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花钱?谁来花钱?

经济学家其实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人们应当怎样花钱.这是古典道德哲学家为“经济学”划出的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说：“家政学是一门研究怎样理财的技术”(《政治学》第一卷第四节).希腊文的“家政(econ)”,就是后来西方学术里面的“经济(economy)”.亚里士多德对家庭经济的沉思颇适合我们眼下的情况：“家务管理者对财产有四种管理方法.首先,他得具备获取财产和保管财产的能力,如果没有保管能力,即便获取了财产也无济于事等再者,他应当能够合理安排财产,正确使用财产.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需要获取财产和保管财产”(《家政学》第一卷第六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管理财产的四种方式是：君王式的、地方政府官员式的、城邦式的、个人式的.这就涉及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情.

经济学家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应当由谁来花钱.例如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告诉我们说,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每花一块钱,纳税人就会多储蓄一块钱,以应付将要增加的一块钱税收.如果这个道理成立,我们马上会意识到：与其让政府替我们花钱,不如我们自己花这个钱来得更有效率.必须承认,没有谁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所以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应当怎样花自己的钱.

林毅夫呼吁“新农村运动”,让我想起60年代使韩国经济起飞的最重要基础工作之一、由当时的总统朴正熙发动的“新农村运动”.对一个从传统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而言,农村是最大的潜在市场.一切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模型都是围绕着如何建立“城乡良性循环”做文章的.如果说中国经济在80年代的“起飞”是靠了“对国有部门放权让利”与“放任乡村发展”这两条政策,那么,今天这两条政策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国有经济微观机制再构造”(见7月号本栏目许小年的文章)和乡村经济的“新农村运动”.与其每个“五年计划”都调拨千亿款项对陈旧的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为什么不只花其中的10％,依照林毅夫所说的方法试试看呢从纯粹的效率角度看,与其花钱救治一个病入膏肓朽不堪扶的老人,不如花钱救治一个茫然无助但生机勃勃的青年.

作为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我更熟悉的题目是：谁来花钱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最紧迫的问题.现代技术已经能够计算出“怎样花钱”的最优方案,却永远无法解决“谁来花钱”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扶贫”经费被用来建造贫困地区的豪华办公楼,我们的“技术改造”拨款被用来采购陈旧设备,我们的“希望工程”捐款被用来购写进口汽车等这个经济里发生的一切荒唐(非理性)行为都与“谁来花钱”的问题联系着.这个问题或许应当展开来说,就是“谁来花谁的钱”如果我的钱被交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去花,即便我无动于衷,我也知道那是一种浪费.古今中外,天下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莫不如此.

让我总结一下我的评论：只有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才有希望成为“经济”的(即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出于生存本能,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理性并且都以理性指导我们的行为；当别人要指导我们的行为时,首要的问题便是别人的理性目标是否与我们的理性目标相一致；如果委托人和写作技巧人的理性目标之间存在着差异,那就应当寻求最好的制度使得写作技巧人的行为既与委托人的理性相容,又与写作技巧人的理性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