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品贸易判综述与评价

摘 要：中国纺织品与服装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已经引发了欧盟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对这种增长须深入思考.中国纺织业正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进口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来自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内部需求.对政府而言,目前关键的上作是：不只是增加出口的配额,而且必须提高出口的质量.

关 键 词：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摩擦；特保措施；中国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2-0009-04　收稿日期：2005-12－13

一、纺织品贸易谈判历程综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波动较大,1998～2001年,出口年度增长率分别为－6％、1％、21％和2％.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纺织品出口持续较快增长,2002～2004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6％、28％和21％.中国纺织品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也稳步提高,200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占世界市场的24．5％,比2001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比1995年提高了8．5个百分点.2004年中国纺织品出口规模达到95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6％.从产品构成来看,以服装类产品为主.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335亿美元,占纺织品出口总额的35％；服装出口616亿美元,占纺织品出口总额的65％.从出口市场来看,前五大市场依次为香港、日本、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对这五大市场共出口纺织品611亿美元,占中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64％.

2005年1月1日起统治世界纺织品市场长达50年之久的配额体制被全面取消,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为中国纺织品出口提供了无限生机,但是这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国家的极度恐慌,美国纺织业制造协会日前推出一份名为《中国威胁世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分析报告,认为配额取消之后,中国这类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2005年会达到44％,2006年将达到71％.美国制造业者极力宣称中国将“破坏”美国的纺织业.美国行业工会也来助阵,声称在过去的3年内,美国的纺织业已经失掉了35万个工作岗位①.

而事实上,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纺织品出口224亿美元,增长19．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5．6个百分点.但是,从单个纺织品出口市场来看,该季度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为35亿美元,增长70．5％；对欧盟出口39亿美元,增长48．3％.基于这种高幅度的增长,2005年4月4日,美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棉制裤子、棉制针织衬衫、棉制及化纤内衣等三种纺织品自主启动保障措施程序.2005年4月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华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行动指南》,对中国纺织品制定了不同程度的年增长率,实质上与配额体制无异.美欧的这些限制措施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因为第一季度的数字是在多年封锁后突然放开的一种必然现象,它是多年配额扭曲的结果,并不代表中国纺织品的真实冲击力.另外,中国指责美欧许多做法并不符合“纺织品特保条款”以及其他相关条款的条件与程序,而美欧则坚持其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可以加诸这样的限制.于是,中国政府与欧盟、美国政府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协调历程.

中国与欧盟、美国分别于2005年6月和11月达成了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双边谅解备忘录.中欧双边谅解备忘录规定,欧盟承诺对源自中国的棉布、T恤衫、套头衫、裤子、女式衬衫、床单、女连衣裙、胸衣、桌布、亚麻纱等十类纺织品终止调查；中欧双方同意,在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底期间内,对上述十类纺织品合理确定基数,并按照每年8％至12．5％的增长率确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欧盟承诺在2005～2007年期间,对于上述十类产品之外的2005年实现一体化的中国纺织品克制使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报告书》第242段条款；2008年,对所有2005年实现一体化的中国纺织品克制使用第242段条款.依据中美双边谅解备忘录,中美双方同意在2006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棉制裤子等21个类别产品实施数量管理,包括11个类别服装产品和10个类别纺织产品,其中16个类别为2005年一体化产品,5个类别为2002年以前一体化产品；上述产品2006年增长率为10～15％,2007年增长率为12．5～16％,2008年增长率在15～17％；对协议外产品,美方将克制使用第242段条款；美国对协议签署日之前因第242段设限个案造成的卡关货物立即放行,不计人协议量.

二、积极主动协调的大国态度

通过这两个协议,纷争多时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得到暂时缓和,业界普遍对此表示欢迎.但是,这两个协议是双方各让一步的产物,并不意味着欧美对中国纺织品敞开大门.事实上,仍然是配额限制,只不过确定了每年的增长率,相对于任由欧美单方的主观裁量,当然是要好得多.另外,对于纳入配额增长的几类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欧美仍然有权采取第242段所规定的特保措施,只是承诺“克制使用”.总体来看,由政府出面的双边协调,在历经多次博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至少在2008年之前并不能改变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普遍受到限制的局面.

虽然,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纺织品贸易大国,但其贸易量的形成,特别是近些年对欧美逆差的迅速增长,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实际上,由于中国纺织产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已具规模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将生产移至中国.比较近两年的数据,日本等亚洲四小龙对欧美的纺织品出门增长很小．甚至缩减,其实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纺织企业很多移师中国,使得中国的地区出口量猛增.另外,如前文所述,欧美等国家利用ATC的宽松,将主要配额的解禁捱到最后一刻,也是促使2005年进口的中国纺织品出现井喷的重要原因.

而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虽然坚称其是符合《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做为依据的第242段本身也是贸易保护的产物.在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下,存在的第242段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对WTO精神的完全背离,其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对全球纺织品自由竞争的人为扭曲.不论欧美如何指责中国的纺织品成本不合理,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信号,欧美自身采取的配额等限制措施更是一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逆行做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第242段应当是被克制使用的,而不是做为一种依赖或威胁工具[1].

无论如何,当纺织品贸易回归多边贸易体制的今天,专门针对中国采取的特殊保障措施是完全逆市场规律而行的做法.尽管纺织品贸易在2005年1月1日之前,一直被作为例外放在多边贸易纪律外进行处理,但从几十年的发展趋势看,也呈现了国际贸易量越来越扩大、进口数量限制越来越少等特点.关于特殊保障措施,也体现了条件越来越高、纪律越来越严明的特点.在纺织品全球的进口限制都已取消的情况下,针对中国的第242段其适用的条件,也应当在这种自由化的大趋势和多边纪律加强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和适用,这一点不应当有什么异议.

坦白地说,《中国加入工作组议定书》第242段确实给欧美等国留下了很大的单边施加限制的空间.WTO市场准入部门官员Jean-PierreLa-palme2005年6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次专门针对纺织品议题的研讨会上曾评价到,第242段的用语实在是“松散(loose)”,“松散”到任何一个WTO成员,只要想利用这个条款达到限制中国贸易的月的都是十分便捷的,而中国则会穷于应付”.但是.在第242段已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再去反算历史责任或者探究为什么要接受该条款,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是没有太大帮助的.2005年中国政府在应对贸易摩擦时所采取的务实态度则是值得肯定的.欧美实施特保措施的政治考量和贸易保护实质虽然是昭然若揭,中国政府仍然重视其在人世议定书中做出的承诺,并以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的态度,诚恳地寻求兼顾多方利益的解决之道.

当摩擦仍然频繁发生时,做为,中国商务部一方面指出并强烈欧美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倒行做法,电须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其强硬态度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商务部也始终在积极地寻求协商解决的道路.从最后达成的中欧和中美两个纺织品安排来看,商务部确实付山了艰苦的谈判努力,从2005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处理过程来看,中国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的谨慎、务实和远见的气度.中国始终坚持贸易开放的原则,遵守多边规则,本着协商友好的态度,尽力寻求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之道.尽管贸易摩擦的原因错综复杂,不应当由出口国一国承担全部责任,中国仍然奉着和谐发展的道理,体谅各方立场,积极协调,主动合作.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单是此类谈判协商,虽然可以暂时缓和压力和矛盾,却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在设限的期间内,中国纺织品出口仍然在迅速增长,这就让进口国十分头痛,而可能迫于国内压力采用更极端的限制措施.中国纺织品出门正在陷入一种内部拼命扩张与外部再三打压的困境中[3],而最致命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扩张中,中国企业从与其他出口国对手或本国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到底获益多少这种获益,不仅指的是商业利润,还有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可持续发展甚至社会效益上的收益.

三、贸易大国面临的更多挑战

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的一句“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A380”的话说明了纺织行业的微利状况.一架空中客车A380售价约为2．726亿至2．925亿美元之间,核算下来,加工每件衬衫的平均还不到0．4美元.据测算,目前用进口面料制作的出口服装约占出口总数的60％,交货价只相当于国内零售市场上一般国货的低档价,但等到这些服装生产出来之后返到国内市场来卖,零售价却是出口的5至10倍,最后丰厚的利润全落到拥有这些名牌的外商的腰包中去了③.所以,中国纺织品市场也有“加工基地”之称.

我们必须反省的是中国纺织业内部调整的可能,而不只是如何抵消外部压力.中国纺织产业必须意识到,配额取消其实也不过是让国内纺织企业取得了公平进入国际竞争大舞台的一个资格,仅此而已,它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利润和当然的竞争优势,为了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在技术创新、品牌铸造、产业升级上努力.做好内功,将成本优势提升为技术、规模效益、品牌、特色上的优势.应当承认,随着中国贸易量的迅速增长,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中.反倾销、特殊保障措施是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在2005年前,中国被反倾销的案件数量之多和产品之广,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05年,更便捷、更松散的纺织品特保措施又给中国出口企业新的打击.时效15年的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12年的《人世议定书》第16条“特保措施”,以及3年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纺织品特保措施”,这些歧视性的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待遇条款,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国的贸易加诸限制和障碍,

另一方面,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出口产品总体质量、档次较低；而我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又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约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0％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其中的发达国家对输入产品要求非常严格和苛刻,使得我国出口产品不可避免地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中国近些年来持续处于国际贸易摩擦漩涡的中心,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包括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多方面.以世界反倾销为例,研究表明,全球反倾销案例数日变化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反,反倾销案变化比世界经济趋势滞后一年,也就是说全球反倾销案是受上年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④.中国之所以在近些年来成为其他国家反倾销中被最多调查的对象,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高速度的出口增长速度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给贸易相对国造成的压力.反倾销案件数量的增长反映了前一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活跃,而持续的增长则说明中国近几年高昂的竞争势头.从政治方面来说,每一轮针对中国的大规模的贸易限制浪潮背后都隐藏着外国当界政府在该时期的政治考虑,包括在大选中争取选票、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缓和国内派别斗争以及国内游说力量的此消彼长等因素.而从法律角度来说,中国所遭到的这些贸易摩擦,还与国际多边法制的不完善有一定关系.以纺织品为例,从MFA到ATC,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6条到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这些例外规定存在一些模糊和漏洞,也使其常常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实行进口限制的借口,导致贸易摩擦更加频繁[4].

而就内在原因来说,中国出口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出口地区或市场的过于集中也是导致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多靠优势,因此大批量的出口必须引起进口国的警惕,并且极易落人口实.另外,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亚洲、北美和欧盟地区,出口最多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也是与我们发生贸易摩擦最频繁的三个主要地区.而间接的内在原因,还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政策不合理地激励了企业竞相出口,使得企业一味追求出口数量的扩大,而不顾实际得益.企业或地区寻求出口收益的短期行为有时也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以纺织品为例,2005年6月中欧纺织服装问题达成协议、我国对欧出口部分纺织服装限制确定后,企业抢闸出口使我国出口欧盟的部分纺织服装迅速达到限额,7、8月立即出现纺织品出口退运后进口量激增的问题.

还必须提到的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外资引进国,吸引直接投资对外贸数量的影响也是贸易额连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出口替代效应,减少了投资国对我国的出口.而且,相当一部分外商直接投资是为了将生产基地移到中国,这部分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又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数量.中国正在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网络中的“世界工厂”,这样一种世界工厂的定位就很难简单地以贸易平衡来评价之,既然是怎么写作于全球的世界工厂,其对外供应自然是主要职能表现.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政府实际上背负起了本来应是对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们的指责.

贸易大国和引资大国的双重角色,使得中国面临着较之大多数国家更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而诸多内在和外在原因,又使得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处境十分敏感和困难.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摩擦多发阶段,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都将处于摩擦的漩涡中心[5].必须指出的是,就贸易而言,中国尚未充分意识到其是出口大国的同时,也是一个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除了被动地应对贸易伙伴的限制和壁垒,中国并未充分利用合乎国际法的各项措施,适度保护其本国市场的有效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事实上,通过倾销、掠夺性定价、滥用知识产权等方法,抢占中国市场的外国贸易行为并不少见,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力度都是有所缺失的.而关于输华外国产品的卫生标准、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也应有所健全和提高.

注释：

①穆易《纺织业：配额取消后的“内忧外患”》,《中国经济周刊》2005年1月17日.

②聂芳铭《中国纺织业发展需依靠国内市场,摆脱他国束缚》,《经济信息参考报》2005年5月30日.

③杨仕辉等《国际反倾销趋势、特点、成因与我国对策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