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评述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4年10月11日宣布,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E.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共同分享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等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在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由总需求的波动引起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给西方社会以严重的冲击,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非但没有遏制经济衰退,反而使西方社会出现了停滞与通胀并存的局面,传统理论对之束手无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下简称基―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他们自己具有原创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s,缩写为RBC）.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波动的根源基―普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根源于实际因素（如技术冲击和政府购写）,从而排除了需求因素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当出现快速的技术进步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工人发生劳动的跨时替代,技术进步则使投入的劳动和资本产生更大的产出,经济的增长路径会向上跳跃,形成新的均衡增长路径.当出现技术退步时,经济出现衰退,经济增长的路径会下移.

波动的传播根据基―普的理论,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在不同的时间段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该理论检测设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如果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则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理性的劳动者会在工资提高的时段多工作,在工资降低的时段少工作.该理论还同时指出,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的暂时变化富有弹性,而对实际工资的永久性变化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工资水平的永久性提高并不会诱使劳动者作出在一个时段多工作而在另一个时段少工作的决定.

理论的政策含义

政府无须干预经济RBC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技术冲击时所作出的最优反应.因为技术的冲击是随机并经常发生的,所以产量的随机游走轨迹表面上看像围绕长期平滑曲线的波动,实际上则是一系列技术冲击所引起的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趋势的偏离.每一次技术冲击都会导致经济形成一个新的增长轨迹.基于以上看法,RBC理论认为政府试图减少经济波动的努力是错误的,会降低社会的福利.正如普雷斯科特所指出的：“这种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保持稳定所费的努力可能有负效果,经济波动是对技术进步速率的不确定性的最优反应.”

货币中性是RBC理论的基本检测设之一RBC理论认为,货币怎么写作既是私人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又是银行部门生产的产出,其数量随着实际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地上升或下降.当实际经济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内部货币时,银行体系就能创造货币对此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是内生的,而不是货币政策作用的结果.从RBC理论的逻辑来看,是技术冲击导致产量的波动,这样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货币因素引起产出变动的可能性.正如基―普1990年指出的：没有证据表明基础货币或M1导致经济周期波动.因此,货币不仅是中性的,而且也是超中性的.

动态不一致性基―普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与经济行为人之间交互式的复杂关系,指出了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所谓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是指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当时经济行为人的预期、当时的经济模型的结构参数等）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这又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原来宣布的政策不同的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最优政策之间的不一致,就是动态一致性问题.动态一致性问题的一个经典例子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普认为：不同时点上的决策之间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是极其不利的.在1977年发表的《规则而非决策：最优方案的动态不一致性》中,他们考虑了在一个长期规则的基础上执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当经济面临非预期的冲击时,刚性的规则束缚了政府的手脚,使政府不能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于是他们后来的研究集中于讨论改革政策制定机构,以增强经济政策的可信性.今天,他们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新西兰、瑞典、英国以及欧盟）改革了它们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通过立法,授权独立的银行执行事先宣布的物价稳定政策.

总之,基―普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改变了政策设计的重点,将其从只是单纯地考虑孤立的政策措施转移到审视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

理论的分析方法

基―普倡导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简称DGEM）促进了动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检测设（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以及向前预期的条件下,在一个动态的时间框架内,研究消费、投资、产出、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实现一般均衡.DGEM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二分法被打破.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范式强调“理性人”的检测设；而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主要依赖与“理性人”的检测设毫不相干的IS―LM、AD―AS模型,宏观经济模型并非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参数之上（这些参数直接影响着单个家庭和厂商的行为）,导致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下降.与之相反,DGEM是建立在“理性人”的检测设之上,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使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

理论的局限性

把技术冲击作为实际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惟一原因,这是该理论的一个最严重的逻辑缺陷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技术的传入是渐进的.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使得一些在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有生命力,有时甚至可以继续使用几十年.这一切都表明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技术冲击的强度要弱于发达国家.那么,按照RBC的逻辑,似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强度应该明显弱于发达国家.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较之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事实雄辩地表明,技术冲击不太可能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另外,经济波动的原因应该包括三类：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其中包括了技术冲击）、制度冲击（经济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实际的经济波动可能是以上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向上运动固然可以用技术进步来解释,但经济向下的累积运动却难以用技术退步来解释,因为技术是不可能发生退步的.（摘自2004年第11期《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