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

点赞:28157 浏览:13131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5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源于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进展,逐渐成为21世纪颇具活力的福利经济学研究领域.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高举女性主义关怀(theethicofcare)的旗帜,首先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福利观进行了批判,进而从福利主题和内容、研究方法、模型检测定等方面对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种批判和挑战为福利经济学走出功利主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关 键 词: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关怀;方法论启发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5-05

对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甚至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好像是超越了与妇女权利运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毕竟,经济学总是力求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其模型和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密性.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承认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别歧视,但是他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克服.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也折射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严厉的批判,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参见参考文献[11].)

福利经济学是从的层面来阐述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从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选择学派福利理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蓝本,二者成为当代诸多国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也正是由此来批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即信息对称、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没有外部性、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拥有标准性偏好的市场)会带来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主张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状态)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即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或进行合理的总量税调节.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思想是在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关怀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的关怀认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标准是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不管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卡尔多―希克斯虚拟补偿福利标准,都是以功利主义的福利观为基础的.这种福利观崇尚市场价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准则,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内在价值层面,贬低甚至是无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割断了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割断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女性重视关系导向、以关怀为主的,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关怀为基础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检测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和挑战.

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市场,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实质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效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标准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当“效用”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称作帕累托经济效率.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福利的全部内容,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目标,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活动(注:当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是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仍然很重,同时即便这一点不存在了,家庭劳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价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类福利源泉的事实,从而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把由妇女完成的家庭劳动看作是生产性活动,国民经济核算(GDP)完全不考虑家庭生产的因素,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妇女的非市场劳动对人类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其功利主义福利观切断了人的福利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切断了人与其母体之间的关联,违背了女性的关怀福利观.

从更高的层面来对关怀加以拓展,女性主义的关怀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从而包括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的关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缺乏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特别是女性)的关怀,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因为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极度不均的,因而可能会把所有的产品或资源分配给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从地位.并且,由于测算帕累托最优必须考虑(男性)社会成员对产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们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时的(男性)富人在最终分配中至少也必须是同等富有,而穷人(包括女性)始终在贫困的边缘上挣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仅是从环境能够给人带来效用的层面来界定环境的福利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因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通过忽视妇女的家庭价值将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外部化的,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人类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是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福利观为基础,它只注重市场效率,从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家庭生产、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福利内涵.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暗含着(经济)效率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可以分开解决的“可分离性检测定”(separabilityclaim)方法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则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改变收入初次分配来实现.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明确地把公平(分配)问题当作福利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以“惟效率标准”为目标的,把公平问题推托给税收政策而草草了事.尽管现实中效率和公平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离性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经济)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主张归根到底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务实性、工具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检测定(separabilityclaim)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总额税的缺失和委托―写作技巧问题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为幻想.)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强词夺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离开来,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含有的务实性价值判断,而这一务实性价值判断是男性本位的,因为所谓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场经济效率问题.可分离性方法论追求市场效率标准而忽视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仅有终极性的价值判断,即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务实性的、工具性或称现世性的男性价值判断,这两种价值判断都背离了女性的关怀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判断和道德,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客观性亟待加强.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检测定的挑战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信息对称、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检测定为基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模型检测定非常苛刻,根本无法解释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照护劳动和权利(如自立的权利、免遭歧视待遇和免遭骚扰的权利等)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检测定的批判正是以这两个主要的福利议题为基准而展开的.

1.照护劳动(caringlaborCare(关照)(注:一词有两重意思:一方面指照护活动(caringactivities),如换尿布或者提供“倾听的耳朵”;另一方面指关怀情感(caringfeelings),如关心者所表现出的关爱.从内在关系上来说,照护活动是关怀情感的体现,关怀情感是照护活动的灵魂.从广义上来说,照护活动包括对老、幼、弱、病、残的照护,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照护等等,同样关怀情感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等的关怀.)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家庭中照护工作和照护劳动的分析,因为照护劳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冲击最大的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把市场活动当作福利的惟一源泉,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的价值,也就否定了照护劳动作为人类福利重要源泉的价值.当然,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使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家庭生产、特别是照护劳动的重要性,试图把照护劳动当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来提供.但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照护劳动是一种旨在为他人创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劳动,很多时候都是完全受到内部动机的激励而完成的.照护劳动由受到非货币动机激励的个人(如父母)提供时,它具有独特的属性.照护劳动的受益人(如儿童)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辨别其质量的能力或不具备订立合同而获得这一怎么写作的资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照护劳动的生产、组织和质量问题.如果强调儿童获得优质的照护劳动和社会资本(表现为诚实、信誉、市民责任、互惠、遵纪守法等)生产的关系来说,照护劳动明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可行能力(由照护劳动创造)的培养,而可行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不仅使受照护的个人受益,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有涵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提供了创新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照护劳动的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关怀照护劳动的分析.为了促进照护劳动的生产,就必须培育市场对照护劳动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来自于照护劳动的受益人、照护劳动的供给者或者说来自于整个社会.但是,许多照护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却没有能力对照护的价值做出估价或不够资格来进行照护劳动供给的交易(因为他们是儿童或患有疾病).向这些受益人或其写作技巧人进行收入(资源)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护劳动的市场供给量和提高照护劳动的质量,但是那些急需照护劳动的群体如果没有有效需求,那么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2.权利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还以权利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进行了批判.权利,比如关于堕胎、订立合同或被雇佣等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者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可以根据这些权利如何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样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等可交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按照功利主义的传统,妇女享有的堕胎、订立合同、被雇佣等独立决策权以及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它东西(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机会)的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权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价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12]

权利不仅仅是获得其它产品的工具,权利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身份与地位,是尊严和平等关系的象征.具体说来,享有免遭骚扰权利的价值与免遭骚扰本身的价值大大不同,因为享有免遭骚扰的权利隐含着社会大众(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职权的人)的承诺和责任.享有权利赋予个人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对坏事或不道德行为的知情权和起码揭发坏事的权利.权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场来生产和交换.

二、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检测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正确理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缺陷、对于福利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于正确理解市场活动、非市场活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及重构福利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女性福利的研究表明,非货币或非市场经济是人类特别是女性福利的重要来源,独立、自由、权利本身构成了人类尤其是女性福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等家庭价值是人类福利极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能只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还必须研究以家庭、社会、法律、等为基础的非市场福利.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应该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1998年诺奖桂冠得主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approach)框架作为福利标准、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基础,这一福利框架不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的福利主题和内容,还可以用来分析照护劳动、(性别)不平等、正义、贫穷、权力关系、妇女权利、独立和自由等与女性福利息息相关的福利议题.

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以可分离性方法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可分离性方法实际上是只关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问题简约为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并推脱给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惟市场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本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护劳动的研究说明:当研究特定的法规政策对经济中照护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必须完全抛弃可分离性主张.社会政策、法律或法规采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率标准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在该领域不适用,而是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失败的.这一启发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表现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照护劳动的供给更有深远的影响.照护劳动的独特属性意味着不能仅仅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照护劳动的社会最优水平,意味着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实现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工作时日法,产检测政策,最低工资制等――必须从效率标准和社会对照护劳动生产和质量的需求两方面来估价,绝不能仅仅依赖效率标准.抛弃可分离性主张有助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依据照护劳动在生产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效率.可分离性主张倾向于暗示人们:通过再分配来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惟一目标是调整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消费水平.对于照护劳动进行更详细的经济分析使社会认清产检测政策和工作规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还使人们意识到从根本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经济学解决正义、性别不平等不公平问题也必须抛弃可分离性方法.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主张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来改变收入初次分配这种纯经济杠杆而不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税收政策这种经济杠杆仅仅实现了法律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法律权利所体现的妇女尊严和平等关系等内在价值被忽视了.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层次的拓展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照护劳动和权利两个福利议题的研究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要么忽视照护劳动和(妇女)权利等非市场产品的福利价值,要么只关注产品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是一种狭隘的“福利主义”福利观.以可分离性主张的惟市场效率福利标准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仅仅实现了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权利的内在性价值(即权利作为权利所产生的价值)无法通过可分离性主张得以实现: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权利最终生产和分配中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样,照护劳动的内在性价值(人类关爱、关怀、特别是女性的关怀)也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金钱不是万能的.即使金钱(收入再分配)可以写到权利可以写到的东西,但是金钱写不到权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通过把平等、照护劳动等规范性的问题当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只通过收入转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执法来解决,暗含着权利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或者照护劳动的供给是照护劳动提供者在劳动/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已.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利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福利问题.因为通过总量再分配或总量税而实现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种以效用或者功利为基础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无法真正地使有关公正或公平的观点和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权利和照护劳动等问题.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标准基础上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实现、公平、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等作为人类福利的终极目标,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层次,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怀福利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