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最新述评

摘 要:本文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内近期的研究成果,比较充分地介绍了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观点,并进行了简要评价.

关 键 词: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Abstract:Thepaperreviewedtherecentstudiesonregional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includingtheempiricalstudiesofcausalrelationship,thespecificmechanisand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Itdescribedtherepresentativearticlesandopinions,andconductedabriefevaluation.

KeyWords:regionalfinancialdevelopment,regionaleconomicgrowth,literaturereview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6-0013-05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过众多经济学家如Gold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King和Levin(1993)、Rajan和Zingales(1998)、Allen和Gale(2000)等人的出色研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人们深刻认识到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学者就利用金融发展理论对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间经济金融差异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区域金融理论成果.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视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试对此进行简要述评.

一、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

在我国区域金融研究领域,有一大批文献是对各个地区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国外研究文献看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但是跨国实证检验对二者的因果关系却没有一致的结论.早在1966年,Patrick就用“需求导向”观和“供给导向”观来区别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这表明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它们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具体的、有条件的长期过程.探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制定相应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体现在数据的选择和计量方法的改进上.从数据选择上看,学者们放弃了早期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改用包含更多统计特征的面板数据.从计量方法上看,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和计算软件工具应用于研究当中.例如宋艳伟(2007)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布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1985―2004年的数据进行验证,并分别针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部地区不符合检验要求),两项检验结果一致: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没有因果关系.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影响,经济增长的变动也是受自身影响较大.王景武(2007)的研究利用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东西部1990―2006年的整体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部地区不存在这种协整关系.东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西部金融发展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抑制的关系,而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从影响作用力来看,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冉光和等(2006)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从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两方面对我国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周好文等(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1988―2002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对金融相似度检测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金融相似度检测的规模和效率都与地区非国有工业生产总值互为因果关系,但是金融相似度检测的效率弹性系数更大,在中部地区,金融相似度检测规模是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增长的原因,在西部地区金融相似度检测的规模和效率与非国有工业生产总值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从以上文献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几乎都认同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对于其中原因,陈守东等(2008)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区域金融发展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小由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决定,即存在着门限效应.他们通过应用门限回归模型对1990―2004年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融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负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作用最大.冉光和等(2006)认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西部,市场机制在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已发挥明显作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对于西部而言,国家政策性投资长期会带动经济增长,但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以上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但是要想深入了解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的不同关系的原因,还需要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渠道着手分析.

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研究

Merton和Bodie(1995)认为金融功能相对来说更稳定,因此从功能角度衡量金融发展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揭示金融发展的意义和本质.胡亮(2006)分析了金融深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渠道和实现机制.金融深化有四大功能:信息生产功能降低信息生产成本,风险管理功能加速技术创新,储蓄动员功能有助于资本积累,公司控制功能改善公司治理.这些功能通过资本清算机制、资本形成机制、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创新机制等渠道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Levine(1997)指出金融系统的功能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区域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研究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和资本渠道来进行的,其中资本渠道又可以分为反映资本形成数量的资本聚集渠道和反映资本形成质量的资本配置渠道.这一部分文献的研究视角有别于前期只考虑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的单一视角,它们研究的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即区域金融发展对相关要素的影响,是一种细化了的视角.

(一)技术进步渠道

在实证研究中,技术进步渠道是通过考察区域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关系来进行说明的.张军、金煜(2005)用去除了国有企业贷款部分之后的非国有企业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金融深化”的写作技巧指标,使用1987-2001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来检验各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对于地区经济效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差异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后,中国的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支持对于经济效率的贡献显著为正,这个结果无论是对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其增长率来看都成立.但是陈刚等(2006)以国有银行贷款占GDP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进行计量检验时,却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提高了资本积累上,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效率提高作用不大.

(二)资本积聚渠道

资本稀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或约束条件.金融通过在区域资本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范祚军等(2008)实证检验了我国各地区资本形成中金融要素的贡献度,发现总体而言,我国金融信贷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明显,但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如广东省的资本形成对金融信贷的依赖最大,海南省的资本对金融信贷依赖度较弱.这大概是因为海南行政区域较小,且设省时间较晚,财政在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区域资本形成的数量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金的跨区域流动.祝晓波(2004)基于麦金农模型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测定在经济体内部存在金融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两个区域.在金融发展区域水平高的A区域,投资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外源性融资,突破自有资金的限制,选择代表更高生产技术的投资收益曲线,区域的平均收益率就会超过金融发展水平低的B区域.因此在资金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金会从B区域流向A区域,同时资金所附带的新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才也相应流入A区域,促进A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该文是检测定在市场机制下考虑一国资金的跨区域流动,没有考虑中国资金流动的主要载体――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削弱了其研究的价值.按照王小鲁等(2004)的估计,在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东部地区多数年份有数千亿的资本净流入,中部每年有几百亿元的资本净流出,而西部地区一直是资本净流入.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资金流动渠道,认为大量属于市场主导的资金在利润吸引下通过外资、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等流入东部地区,由政府主导的资金,包括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却是由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王景武(2007)的研究认为不仅银行信贷资金受到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我国股票市场从建立之初,国家就没有将其运作完全纳入市场机制.政府通过对上市资源的行政性分配和额度控制实行有差别的区域股票筹资政策,以上海、广东两个省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在这一争夺中获得了大量上市公司资源,而中西部地区仅获得了少量上市资源.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向这两个地区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区域金融差距的扩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迫使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运作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区域经济增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导致区域内资金的流动出现新的趋势.如广东省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资本净输出省份,浙江省和山东省成为全国信贷资金的主要流入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09)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财务重组、再资本化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之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逐步得到强化,各银行总行均强化了集中管理,并主要依据地区间金融风险收益的差异进行跨地区资金配置,信贷资金形成了依凭地区金融风险差异从高风险地区向低风险地区流动的趋势.王小鲁(2004)也指出,从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了较审慎的信贷政策,银行资金出现了向东部转移的趋势.

(三)资本配置渠道

对于区域资本形成的质量,多位学者参照Wurgler(2000)提出的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潘文卿(2003)首次提出用各个地区的资本对当地GDP变化的弹性代表资本在不同地区间的配置效率.其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呈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但是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波动性很大.然后,文章进一步研究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的相关关系,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包括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的解释能力都较弱,且在东、中、西部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地区人均GDP等非金融要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曾五一(2007)对Wurgler模型进行扩展,将企业的盈利情况、金融机构贷款、政府的支持力度、企业扣除盈利因素之外的其他自发投资激励等影响因素纳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地区和行业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短期的月度分析中,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行业盈利因素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相当微弱,金融机构贷款因素对短期内区域资本形成所施加的影响,体现出了由西向东逐次递减的态势,较之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更多地依赖于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样是借助Wurgler模型,李青原等(2008)运用系统广义矩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后,地区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支持、地区银行信贷规模及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该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初步意味着国家隐性担保的数量型扩张金融正在逐步向市场配置型金融转变,且从信贷的角度看,已从信贷规模简单扩张转向效益优先.但地方政府的干预却妨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对于我国不同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均较为低下的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军、金煜(2005)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有利于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但是助长了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系统的信贷决策与信贷行为的干预.从“金融深化”指标上来看,沿海地区总体上来看比内地表现出更高的程度,尤其是1996年以后.内地金融深化程度的不足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潘文卿(2003)指出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抑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非国有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与投资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和倾斜,国有银行将更多资金贷放给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曾康霖,2005),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外部治理机制还是内部治理机制都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郑志刚、范建军,2007),所有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虚位和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经营者为了获取业绩激励,存在着过度放贷的动机.萧安富等(2005)认为不同地区的金融生态,包括经济结构与制度环境因素,制约着社会资金配置的总量和效率.万良勇(2009)在研究了资本市场上河北担保圈债务危机后更是指出,地方政府的本位利益驱动是导致金融生态失衡的主要因素,面临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双重压力的商业银行既是债务危机事件的受害者,同时又在危机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监管机构独立性受到较大侵害,导致对违规事件处理的延迟和乏力,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及上市公司治理缺陷最终导致了信贷资源的低效配置.

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早期区域金融理论研究侧重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因果关系,而忽视了研究金融适度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区域金融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这也是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内容.

米建国(2002)指出,金融适度发展是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杜朝运(2007)指出在任一经济增长水平上,都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发展水平,这样经济体就可以从金融发展中得到最大净收益,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达到均衡.据此他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不能与相应的经济增长水平配合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在原因.文章指出,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时,一般资金需求者所能够承受的利率水平较低、信用体系缺失、信息不对称更严重、新投资有较高风险等原因造成当地储蓄无法顺利地转换为投资,并且资金大量流失,这进一步抑制了本区域的经济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增长缺乏动力,使得储蓄率降低,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萎缩,从而引起金融发展水平的下降,即该区域陷入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发达地区却恰恰相反,其高投资造成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外来资金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得以补充,从而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王景武(2007)分析了海南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期间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案例,指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度”,不切实际的金融扩张不仅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危害.李洪慈(2006)通过构建模型说明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两重均衡”,即:由于欠发达区域金融规模过小而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无法发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应有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更难以支付金融体系组建所需要的固定成本,使得两者容易陷入“贫困陷阱”,最终向区域经济增长停滞和金融体系规模萎缩的“低均衡”点收敛,只有当区域金融体系规模突破临界点,才能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并沿着递增的轨迹向一个高水平的稳定均衡点靠拢,直至实现区域经济最优增长和区域金融适度发展的“高均衡”状态.

除了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需要协调以外,还有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角度进行了研究.林毅夫等(2003)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即消费结构升级――高质量高档次产品行业投资增加,传统部门投资减少――资金流向新兴部门及为新兴部门怎么写作的金融部门――金融部门结构升级,他们还实证分析了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落后,不仅限制了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从而束缚经济总量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四、简要评价

本文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内近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比较充分地介绍了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笔者认为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模型建立针对性不够.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我国学者借鉴金融发展理论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进行的,但国外文献中对金融发展构建的模型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基础之上的,我国学者在借鉴模型过程中较少考虑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变迁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价值.

第二,实证研究规范性不够.在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尽管有大量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和计算软件工具,但不同的实证研究所取得的结果有很大差别.现有的实证研究无论是从样本选取、分析方法、实证过程还是从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方面都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理论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

第三,研究内容全面性不够.从现有的文献看,多数研究成果从方法上是属于“供给主导”的,即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有人从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金融系统这个角度去研究问题.

第四,区域划分科学性不够.现有研究一般是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模式进行区域划分,这种划分过于笼统,因为三大区域本身内部差异就比较大,采用平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会使技术度量失真.另外有部分文献是按照省份划分区域,虽然区域内部的差异被极大地消除了,但是我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么大数量的区域份额,需要考虑的区域差异变量如此之多,很难准确进行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