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的政治经济学

敦政治经济学教授苏珊（SusanStrange）女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她认为,全球经济体的权力来源于四大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而人们经常关注的运输、贸易、能源、福利等层面的问题,在苏珊的政治经济学中,只是次一级的权力结构.她的分析逻辑,成为了后续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框架.

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重要作用,已是常识.

生产.如果说经济学讨论的是生产问题,那政治学讨论的则是（各种）分配问题.早在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如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就已经成为了共识.一方面是能否参与生产,即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则在于价值获益,即分配多少的问题.

金融.这里先说一个金融全球化的问题――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为什么要在国际视野之下讨论问题?答案也很简单,现在早就是全球化时代.特别是,互联网和金融这两个领域,都是高度全球化的领域.

金融大鳄罗杰斯曾表示,金融对于经济的增长有巨大的杠杆作用.有经验数据可以证明,当前资本流动的速度是货物贸易流动速度的15倍以上.经济处于上升期时,每年有很多的收益和利润,金融业的杠杆作用也促使经济以更高速度发展；然而,一旦收益和利润开始萎缩,在杠杆作用下,金融就又会拉动整个经济和某些受牵连的国家以更可怕的速度下滑,而且,这种速度会比它发挥积极作用时提升经济的速度更快.

美国总统奥马巴在2012年签署了JOBS法案（《美国就业法案》）,正是通过让全民投资创业的合法化,从而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个被称为“众融法案”的创业促进法案,被业界广泛认为是一项对于创业和美国经济复苏的重大利好,同时,也是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上的“资本化”的重大利好――推动了金融投资,这个以前只能由少数精英人物把控的领域,向着资本化迈出第一步!同时,“众融法案”不限投资人资格、不限国籍的法律安排,向全世界各种聪明人、各种优秀的项目开放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让美国又一次走在了全球资本话语权的制高点上!

知识.知识的分析框架,是一个被最多人忽略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不在经济和商业之中,但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知识是一个问题.哈耶克就认为,经济的组织方式,是一个知识组织方式的问题.从尼采、波兰尼、福柯、哈耶克,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们,都在讨论知识问题.

创新和监管

先谈创新.金融大体上可以分为借贷和投资.说到互联网金融,今天媒体谈得较多的是P2P借贷方式.我想多谈谈互联网投资的Crowdfunding.有人将这个词译为“众筹”,但我更喜欢“众融”这个译法.比起借贷来说,投资更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来参与,无论是产业分析、企业估值、商业模式设计、团队建设等等.所以,“众融”不只有资金融通的意思,还有知识融合、人才融合的意思在里面,是一个更好的译名.而且,从产业发展历史来看,美国的“众融”（Crowdfunding）概念,是从“众包”（Crowdsourcing）发展来的.众包,可以理解成大规模的外包,而且是连企业最核心的能力都可以寻求外包.先有众包,再有众融.无论众包或众融,都是知识密集型的、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以及网络化“虚拟组织”的结构性“融合”,远远不只是简单的“筹集”的概念.

在我理解,不应该只从模式角度谈模式,不应该只从互联网角度谈互联网,也不应该只从金融角度谈金融.我们实际上应该从国家经济、政治经济学角度谈问题.

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挠,我们可以用增量改革的方式来做.主席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增量.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利益体的出现,而恰是在它们的竞争中,普通创业者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奥巴马为什么签署《美国就业法案》呢?原因恰在于美国经济危机以后需要刺激经济,只有创业才有就业,奥巴马成立了创业美国的项目.很有意思的是,不像中国搞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做法,而是找了两个企业家来做这件事,也找了很多基金公司.最近,我见到一个很大的风投合伙人,这家基金投过百度,他跟我明确讲VC会死掉,所以需要众融这样更个人化的方式怎么写作创业投资.这几天,我又读到了一份美国资本互联（CAPLINKED）公司的一份报告,也认为众融将蚕食VC/PE这一类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份额.

众融对国民经济影响更大,P2P更多在一些高大上的机构当中在转移支付、转移财富,原来财富在银行,未来财富可能会在BAT（百度、阿里、腾讯）这类公司里.除了要关注P2P,更要关注创业.金融不应该只为金融机构挣钱怎么写作,金融应该为产业怎么写作.一直讲金融已经虚拟化,没有为实业怎么写作,不希望在新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又有同样的故事发生.而且,众融的业务因为创业,对于传统银行业务影响很小,传统银行对于中小企业、微创企业的贷款,本来就微乎其微.金融怎么写作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奥巴马2012年签署《美国就业法案》时,只允许合格投资人（AccreditedInvestor）,如我们的QDII、QFII等等进行投资.但在2013年4月5号重新发布的第三版修订案中,将投资者扩大成为了“任何人”,对投资人的身份资格、国籍都没有了限制.这表面上看是监管问题,但这更应看作是制度的创新,同时在吸纳全世界的钱和好项目.体制创新才是解决商业模式的根本手段.

再谈监管.大概十年前,我曾做过在线支付,跟支付宝同年,后来我们的投资方非常担心以后会面临监管问题、牌照问题,于是我们在做了两年后转让了,但坚持下来的像快钱、支付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后来几方联合成立了支付协会,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来管理,不少支付公司都拿到了牌照.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应该积极推动做这件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讨论.我也相信同样的故事会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发生,2013年12月人民银行就成立了互联网金融协会.

监管必要,就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促进监管发生.党的十八大之后大家都在“解读”十八大报告,很多媒体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探讨.但是市场经济更成熟的美国人、欧洲人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游说”政府,“众融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游说”下实现的.在我看来,如果希望为行业做贡献,不能停留在讨论层面,要有行动,让事情发生,让监管或者法规发生.

无论是出于敬畏还是恐惧,有人谈到BAT这类企业的垄断问题,但这是竞争下形成的垄断.事实上这样形成的垄断是无需过多担忧的.比如当年有一个词叫“WINTEL”联盟,指微软和英特尔,一家软件、一家硬件,完全处于垄断地位了,真正的天下无敌.但今天还有多少人在提微软和英特尔?再以百度为例,它的搜索引擎很强大,但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下一代智能搜索引擎,语义识别、语音搜索等,也可能一夜之间,它们就会被某项创新所颠覆,现有垄断就被打破了,所以不需要顾虑企业自然形成的垄断.

同时,我认为这背后更大的话题是“改革开放”.很多人都说中国互联网行业很“幸运”,得到了更为开放的发展空间.说其幸运,这背后却也隐含着制度层面存在有没有开放的因素.“改革需要倒逼”,改革受各种利益既得的牵制渐进曲折,与之相比,开放可能更为直接有效,比如应该让民企进来,参与竞争,以开放促进改革,比如政府、金融机构的数据应该向民众开放,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增量冲击创新等事实上,无论监管还是治理,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不是“被开放”的.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曾表示：“这一轮金融改革,实质并不是放权,而是还权”.比如美国人就认为,众融或个人化金融,就是资本的化.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愿意接受监管,但这是我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给我的.（作者为价值资本网CEO、北京师范大学MBA中心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