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的轨迹与演变

摘 要：福利经济学,历经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学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福利经济学研究领域,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尚无定论,福利主义与非福利主义路线选择陷入两难.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固然取决于福利经济学家的努力,但也有赖于其他相关学科的贡献与推动.

关 键 词：福利经济学；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12-0028-04

收稿日期：2009-06-15

福利经济学以社会福利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确定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提出评价检验社会经济行为优劣的标准,寻求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与方法,历经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学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做一剖析,以探明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一、功利主义哲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福利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石,福利经济学则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石.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把人类的知识限定在经验所能达到的现象范围内,排斥形而上学的命题,推崇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功利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本性,将追求幸福视作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西方经验主义哲学强调客观存在的事实,功利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主观感受.两种哲学的价值观和认识观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福利增进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国民获取最大快乐和幸福的问题,因快乐与幸福感离不开人的主观判断,故以功利主义为指导便成为福利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必然.笔者认为,功利主义哲学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为确立理性经济人检测设奠定了基础.边沁(1789)认为,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而这种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即构成“效用”.效用论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石,成就了福利经济学等诸多经济学流派的发展.

第二,为确立是非评价原则奠定了基础.约翰穆勒(1865)作为功利主义的拥护者指出,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这一正义准绳不仅成为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道德标准,更成为判断国家政策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第三,为构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边沁(1789)认为,“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那就能够自动实现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自由经济排斥政府干预,试图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自动均衡.该论断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并受到学界广泛讨论.

二、旧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边沁创立功利主义哲学体系之后,约翰穆勒、威廉斯坦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阿弗里德马歇尔等经济学家沿着功利主义哲学指引的方向进行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对福利经济学的诞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改良者,认为政府不应放弃直接和间接促进人民福利改善的职责,主张适度引入国家干预,调节阶级矛盾,增加对贫民的救济.杰文斯、万格尔和瓦尔拉创立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提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庞巴维克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效用计量提供了理论依据.马歇尔(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从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中演绎出“消费者剩余”概念,指出消费者从购写商品中实际获得的效用与所支付的商品并不相等,前者往往大于后者,其差额即“消费者剩余”.功利主义哲学、国家政策干预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与消费者剩余概念先后问世,至此,福利经济学创立的条件已经成熟,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庇古成为瓜熟蒂落的收获者.1920年,庇古完成了被后人称为福利经济学开山之作的《福利经济学》,其本人也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福利概念及评价体系.庇古(1920)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因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因知识、情感、等而产生,全部福利则应该是这些满足的总和.庇古指出,如此广泛的福利问题是难以计量与研究的.因此,他将福利的研究范围限定为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那部分福利,即经济福利.并通过愿意支付的货币单位数量来测度效用的大小,将个人消费商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与愿意支付的商品对等起来,进而推导出需求曲线,构建了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第二,将经济福利计量方法与马歇尔国民收入理论有机结合,确立了用国民收入大小表示社会经济福利总水平的关系.庇古(1920)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杆联系起来的那部分总福利,因此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当然包括从国外来的收入,因此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两个概念,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依据庇古理论,增加一国国民收入总量,就是增加该国的社会经济福利,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提升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三,指出“收入均等化”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庇古(1920)将货币视作一种特殊商品,认为货币收入同样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富人的收入高于穷人,富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却小于穷人,因此,国家通过税收,将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穷人,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会提高社会整体经济福利水平.

第四,将马歇尔(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应用于社会福利问题研究.马歇尔的外部性,原意是指某微观经济主体(厂商和居民)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主体(厂商和居民)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庇古(1920)将外部经济理论与社会福利增进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若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存在外部利益,则应通过激励性政策加速其发展：若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使公共利益或其他经济主体利益受损,则应通过征税提高其成本,限制其发展.基于外部经济考虑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庇古(1920)所提出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与调节外部经济性的政府干预政策,即便在2l世纪的今天,仍被各国政府广泛运用.然而,也应该看到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局限性.首先,经济福利概念虽然有助于福利问题的量化研究,却将福利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可货币计量部分,忽略了个人消费商品所获得的超出商品部分的效用满足即“消费者剩余”,不利于社会福利问题的系统研究.再者,既然社会经济福利不等于社会总福利,国民收入也就不等于社会总福利,单纯以国民收入增长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论断便失之偏颇,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增进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的今天,该偏颇尤为显著.此外,庇古(1920)福利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数效用论被罗宾斯、帕累托、希克斯等经济学家质疑和否定,并由此创立新福利经济学体系,庇古福利经济学从此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

三、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新福利经济学,不是新在基础理论上有什么新发展,而是新在以一种新方式对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一些改头换面的工作.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命题进行了更深刻的解析、论证和批判.

第一,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与福利经济学新理论框架的建立.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等一批经济学家受经验主义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排斥基数效用论内涵的主观价值判断标准,否定效用可进行人际间比较,尝试用新的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福利问题.恰逢此时,约翰希克斯从帕累托著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一书中挖掘到“序数效用论”与“帕累托最优状态”两大金矿,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序数效用论的奥妙,在于将效用基数比较研究转化为偏好排序研究,消费者不必确定两组商品的具体效用大小,只须知道两组商品的偏好关系,即可进行选择决策.希克斯和艾伦将序数效用论与埃奇沃思首创的无差异曲线联系起来,将两组商品的等效偏好点集合与边际替代关系表示为凹向原点且向右下方倾斜的无差异曲线,再借助预算线(收入一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确定消费者均衡点,进而研究在消费者收入与商品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消费者均衡点的移动规律,提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用,并推导出需求曲线.

第二,帕累托最优标准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出.帕累托最优标准可被表述为：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可取的.帕累托最优标准为研究社会经济的最优状态创造了条件.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借助埃奇沃思盒,分别推导出消费者均衡条件、生产者均衡条件,并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进而引申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社会福利水平最优状态的结论.

第三,帕累托补偿原则与社会福利增进问题研究.帕累托最优判定标准过于严格,要求在一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不能导致任何其他人福利减少.然而,在一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福利减少,属社会普遍现象,帕累托最优标准排斥这一社会常态,与实际相悖,缺陷不言自明.为此,新福利经济学家尝试通过帕累托补偿检验修正帕累托最优标准,以增强其适用性.围绕帕累托补偿检验,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西托夫斯基双重检验标准、李特尔三重检验标准和黄有光的分组补偿标准先后面世.四种补偿标准呈递进关系,后者的提出是对前者的修正和补充.其中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与西托夫斯双重检验标准,强调帕累托最优效率改进,认为只要改进后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为合理,而未考虑改进后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否公平；李特尔三重检验标准,着眼于综合效率改进与分配改进,克服了前两种补偿标准易于陷入改进循环的缺陷；黄有光的分组补偿标准则另辟蹊径,主张高、中、低三大收人群体分别进行补偿检验.然而,上述方法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与分配之间的矛盾.黄有光(2004)坦言：“在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福利标准方面,我们仍没有超过帕累托.”

第四,社会福利函数与阿罗不可能定理.由伯格森最初提出,萨缪尔森极力推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次全新尝试.伯格森(1938)强调：“福利函数的数值,取决于所有影响福利的变量,所有每一家庭所消费的所有每一种货物数量和所从事的每一种劳动数量,所有每一种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经济福利的局限,将消费、分配、劳动、资本等一切可能影响个人福利水平的因素,抽象为各种变量纳入到一般函数中,从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社会福利计量模型.萨缪尔森等学者怀着美好的愿望,试图依据社会福利函数值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进行和选择.而令人遗憾的是,阿罗于1951年提出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却最终证明,即便只存在三种具有争议的社会状态,企图通过个人偏好得出一致性社会选择结果的机制并不存在.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竟然成为社会福利函数的终结者,故又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四、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福利经济学在厘清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深层机理后,逐渐走出低谷,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如前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源于序数效用论与社会状态排序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有两种思路：一是放弃序数效用论,重新研究效用人际间比较的方法,坚守福利主义的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总和的论断.二是放弃福利主义,寻找衡量社会福利的其他标准,即非福利主义标准.是选择福利主义,还是选择非福利主义黄有光和阿玛蒂亚森观点相左,前者支持福利主义,后者尝试探索非福利主义道路.福利经济学也由此分化为福利主义与非福利主义两大流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有光先后出版了《经济与快乐》、《经济与人生》两本专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重新固着在快乐与幸福这一功利主义传统命题上.黄有光称自己是旧福利经济学的复兴者,学术界称其经济学为快乐经济学.黄有光(2000)重申：“经济学者虽然偏好诸如‘偏好’等较客观的概念,但较主观的概念如快乐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他以快乐感的获得为中心,从经济增长与快乐、贫富与快乐、婚姻与快乐、信仰与快乐、知识程度与快乐、环境与快乐、就业与快乐等多个角度探讨和评判了影响个人快乐的多重因素,并就个人自我设计和国家政策选择提供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建议.黄有光有关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福利增进研究的视野,使更多学者认识到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主观价值判断的重要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引领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森对社会福利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出版了《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困的水平》、《贫穷和饥荒》、《饥饿与公共行为》、《不平等的再考察》等大量专著,专注于贫穷国家、低收入阶层的福利增进研究；提出了“贫困指数”,致力于探寻贫穷背后的制度、政策、技术、等深层次原因.二是明确了通过个人偏好确定集体决策、保证社会状态排序具有公正性、社会决策能够真实反映个人偏好所需的条件,为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森(1970)出版《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一书,是阿罗(1951)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之后社会选择理论的又一经典巨著.三是森提出个人权利框架,认为个人在某些私人生活范围内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权不应受他人影响和干预.森(2000)在《DevelopmentasFreedom》一书中指出：“自由”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自由是人们价值标准中固有组成部份,它自身就是价值.其二是手段性的,它促进其它价值目标如经济富足、政治、社会平等的实现.森(2000)还强调,自由并不限于自由权利,自由也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的“能力”(capability).简言之,“自由”是增进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

除黄有光与森之外,Foley基于公平、黑尔基于平等、诺奇克基于正义,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均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然而,纵观阿罗不可能定理之后现代福利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成果,笔者认为,忧喜参半.忧在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之争尚无定论,福利主义与非福利主义路线选择陷入两难；喜在福利经济学在不断寻求突破的发展过程中,与行为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产权理论、发展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相互印证、相互支撑,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展,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与工具更加丰富,摆脱两难困境的条件更加成熟.笔者认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固然有赖于福利经济学家的推动,但也有赖于其他相关学科发展给予福利经济学的贡献.笔者将另著文对该类贡献予以阐释.

(责任编校　罗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