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硕士导师张平

张平老师,中国党员,1928年11月出生于北京市.1949年至1953年在南开大学金融系学习,1953年8月至1969年6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工作,1969年7月至1972年6月下放劳动,1972年6月至1978年3月在天津市河北区财政局任干部,从1978年4月开始在天津财经大学任教.张平教授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获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7年获天津市金融科研成果荣誉奖,1988年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1年1月晋升教授职务.曾任天津财经学院科研处处长、金融系金融教研室主任等职务,1998年9月退休,2010年7月逝世.

7月12日上午我早饭后喝茶时突然接到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张涌泉教授的:“松奇,张平老师去世了！计划14日举行告别仪式,你能参加吗”,我看了一下工作计划表,14日机票已订好,要去大连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遂决定派老伴儿从昆明飞深圳代表我去送一送张平老师.

我是78级本科生,1982年在吉林财院金融系时报考了天津财院金融系的硕士生,当年报考天财的理由是天津财院的石毓符教授在全国招一名金融史专业的硕士生,不考数学,在经济学、政治、英语、货币银行学之外加试一门古汉语.在我看来,这个招生名额就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因为我是老初一的学生,后来未补习过数学但从我哥哥1960年上吉林师大中文系开始我就一直在抓他带回的书籍看,古文不用复习.

考试结果也不出我预料,我得了423分.我当时已婚且为外地考生,这在录取时都是不利因素,但这一个名额还是给了我.在到天津报到之后有同学告诉我,我被录取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报考导师石毓符身为天津财院副院长,他的选择举足轻重,二是我的分数实在是高出其他考生太多,天财当时已很难提出拒收理由.当年天财的研究生工作由科研处管理,我查了一下其他考生的分数,仅次于我的第二名大约是280分左右,我的好朋友王快雪当年也参考了,分数好像是远低于280分.

石毓符教授早年任教于南开大学据说是钱荣教授的老师.后来南开大学院系调整经济管理类专业从南开分离以这些教师为基础成立了天津财经学院.天财座落于天津南郊叫灰堆儿,为什么叫这个土名字我不得而知.学院周围几乎都是化工厂,乌烟瘴气,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怪味.夏日晚,蚊子总是在空中聚成一个个的大黑球,蝙蝠恣意翻飞.这些景象都是我在吉林财院时不曾看到过的.我的导师石毓符先生在天津财院地位尊崇.因为石先生不仅精通文史,而且据说讲课时口才极佳,每次讲课都堪称绝唱.到校报道后,石先生在办公室见了我,对我期望甚殷,想把我培养成他的学术接班人.但天有不测,在我刚入学一个半月时,石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故,我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怎么办,当年全国招收金融史研究方向的还有人总行五道口研究生部,导师为甘培根研究员.于是,我给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写了封信,何部长很快回信说可帮助我转学,已做了相关批示.我于是来到北京见了甘培根副所长,他说同意收留我,我于是住到了研究生部武捷思的宿舍开始办手续,但十分不顺,当年进京户口非常难办！东升派出所说户口解决不了,如转学不转户口可以.我不得不另外想办法.最后只能通过天津财院校内转研究方向来解决这一矛盾.当时石毓符先生名下有两名学生,一是师姐岳素梅,转到王荫乔副教授名下,我则被转到张平副教授门下.这样,从1983年起我就成了张平老师的首徒.

当年的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只有一名教授:石毓符,还有三名副教授:王荫乔、朱新天、张平.这三名副教授总是联名在《金融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被称为“三驾马车”.我曾问过张平老师三个人署名顺序的逻辑,他笑着说:“我们联名的文章,不管谁执笔,我永远排最后就行了,没有太多道理可讲.”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张平老师宽厚谦让的人格.我在1982年已30岁加之是从石毓符先生名下转到张平老师名下,所以,张平老师和我的关系亦师亦友的成分更多一些.张老师对我总是那么宽容和客气.当年上硕士生,每月津贴46元,因为缺钱所以有充足的动力写文章,每当稿费下来我就会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写一瓶白酒一大根香肠约人小酌,当年陪我喝酒比较多的是赵彦云.我一入天津财院就开始写东西,从1983年1月开始在《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王快雪当年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工作就是看到我的文章后才到天财找我玩并结为好友的.

张平老师治学踏实勤勉,但个人生活却十分不顺.大概是1982年冬季,张平老师全家煤气中毒,张老师虽然醒来但记忆力严重受损且嗅觉全部消失,而老伴儿被熏倒后虽保住性命但从此成植物人,张老师一直精心伺候照料了好几年.因为家有病人,所以我在读硕士学位期间很少去张平老师家里请教问候.

攻读硕士的三年时间里,我接触到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多,曾尝试去听统计学专业研究生的计量经济学课,但只上了一堂课就被上课的周老师给赶了出来.在入学第二年,我就确定了硕士论文选题:“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过程”,张平老师无异议.于是,我将大量时间花在了古典经济学家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研读上.硕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除王荫乔朱新天老师外,张平老师还请到了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魏勋教授.当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很认真严肃,委员们提了不少问题,我一一作答,最后顺利通过.

现在,我搜肠刮肚地想也想不清楚天财毕业后去张平老师家一共探望过几次,只记得印象最深的两次.

一次大概在1997年,我和老同学于为群一起到张平老师家,当时张老师已再婚,新老伴儿是天津农行的一位退休干部,和蔼可亲,给我和为群做了一大桌菜,张老师非常高兴,一瓶白酒喝光了坚持要再开一瓶,据说是当时天津比较好的酒叫“帝王酒”,一盒4瓶,每瓶1.5斤装,四个瓶子上分别印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人的肖像和简介.尽管是低度,但三个人喝了整整两瓶共三市斤,张平老师的舌头已喝大了,于为群也时常兴奋地傻笑,只有我算是始终清醒.当年我酒功尚在酒力惊人,56度二锅头随随便便可以喝一斤多,这种低度“帝王酒”自然不在话下.我们相谈甚欢,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我清楚地记得:在讲到1958年大跃进全国各地“放卫星”的事时,我说,我看过1958年报纸上登载的一幅漫画:一群小孩站在刚刚成熟的小麦上跳舞,足见其“合理密植”的密度！张平老师接着说道,当时不仅地方官员头脑发烧领导头脑发热,有些科学家也头脑不清例如钱学森就以物理学家身份论证过,一亩地通过最大限度地吸收太阳能最大限度地供应肥料最大限度地进行密植,亩产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这篇文章我看过！我和为群听后哈哈大笑.那天我们从下午5点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临走时,张平老师又把剩下的两瓶帝王酒送给了我.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打开酒柜看到这两瓶酒依然静静地立在角落,那次畅饮时的欢洽情景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张平老师再婚后没几年,新老伴儿也去世了.之后,张老师把天津的房子卖掉搬到了深圳,卖房的钱大概是给女儿做了在深圳开饭店的本钱.2007年,我到深圳开会,于为群陪我竟然找到了张平老师的居所登门看望,那好像是一套租来的两居室,陈设简陋,张老师的一位在深圳大学读书的亲戚恰巧在这里陪他,我看张老师双目浑浊,神志疲弱,中气不足,不敢久留,只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便放下2000元钱匆匆而去.谁知,那竟是我见张平老师的最后一面.当时,我穿过晦暗的楼道快走出时回头一望,看见张老师衰瘦的身影站在自家门外一直注视着我们等

为了纪念张平老师,我还约了师弟魏国雄也写篇回忆文章,但在魏国雄向我索要张平老师的生平资料时,我在网上竟找不到任何张老师的关联信息,不由心生感慨:在中国肯定还有许多像张老师这样的教授,他们默默耕耘,辛劳一生,在历史上可能留不下什么痕迹,但他们的品德人格却能在自己教导过的学生心中留下永世难忘的的印记.

张平老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