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无利可图吗?

建设银行最近公布了其分立为股份公司和集团公司的方案,在国家的帮助下,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又迈出重要步伐.与此同时,农村金融与银行商业化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是,国有银行在股改的同时,也在大刀阔斧地改造自己的经营机制和业务战略,特别是加大了撤并国有银行认为亏损严重、赢利无望的农村网点的力度.以“散小差”出名的农村小额扶贫贷款,更是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

各方高人为此开出了很多处方,却似乎都没有什么成效.据说关键的原因在于,四大银行认为农业贷款特别是农村小额扶贫贷款风险太大,规模小、质量差,成本高、收益低,没有放贷积极性.而且,包括银行业和各方专家在内的很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信用环境太差也是造成小额扶贫贷款困境的瓶颈之一.但是,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

发人深省的历史与现实

笔者想起两个与此相关的例子,也许能给人一些另外的启发.

案例1：《花期银行前CEO瑞斯顿传记》一书中提到：

1920年代,美国放的现象十分普遍.纽约州要求银行与个人放的行为作斗争,花旗银行积极响应号召,它聘请曾就行为撰写过系列报道的记者斯蒂芬牵头,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那些有一定风险、无担保的私人贷款项目.

从新闻记者成为银行家的斯蒂芬,被人称为敢于打破纽约制度的人.他相信,低额贷款人基本上都是乐意偿还贷款的,这种直觉给他带来了成功.斯蒂芬有一段著名的话：“如果我走进莱克星顿大街的地铁,把钱借给最先遇到的10个人,其中8位一定会还,第9位得催一下,最后一位我就给他注销.”据花旗银行文件记载,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蒂芬掌握了纽约市场一半的私人贷款业务.1928年,花旗银行还出台了针对乡镇地区的新政策,即共同基金,只可惜没能维持多久.

案例2：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办“农业发展基金”试验的报道：

1993年9月,茅于轼将500元启动基金交给民办教师雒玉鳌,发起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村民到这个基金会贷款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扶贫贷款年息为12%.同时为了鼓励教育,在基金里,教育贷款是无息发放的.到2002年,基金会共贷款500次以上,还贷率达到98%,基金基数也已经滚动发展到接近20万元.

这两件事情一个发生在几十年前的美国,一个发生在现在的中国,但是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即小额贷款,而且是贷给穷人的小额贷款,并不似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抱怨的那样糟糕.最关键的是以信用方式发放贷款的违约率也很低,说明借款者（主要是穷人,或者中低收入者）的信用并不差.

实际上,小额贷款也可以获得高收益.证明斯蒂芬直觉的证据还有很多.首先还是来自太平洋对岸的例子.

美国有不少CDFI(Communitydevelopmentfinancialinstitutions),专门向诸如北卡罗来纳州这样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贷款(如个人住房、生育小孩、中小企业等).据美国全国社区资本协会(NationalCommunityCapitalAssociation,简称NCCA）2002年的一份研究表明,与认为给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相对较高的传统观点相反,CDFI的贷款与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一样安全,甚至还更好,因为CDFI的贷款净损失率只有0.5%,而全部商业银行的平均贷款净损失率为0.9%.

另外,笔者在我国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也发现,农村小额扶贫贷款损失率的确很高,几乎很难收回.但是大部分银行人员都承认,农民真正故意赖账不还的特别少,他们之所以对很多以前的扶贫贷款偿还意愿不高,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贷款当初并没有真正发放到他们手中：要么是被乡、村两级干部截留它用；要么是由乡、村自作主张以树苗、种子等实物福利形式发放,而农民并不知道这些实物就是扶贫贷款；要么是当初操作不当,他们以为那根本就是国家给的无偿救济.一个颇为普遍的做法是,以前一些村干部把小额扶贫贷款当成国家救济按人头平均分配,而不是给真正急需的人.

小农文化需要精耕细作

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斯蒂芬凭直觉就能做好的事情,美国CDFI们正在做的很好的事情,茅于轼也试验成功了的事情,我们的国有银行就做不好?在我看来,除了以前人们对农村小额扶贫贷款的认识误差外,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小额扶贫贷款的发放渠道选错了,即压根就不该选择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来作为发放小额扶贫贷款的直接机构.

我们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前称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每家都拥有一个网点数万、人员数十万的庞大银行网络,就像让工行包揽所有大型国企贷款一样,试图让农行包揽所有农村信贷业务（1997年以前信用社和农发行都是农行的一部分）,并一举解决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全部小额扶贫贷款的发放工作.殊不知,我国的农业一直都是小农经济,就像当年的农村公社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一样,当前国有银行普遍采用的是“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方式,也同样不适用于农村小额扶贫贷款发放工作.小农文化需要精耕细作,农村小额扶贫贷款也同样需要精耕细作.

既然是精耕细作,就暗含两个条件：

监督成本高,因此需要很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当年,连生产队长也无法监督田里社员的努力程度,所以最后只好分田到户.那么以“总行－省分行－市分行－县支行－营业所”之五级管理链条,能指挥好甘肃定西的一个山区农村小信贷员的放贷行为吗?我初中的班主任有一句话：“都说什么都知道,但是他知道穰该头朝哪边长么?”或许,国有银行行长也无法去教分理处信贷员如何发放农村小额扶贫贷款.

信息不对称,工作细小碎.一亩庄稼千万棵,棵棵都需要照料.一村贷款千百户,户户情况都不同.小额贷款就像投资银行一样,需要个性化的管理；但是又与投资银行不同,他不需要高智力或高学历、也不需要高端金融知识,而是需要耐心和细致.这也就是为什么记者出身的斯蒂芬可以把小额无抵押私人贷款做的很好,而庞大官僚的国有银行却做不好的重要原因.

因此,虽然美国于1977年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theCommunityReinvestmentAct,简称CRA）（参见本文配文《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存款机构必须为其所在的社区提供信贷支持,而且其中一部分必须贷给社区的中低收入人群（含向高收入者在贫穷地区置业提供的信贷支持）,但很多美国的大银行还是为此都成立了专门的社区事务部.只不过美国的大银行一般不自己直接发放社区贷款,而是以向众多的CDFI们提供融资支持的间接方式来支持社区发展.

比如,上文提到的花旗银行1928年的乡镇共同基金没有维持多久,但是如果你去翻翻报纸或者去网上用google搜索一下,就会找到不少有关现在的花旗集团向某某社区基金或者扶贫研究机构慷慨捐助的报道.

美国的CDFI的中文译名是“社区开发金融机构”,一般只怎么写作于自己非常熟悉的某个州的某个地区；茅于轼的基金会就在龙水头村附近发放贷款；至于1920年代的花旗,当时还只是纽约州的一个citybank.IBM的郭士纳说大象也可以跳舞,但是如果让大象去捉蚂蚁呢?

归根到底,我们国家缺少像美国CDFI那样既非常熟悉当地情况,又机动灵活的社区银行体系.茅于轼的基金会是一个好的榜样,可由于没有政策层面上的支持,特别是没有法律的认可,它仍然属于“非法集资”,在限停的范围.而且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CRA要求,这样的基金会还面临断粮和断供的危机.据说现在农村信用社在改革后气象一新,打出了做“百姓自己的银行”的口号,颇有中国CDFI的样子.但到底怎样,还有待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