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硅谷去,创业!

“嘿,哥们,你们很棒!”几个白人男孩走过MailTime展台时随口和黄何打着招呼,感觉他们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但在这里,旧金山48头的大仓库中,黄何是在30分钟之内被所有人认识的.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个码头仓库被改装为TechCrunchDisrupt的会场.而在那周的星期二下午,黄何在创业者竞赛StartupBattlefield（创业沙场）环节中登台做了演讲,也接受了台上评委的各种提问.

黄何的项目MailTime,是一个让用户发邮件像发信息那样方便的手机应用程序.在黄何之前演讲的项目,是在特斯拉工作了4年的NeilJoseph做的智能灯泡项目,这款叫做Alba的灯泡能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这家公司最后果然进入了最后决赛.

但黄何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在旧金山TechCrunchDisrupt第一个做Demo的中国籍创业者.而他演讲时的英语口音和更为东方的肢体语言并不能为他在这场比赛里加分.

事实上,9个月前,他才第一次到旧金山；7个月之前,他还在带着新鲜感去熟悉硅谷很多创业者已经习惯的东西：他得了解在狭长硅谷穿梭的小火车Caltrain一小时才有一班,从旧金山到硅谷中心PaloAlto得要一个小时,如果到硅谷最南端SanJose还要更远.

“我的投资人说我的产品市场在美国,应该赶紧到硅谷去,死也要死在硅谷.所以我写了机票立刻就来了.”黄何说着,自己就笑起来了.

在硅谷,你能碰到的华人创业者事实上比你想象得要多,即使你不把“ABC”给算进去,因为留学生毕业之后在这里创业的并不少,只要想想1990年代在硅谷创立网络系统安全公司NetScreen的邓峰,或创立在线协作和会议系统公司WebEx的朱敏.

甚至你也可以不把邓峰朱敏们算进去.在2000年代的最后几年,苹果的AppStore和Google的GooglePlay将移动应用程序世界变得平坦,中国创业者更容易制作出一款面向美国用户的应用程序.在他们开始有所成就的时候,他们会在硅谷成立办公室,以便为自己的扩张做准备,例如海豚浏览器、触宝和墨迹天气（详情请查看《第一财经周刊》2012年6月报道《到硅谷去》）.

但黄何这样还是少数,他的硕士学位在香港完成,此前从未到过美国.MailTime的产品还没完成,他就和合伙创始人盛以宣一起,带着种子轮融资前往硅谷.

这意味着,除了遇到所有创业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事实上是把自己扔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得让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安顿下来,并且度过最初的异域文化冲击阶段.

但也许可以预期的是,这样闯荡硅谷的中国创业者会变多.

在黄何到旧金山的两个月前,谢旭和朱世峰刚从香港搬至硅谷的山景城（MountainView）.这两个曾是校篮球队队长的大男孩因为苦恼离开学校后找不到业余比赛去打球,因此自己建立网站来发布信息组织比赛.此后,他们开放这一系统,起名为Openball,好让更多人使用他们的平台来为业余比赛建立移动站点,完成从报名到最后比分显示的全部过程.

“之前在香港,大家即使做点什么也都是做生意的想法,对硅谷的文化很陌生.”谢旭说.

2012年,香港数码港（香港政府成立的推动香港年轻人创业的项目）带团前往硅谷,参观大公司,也和投资人聊天.参与这个考察团的谢旭立刻遇到了文化上的冲击：尽管都是年轻人,但他们为了表示郑重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西装.当走进会议室,他们才发现无论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穿着T恤帽衫―在这里,T恤帽衫的行头才是主流,就连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上市敲钟那天,依然穿着帽衫.

那次硅谷之行改变了他们,不光是知道了在硅谷无论多重大的场合都不需要穿西装.此前他们对自己“生意”的想法不过是扩展到中国南部,例如广州、深圳.但和硅谷的诸多投资人以及篮球爱好者交谈之后,他们发现美国这个热爱体育的国家市场更大,各个年龄段的篮球爱好者都有自己的业余比赛项目.他们决定在这个市场拓展自己的业务.

做出“到硅谷去”的决定会越来越容易.孵化器们也正在将更多海外创业者带到硅谷,其中包括中国的创业者.

“500Startups正在中国寻找适合的创业者,让他们来硅谷加入到我们的孵化器中.”500Startups在亚洲的负责人马睿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

而硬件创业孵化器HAXLR8R已在这样做了.这家孵化器将3个月的孵化期放在拥有华强北和诸多硬件制造商的深圳,而把最后的DemoDay放在旧金山.Darma的创始人胡峻浩在2014年春天的DemoDay来到旧金山,他的产品是用光纤作为传感器的智能坐垫（详情请见《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第24期报道《充满光纤的智能坐垫》）.

“你在硅谷有办公室吗?”DemoDay那天,在场地赞助商Autodesk的办公室里,GuitarHero创始人黄忠彦（CharlesHuang）在听说胡峻浩想要在硅谷待上一段时间后问.之后,黄忠彦不仅给胡峻浩提供了办公室,也时不时给予胡峻浩一些指点.

“和现在相比,最早过来的移民在这边非常辛苦.”黄忠彦说.

他在纽约长大,父母开小超市；高中时搬到湾区后,他的父母开始从台湾进口零件到美国.1999年,黄忠彦和他的兄弟黄忠凯（KaiHuang）开始创业.第一个项目是和Netflix类似的游戏租赁电子商务平台,但迅速遭遇了互联网泡沫；此后他们又开始进行跳舞毯生产.

“2005年GuitarHero面世,第一年收入已有300万美元,需要钱做推广而去找VC谈投资,却没有人给我们.”黄忠彦说.次年,在他们的游戏成为全美销售量第二时,才有PE找来要给他们投资3000万美元.对于华人留学生而言,创业更加困难.

“我1993年到硅谷,那时硅谷华人很少,创业的更少.内地过去的没几个,英文也不是很好,能在大公司谋到个职位就很不错了等总的来说,中国人还是以找到好工作为目标.”邓峰说.他在1997年和柯严、谢青创立了NetScreen公司.

在拿到天使投资之前,邓峰也找了一些老牌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中国人来创业；他们同样顾虑的是,整个团队都是技术出身,看起来不懂得如何将产品卖给美国人.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中国人在硅谷创业,就像现在非洲土著说要去美国创业一样.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会质疑你是不是懂美国市场.”

与邓峰同期创业的朱敏、陈宏等人也都遇到在美国VC面前频繁碰壁的问题.和本土美国创业者相比,他们的确更缺少资源,例如去哪儿找销售,去哪儿找市场.

“华人大多不太融入到主流文化中,而是将自己当成外人.例如在公司里,下班后也不太和白人同事去喝酒聊天,而是和自己华人圈子里的人呆在一起.”袁国富（LeslieYuen）说.他曾是香港人,1980年代毕业后在柯达工作,并因工作迁居美国.1995年定居硅谷后加入了当时的初创公司Lionbridge.在2013年,他担任华源会的执行总监.

除此之外,中国人的文化看起来也是创业的一大障碍.按照袁国富的说法,华人家长都希望孩子有一份传统稳定的工作,还认为失败是丢脸的事儿.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华人害怕失败,内向谦虚,和硅谷创业所需要的快速试错自信张扬的文化完全相悖.

很难说这样的情形是何时发生变化的.但那些最早愿意尝试,并取得成功的创业例子鼓舞了一些留学生.在1990年代,中国创业者大多进行硬件设备创业,例如路由器、交换机,而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许多中国物理学留学生也加入到光纤创业热潮中.

此后中国留学生创业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案例也给了人们更多信心.陈宏的GRIC在1999年上市,朱敏的网讯在2000年上市,而Netscreen在2001年上市.

活跃的华人留学生创业组织也开始出现,例如华源会,以及清华企业家协会.

但在接下来的10年,却是硅谷华人创业断裂的10年.你鲜有听到2000年后开始创业并获得成功的内地留学生.

“这些年大公司中对于华人的天花板没有那么低了,很多华人都能做到高层,所以出来创业的动力也没有那么大.”Google总工程师吴军解释说.

除此之外,对于想要创业的人而言,国内有着更多的政策扶持和更广阔的市场；而硅谷的老牌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经纬创投也开始进入中国,为创业提供融资和帮助.

“你会看到2004年2005年出现了回国潮,之前在硅谷做得好的人都回国去了,一下子硅谷少了很多人.”王笑说.她和邓峰是清华校友,在2012年成为创源的合伙人,2014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市场机会也和2000年前大不一样.企业级产品逐渐衰落,消费者产品兴起.这类产品更需要懂得消费者以及他们的文化.

但在2010年之后,各种元素像化学反应一样,让华人硅谷创业的气氛变得浓烈.

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留学的本科生和高中生比以前更多.他们的生活更宽裕,更接受美国文化,也更加不在乎绿卡或者日后的生计.按照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的数字,你能看到在2007年之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变动并不大,基本在5%以内,而在2007年,增幅上升到了19.8%,到2009年,增幅上升到了29.9%.此后3年,增幅始终保持在23%以上,并且本科生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你会看到那些刚毕业甚至没毕业的孩子出来创业的意愿更大.”吴军说.

而在中国,得益于跨国公司中所获得的工作经验和参与的创新项目,加上更为通畅的互联网信息,最活跃的一批年轻人开始抓住全球化市场带来的机遇.例如2008年,苹果和Google先后推出应用商店,吸引开发者在其平台上开发应用程序.对于全球各地的开发者而言,他们只要做好应用程序,这两个巨头的应用商店就是现成的渠道,一旦被放到推荐的位置,下载量的增加会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

当然更频繁的是一些掺杂着各种目的的两岸交流,了解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或是期望抓住新的商业机会,或是旅游看看老友,亦或是投资一下房产.

“现在Google的保安看见中国人的大客车是不允许停的,因为前去看他们Campus的中国人太多了.我们只能和客人说好只是兜一圈,远远看一下.”一个在湾区开旅游大巴的司机说.

到2012年,有两家华人孵化器在硅谷成立.一家是中国政府背景更深厚,中国特色也更浓重的瀚海硅谷科技园；另一家是邓峰牵头发起的创源（Innospring）,其背后的有限合伙人是北极光创投、硅谷银行、香港瑞安集团和其功能化科技园.

“邓峰在2005年到2010年间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硅谷之间.每次回到硅谷,他都发现即使十多年过去了,华人要创业还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脉.这让他产生了做一个华人孵化器的想法.”王笑说.

事实上,除了起到一个孵化器的作用,瀚海和创源也像是中美商业的一个桥梁.国内来硅谷访问的团队大多会在这些孵化器逗留,并且由它们介绍相关资源.

在2012年,香港数码港带Openball等创业者到硅谷时,有一站就是创源,这成为了Openball期望在硅谷发展的开始.而2014年年初,当苏宁想要在PaloAlto成立实验室时,创源也成为了苏宁考察团的第一站.

到2013年,更多的钱涌入硅谷.华人背景的天使投资基金开始变多,例如zParkVentur、斯坦福物理学家张首晟牵头的丹华资本,以及原本是做对冲基金的ChinaRock.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也都开始在硅谷寻找投资机会,并设立办公室.“去年我还为募资担心,但现在我们资金非常充沛,就看我们是不是能投出好项目了.”zParkVentur的创立者李强说.zParkVentur于6月在PaloAlto市中心租下一个办公室,准备为自己投资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怎么写作.

对于这个时候在硅谷创业的年轻人而言,硅谷充满友善和活力.他们已不太为隔阂或资源而苦恼.

Openball的谢旭和朱世峰在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用Google搜索关 键 词,好找到硅谷当地的业余篮球赛的组织者来做用户访谈.他们一封封写邮件,然后等待回复.情况比他们想象得要好,20%的人回了邮件愿意和他们面谈,而在面谈的时候,这些人也都表现出了友善.

“硅谷是个对技术接受度很高的地方,即使他们不认识你,但一旦知道你是在做一个创业公司,他们就会很友善,并愿意去看一下你的产品.”谢旭说.

除了西装和帽衫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看来也并没有那么大.他们看NBA多年,对每个球队和明星球员都了如指掌,这成为了他们和陌生人交谈时最好的开场白.

“只是说到篮球以外的笑话,我们可能会不知道笑点在哪里.”谢旭说.

事实上,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这一批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在文化与世界观上的差异已没此前那么大.他们很早开始学英文,互联网的存在让他们很早就开始接触美剧、好莱坞电影.

黄何和盛以宣看起来也是不会被文化差异过多困扰的新生代.他们本科毕业之后在香港获得硕士学位,硕士阶段就开始加入了创业团队.黄何曾是创业公司Talkbox的创始成员之一.

2014年春天,黄何和盛以宣前往旧金山Runway孵化器,这一孵化器因为和Twitter在同一栋楼中,因而吸引了不少创业者.在这里,他们见到了EdithYeung,一个在硅谷活跃的投资人,她曾帮助海豚浏览器在美国的市场拓展.

“我很喜欢他们.他在陈述他想法时和硅谷创业者几乎没有差别,”EdithYeung在和黄何聊完后说,“当然我也注意到他有些许口吃,但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硅谷好多聪明得很的创始人都有口吃.”

之后,Yeung介绍了些许资源给黄何,包括帮助创业者拍视频的公司.

“你会发现黄何的思维非常活跃.如果你老呆在一个地方,那视野就宽阔不起来.他接触的文化很多元,也特别愿意交流.”袁国富说.在TechcrunchBattlefild前的周四,他帮助黄何练习上台时的演讲.

而对于在美国留学的华人学生而言,情况看起来也更加乐观.

一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例子或许是Orbeus.

这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王盟和刘天强是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王盟在Google工作,有十余项美国和全球专利.在2012年决心创业之后的4个月内,他们迅速得到了哈佛HarvardPitchCompetition的第一名.而在开始申请孵化器的时候,YCombinator、TechStars等美国最著名的孵化器都将他们列入终选名单,而没经验的他们错过了YC,早早进入了ExcelerateLabs（现为TechStars芝加哥分部）.

即使名气不如YC,但ExcelerateLabs依然给这个毫无商业概念的团队以许多帮助.在孵化器中的第一个月,他们见各种行业领袖和投资人,并且开始考虑技术商用的各种可能性,再一个个剔除；第二个月,他们相当于上了一个迷你的MBA,了解了更多和创业有关的金融知识；最后一个月,他们被训练如何去见投资人,以及如何做出出色的公众演讲.

所有的这些都让他们早早接受到各种建议和帮助,包括搬去硅谷这个意见.

“大家都说,作为一家纯技术公司,你们应该去硅谷发展.”李轶说.她在进入孵化器之前加入了Orbeus,并且在后来成为了这家初创公司的CEO.

此时的硅谷华人创业圈已经比想象得要更为热闹.在搬到硅谷没多久,迫切想要融入硅谷创业环境的他们举办了一个“暖房聚会”,请王笑邮件广而告之下.结果那天来的华人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

而在那一天认识的一位华人在日后帮他们找到了RichardMichaels来做他们的商务拓展和运营.Michaels曾在三菱重工等日本公司工作,熟知亚洲文化.

尽管在硅谷雇佣本土员工依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在过去20年世界变平的过程中,那些曾经被派到亚洲的美国人现在成为了最好的帮助亚洲创业者（也包括中国创业者）突破商业文化隔阂的人物.

“他对中国文化很熟悉.别的外国人在我们用中文争执不休的时候也许会觉得很不舒服.但他没事儿,他甚至会通过我们的肢体语言来猜个不离十.”李轶说.

而刚在硅谷开设办公室的无人机初创公司亿航,也很快在硅谷招聘到了美国本土员工作为美国市场负责人―也曾在亚洲工作的JessicaPerez.

而即使是普通的美国人,也不会再对华人创业者大惊小怪.

在2014年5月,Blleep的创始人薛驰、李政林参加了旧金山“创业者喝酒俱乐部”（DrinkEntrepreneurs）的活动.酒吧里一个叫NiNjeetKaur的女孩好奇地向他们了解他们所要做的项目.

“她说我们的项目很酷,愿意帮我们.我们以为只是客套,但没想到是真的.”薛驰说.这个在旧金山长大的女孩帮他们在金门公园的草坪上组织活动,招徕一群自称自己是“文化创造者”（CultureCreator）的年轻嬉皮士来试用他们的产品―这群用户本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这几个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的年轻华人有交集.在9月开学时,Kaur也为他们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迎新的场地中争取到了位置,按照薛驰的说法,位置摆在了“诸多大公司之间”.一种更为乐观的想法是,当华人创业者越来越多,也许PaypalMafia效应多少能在华人创业群体中产生.

按照Paypal的创立者PeterThiel的说法,PaypalMafia意味着彼此关系紧密,并且在日后依然能互相给予包括投资在内的帮助.在Paypal于2002年以15亿美元的卖给eBay之后,Paypal创始团队中的艾伦马斯克创立了SpaceX和特斯拉；陈士峻和ChadHurley、JawedKarim共同创立了YouTube；JeremyStoppelman、RusselSimmons建立了Yelp；DidSacks创立了Yammer.

zParkVenture试图将这种想法注入自己的做法中.李强时不时会邀请Google和Facebook中的华人高管来和创业者进行交流,这些人包括Google的吴军,Facebook的赵海平.

但灵感和好主意,以及彼此的支持,往往是在不工作时彼此的聊天中产生的.在随意一个MailTime和Orbeus团队外出吃喝玩乐的时间,话题总是会在某个时刻溜向和产品或公司运营有关的话题,即使是面对加州特色大螃蟹的时候.

“最初也只是普通的交流,因为都是真格基金投资的公司,彼此认识.”李轶说.

在黄何和盛以宣刚到硅谷时,Orbeus正期望能将此前的B2B模式转为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模式.他们以技术见长,却不知如何才能开发出一款用户喜欢的产品.

在闲聊中黄何给了Orbeus一些建议后,Orbeus开始邀请黄何参与它们的头脑风暴,黄何的连续创业经验让他起码能知道用户不喜欢什么.他们也会一起购写域名,或讨论所用律所、公关公司时所遇到的问题.对创业公司而言,它们遇到的问题都大同小异.

2014年初夏,Orbeus郑重邀请黄何作为它们的顾问.

在TechCrunchBattlefield结束那天,也是MailTime正式在苹果AppStore发布的那天,MailTime团队在靠近旧金山棒球场的一家餐馆吃饭.餐馆里有3桌都是在庆祝生日,生日歌也因此被众人唱了3遍.黄何吃饭时还时不时拿出手机,看注册数的增长.刚开始大家还颇为激动在等着第1000个注册用户.但很快这个数字就被超过.

“作为做技术的人,应该更在意1024这个数字啊!”刚从Twitter离职加入MailTime的程祺说.在计算机技术的世界里,1024字节正是1KB.

这对于MailTime而言只是刚开始,很快,他们的用户数会超过一万,几天后,他们会第一次上福克斯新闻；他们还会收到Re/Code的邮件,第一次接到Re/Code创始人WaltMossberg的.没人会在意,他们在9个月前才第一次来到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