锐:一方面各类竞争性行业的经营变得日益艰难,另一方面各类垄断行业正在或明或暗地开始开放.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中国经济的这种阶段态势决定了,金融等要素领域将是各类权力资本下一场竞逐的主要战场.这不仅因为其他行业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惨烈程度,更因为金融具有权力寻租的“速富”效果.

四、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博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症结却始终未解开,“内部人控制”、“写作技巧人困境”、“逆向选择,逆向淘汰,逆向选差为优”、“空手套白狼的MBO免费搭上改革的便车”等已不再成为经济学家的专利,普通平民百姓在“待岗”、“下岗”的煎熬中越来越关心经济学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通过对教训的反思明白了一个事实:在转轨问题上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改革的影响,和前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另一个设想是:如果总体平均收入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但事实却是:人们对收入和生活的改善在欣喜之余,发现消费结构改变不大,只是在卖方市场中选择性加大,再加上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配置导致分配不公,这不公不是体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和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社会上的.

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地困扰着中国精英人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构建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经济学也因此被许多人文学者斥之为“没有良心”.目前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断被怀疑为利益集团代言.

难道说改革进入了“二律背反”的怪圈:即采用“渐进式”改革,在改革的初期明显优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改革成本较小,随着改革的深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渐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走过的道路崎岖曲折,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教训也相当痛苦深刻.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一条路子,可以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成为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天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改革搁浅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核心地带很难取得进展,因为中国改革是以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权力体系为起点的,许多企业家是官员直接转化,或间接支持而来,总体来讲很难避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路径.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对此有深刻阐述,他认为“改革是钱与权的交换”,但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次性的交换,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腐败,用资本赎写权力,迅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腐败会逐渐趋于收敛.这种方式在和外汇改革中的确获得了成功.另一种前途是多次购写以后权力仍然存在,甚至会固化和扩张,这样腐败就会发散,市场经济反而不能推进.非常不幸的是,第二种路径正在中国出现.冷竣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在所有制上其实已经只剩下两类企业:权力企业和非权力企业,不管它们在表面上是挂着国有还是私有的牌子.这种分类可能比国企与民企的传统分类更适用于分析中国今天的现实.这种分类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久已淡忘的名词:官僚资本主义.

而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政治上“改朝换代”和经济上“完全私有化”,经历了痛苦的休克后,这个改革是在美国的意志(美国政府委派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施莱弗等人)指导下完成的,但随后的发展是在各个领域逐步出现了象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的寡头经济,竟然公然违背国家意志,违背政府的石油战略走向,觊觎国家最高权力,如果他不被刑拘,也许可能会使俄罗斯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可悲的“二律背反”和“殊途同归”怪圈.纵观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们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痛苦的“二律背反”怪圈后,才有一系列的有形制度(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制定的一系列宪法和法规,例如对政治制度的设计检测设是依据英国学者大卫休谟著名的“无赖推定”原则)和无形的文化和价值观作为支撑.没有这种支撑,就可能走向反面.正如我们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现实中所看到的.

五、结束语

法国哲学家库辛有句名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中国有:“爱之深,责之切”.对于行政违法和渎职行为投诉群众化、行政执法操作透明化和公开化的建议,中国不单是金融体系需要这样的监察社会化,全部政府党政机关都需要.这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之一.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对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偏离目标的行为批判也将有助于市场的健康成长.希望能够引进“无赖推定”原则来帮助我们跳出“二律背反”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