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一、文明意象和对于时间的争夺

每到历史关头,遭逢转型时段,历史意识和历史理性必然浮现,甚至于汹涌澎湃,蔚为一时人心.此时此刻,历史意识和历史理性就是一种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和文明意识,同时,更是一种政治意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就是这样一种历史文化意识与时代政治意识的写照,或者更准确地说,其深刻焦虑、审慎展望与热切向往的反映.同时,这一命题还表现出命题者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隐隐约约但却不言而喻的些微忐忑,一种自己未必意识到或者未必承认的文明忧患.前文以“已然到来、可能到来或者将会到来的‘中国时刻’”措辞,正在于表征历史的可能性,而历史的众多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将会转化为现实性,则焦虑、向往和忐忑,均在情理之中,亦为事理必至.人类历史舞台上,置身大时代,或者大时代的朦胧前夜,此情此景,都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过.

因此,问题遂转化为凡此“焦虑”、“向往”和“忐忑”、“忧患”,究竟缘何而来?其矛头所向,又欲何往?对它们慎予贴切而细致梳理,也就大致讲清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命意与蕴涵.上文说“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和忐忑,那么,既然长远而言,虽说天行有常,可未来总是不确定的,却为何偏偏此刻中国心智尤感焦虑?说明此非长远设论,毋宁,是就最近的将来把脉?是耶,非耶,后文还将详论,此处可得挑明的是,这既是“中国时刻”这一可能正在行进中的实际历史进程所引发的,也是理论的想象力所构造的这一愿景所逼迫、逗引出来的,而牵扯到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对于中国文明走势和当下中国转型进程的关念.

换言之,在晚近五百年现代文明转型和超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崛起和文明复兴进程能否顺利推展至预期境界的担忧、向往和焦虑,构成了这一命题的问题意识所在.也就因此,“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有关于此,本文第三部分还将详说,这里只想指出的是,这一历史意识深具政治意识属性,而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论及“历史学与政治”时曾经指认的：道德和政治生活需要历史文化.历史文化以保持人类社会对于自己的过去,亦即对于自己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之生气勃勃为目的,以为人类社会提供它选择道路所必需的东西、在这方面准备好将来对它有益的东西为目的.因此,“促进并丰富历史文化的热忱,小心翼翼地防备它被玷污,与此同时严厉谴责那些压制、歪曲和败坏它的人,正是基于它的崇高道德与政治品格”.职是之故,全部的“担忧、向往和焦虑”,还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论,归根结底,是对于中国文明提炼和缔造优良政体的萦萦念念,所以前文说历史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历史理性也就是政治理性.不是别的,从晚近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正是“优良政体”的出现,彻底改写了人间秩序和正当性观念,甚至,决定了一种文明能否进入并把握世界历史,如果说世界历史其实不过就是位居中心的主导性的文明史的话.由此,历史理性找到了将自己现实化的当下切口,历史进程发现了甘愿为其冲锋陷阵的士兵,历史精神借助政治运动,包括其特殊形态的战争,而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便是世界历史,这便是世界历史的真机和真际所在.

其次,由此而来,则“世界历史”是一个时空意向,也是一种文明意向,表明了文明对于时间的塑造,进而,特定文明对于时间的争夺.基此,对于时间的垄断性解释就是对于历史的主导权和文明的话语权的掌握,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操控.因而,它是一种文明史观,也是一种世界观念,是一种基于时空意象而实现的世界场域中的文明意象.作为普遍的人类和世界体系这类观念的一种语词表达,“世界历史”是普遍世界历史观念的反映,同时,陈述了在此普遍世界历史观念中不言而喻的某种主流文明的话语主导权.当维柯誓愿撰著一部探求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而衰亡的历史,一种“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时,即已表明地中海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整体性省察,特别是对于它的内在关联性格局的体认,从而,预育了把握世界文明乃至于世界历史的心智与心性.因此,“世界历史”在建构一个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同时,就已清晰分梳出中心与边缘、主导与受控、主流与支流,并将不入流者无情排除在外.文野之别,文质之异,乃至于人类和神兽之别,均已埋伏其间,尽在不言之中.

实际上,在源起于十九世纪西方历史主义的普遍世界观念看来,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诸多文明体系,是自外于“世界历史”的.换言之,辉煌的中国古典文明居然只是一种世界历史之前史.如果说“天下”是一个无远弗届的观念,而印度的“世界”真正是一种数学观念上的大千,那么,在很长时间里,“世界历史”其实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观念的专销店.这种文明观念是一种高度我向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奉守严格差等的文明梯阶序列.它在将自己的家世跌宕综予梳理并以此统括天下人世之际,早已预将家外之世与事他者化了,从而遮蔽或者扭曲了.[1]撇开这些不谈,无妨说,它们取径不同,时空有别,但均为一种“格局”,并在塑造着一种格局.也就因此,“中国时刻”的基本背景之为“世界历史”,不仅在于以承认这一体系和序列进入全球体系和普遍历史,同时,意味着对于它的重塑用心,寄托着辩证否定的命意.既然所谓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一切论述的初始条件,那么,与其以跳越来否定,不如以接受求超越.――原来,历史是一种在空间上流转不息的文明运势迁移,是一系列运势的时间叠加所构成的自觉的人类精神现象.

再次,也就因此,高全喜教授在提交本次研讨会的文章中劈头就说,“中国晚至1840年‘战争’才进入世界历史”,可谓上述史观的一种反映.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此种单线进步而非复线多元的历史运势图景,以为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消解地缘性“他者”,从而迈向均质化的普遍文明的进程,已然成为一个习常的讲法.其之演绎推阐,口耳传诵,可能也为诸多西方学者和近代中国学者所信受,以致影响广被,渐成定说.其实,如前所述,这是典型的我向中心的西方历史主义判称,是滥觞于近世罗马-基督教文明的世界历史观念.近代西方率先走入“现代”,最早奠制了这个以“民族国家”和“国家”双元支撑、叫做“现代秩序”的生活方式,并确实将全球拉扯进这一历史进程,因而,如此陈说,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自然顺理成章.晚近历史上,此说不仅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迈内克等普鲁士学人的全球时间图景,而且,在英语文明和拉丁文明两系,同样蔚为一种分享着的普遍观念.实际上,1784年,康德行年六十,持重命笔,于“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断论,除开希腊的历史,其他各个民族的历史多半未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因而,“凡是生活在此之外的各个民族,其历史便只能从他们加入到这里面来的那个时始算起”.例如,犹太民族的历史从托勒密王朝出现希腊文《圣经》译本而开始,“所有其他的民族也都是如此”.可能,康德此处主要意指“西方”各民族,但“东方”之被排除在“普遍历史”之外,也是不言而喻的.抑或,亦且甚之.就此而言,今日汉语心智将世界历史笼统为自家的致思背景,如前所述,与其说是接纳了这一罗马-基督教文明的世界历史观,不如说反映了文明运势迁移的一种最新动向.通俗而言,则所谓的自信、包容、融通和开放性沟通善意,概为形貌.那么,究竟如何判断和解释这一运势迁移呢?这一问题也可以换算为这样的表述：怎样自一种特定文明来界定某一文明史就是世界历史,或者,“进入了”世界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了转移,如同科耶夫当年密访中国后返回法兰西之惊人宣示：“世界历史精神正在行走于中国”.[2]毕竟,任何判称都是具体某一或者某类文明的观照,因而,它的普遍历史性同样需要接受检验,使得做出界定和判称的尝试同时就是接受检验的过程,由此,恰恰有可能造成一种双向、多元的普遍关联性格局.

二、最具统摄力的理念与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此,可以尝试着提出的一个庸常论断是,不论是罗马-基督教文明的近代世界历史观,抑或其他文明坐标的世界历史观,总体而言,世界历史的成立,或者,历史之为“世界历史”,总是以自特定文明立场和视角出发,对于诸种文明,特别是对于异质文明的体认、省察和容纳,从而揭示其相互关联格局中的普遍意义为必要条件的.全球视野和人类胸怀,不过是这一认识论的实践论结果,也是它的不期然的道义引申.换言之,各自分散的文明的独立成长不足以构成世界历史.而某一个文明的独立成长,不论其规模大小,亦无论其存留的久暂,哪怕在历史还原论的操作下位居当时的“先进”和“发达”之境,若无对于其他文明尤其是异质文明的体认、省察和接纳,从而恰予诠释,融入一种关联性格局,造成“全体人类”的意象,那么,就不足以声称世界历史并以标领世界历史自居.就此而言,希腊的历史只是希腊的历史,直要到“西方”扩展了“希腊”,它的历史才是世界历史.换言之,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晚近的人类现象.

就此而言,一种文明及其文明史观之具备此种视野和格局,对此提供了最具统摄力的理念,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雄辩强劲的解释,而于观念上构成的普遍关联性文明格局之下揭示其普遍意义,则此文明史观及其背后的文明实体,方始为引领世界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的普遍性存在.也就是说,其所标立的文明时空意象,其所彰显的文明格局和精神气度,方允为所谓的世界历史.在此意义上,并且仅仅在此意义上,近世西方的普遍世界史观,不同于“春秋公羊传”或者“通志”的历史意识,尽管充满傲慢和偏见,倒也洋溢着片面的深刻,甚至,一种关联性格局中的普遍意义.以“多元性”恰恰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精神现象另作一解,固为一说,实际上,诸多反殖性的解构主义历史观即以此为凭标立新说.[3]但是,你依然还是不得不承认,的的确确,此种普遍世界历史观念强劲有力地――如果不说最有力的话――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多多少少,描画出一幅体现诸种文明内在互动性关联及其普遍意义的世界体系图景.

它们不是别的,其来有自,恰恰是由领衔这一波现代文明的近世西方的主导性文明意志和文化意识所创造并且主导的.“现代中国”作为这一普世观念体系中的一部分一环节,自体认、省察、容纳并且参与建构此普遍关联性格局,进而重新塑造自己的文明运势的努力中,逐渐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性,从而表明中国之进入所谓的“世界历史”,也就是进入这一波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普遍性关联格局.换言之,倘若在此意义立论,即在中国文明自觉意识到异质文明的侵略和自家文化主权,并以此作为启发的源头,进而上升至对于“现代中国”的清晰化的话,那么,自那时开始,中国方始进入“世界历史”,也就是前述高全喜教授所说的“1840”节点.就此而言,“中国时刻”同样始于此刻.倘若保持刻下的发展势头,并且最终实现了优良政体的转换,一个成熟的“现代中国”终于矗立于世,那么,那时节,就像后世史家理述自家前路,竟然将现代宪制挪前至“1215”,或者,将启导“现代”的“马基雅维利时刻”的前沿位移至15世纪晚期一样,在大历史视野下,所谓的“中国时刻”还真的就是从屈辱战败的这一刻开始的呢!很显然,这是一个有关“现代中国”的发生论叙事,立基于历史自觉和文明自觉,以及由此所引发出来的一个历史时刻的起点.不过,细加端详,本次研讨会所标举的“中国时刻”,措意显然不在于此.

那么,其措意何在呢?如前所述,汉语学界高调标举“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不仅在于接纳世界历史,而且表明中国文明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自信,更且意味着重新诠释世界历史的一种文明用意.就此而言,历史文明或者是文明史观要具备这一视野和格局,为此提供最具统摄力的理念,做出最具解释力的说明,则此文明史观及其背后的文明实体,方始得谓引领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普遍历史,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历史.检测如此说成立,那么,“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判称意味着当下中国文明已然或者有望对于“世界历史”提供最具统摄力的理念与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从而,标领或者有望标领普遍历史精神和世界历史潮流.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关大国、帝国、世界老大还是老二以及G2这类话题,才会登堂入室,在为此认知与意象提供语词表征的同时,为此时代的捉摸不定提示了注脚.

若说“已然”与“实际”标领,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同,实际上也不成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高全喜教授指出,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登场是不成熟不牢靠的”,因而,这一命题具有“很大的虚妄性”,甚至“不啻一种空想”,也是基于这一事实.毕竟,“现代中国”正在成长壮大的进程之中,无论是下节将要理述的“四纲”“四常”,还是富强、与自由所涉关的经济立国、政治立国和文化立国,尤其是政治立国,均尚未臻达最后完工那一刻；实际上,迄而至今,尚未能够对于文明的关联性格局及其普遍意义提出最具统摄力和最有解释性的理念体系.相反,在政治建国等诸多方面,中国文明至今依然还处在吸纳消化现代西方文明的阶段,有关全球史观、世界体系等重大方面,依然笼罩在现代西方的理念和精神的晚霞之中.――彼之为晚霞,则中国得谓朝霞?“中国时刻”引发的思索所需辨别者在此,而非彼也.尤有甚者,晚近中国的转型发生于“古今中西”之间,不仅是一种中西之变,而且是一种古今之变,而这个“古今中西”时代正是所谓的世界历史的真正的创世纪.这决定了世界历史本质上不可能不是现代性的进程,则任何邦国,置身其间,确立自家的现代性体制及其精神内涵,均为不容回避的基本指标.特别是立宪、人民共和的现代政体所支撑起来的政治立国,尤为中国今日之软肋,表明中国尚未最终完成“古今之变”,则“中国时刻”之为愿景,确实同时依然只是一种远景而已.如此这般,“中国时刻”云乎哉?!

倘在“有望”立论,则可能性与现实性何在?它基于深切的历史感、政治文化抱负和道德理想,也不乏历史的敏感性和文化洞识,还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不管这个家是儒家、儒教国家,抑或代议、立宪共和的家国天下――的庸俗史观?这本身就有待讨论,也必将见仁见智.大家为此“语词”而揪心,感到欢欣鼓舞或者沮丧灰心,同样是一种语词作业.但是,不论如何,可以断定的是,当下中国心智紧紧围绕着“中国问题”打转,愈益激发出“中国意识”,使得绵延百年的“中国意识”的纲目益发清晰化了.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

至此,这一命题的轮廓终于获得了清晰呈现.却原来,这是一个基于“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一种关于成长壮大进程中的现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命运的焦虑与憧憬,一种对于全球体系下的现代中国的政治成长和文明地位的豪迈与自信,也是对于它的可欲性与可能性的忐忑与担忧.换言之,在此命意中,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转型,此时此刻,已然到了将要水落石出之际,开始进入了一个渐渐收束的阶段了.――“现代中国”既已登场,从而,一个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将要临盆了.――时刻者,一种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场面也,而主角儿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世界历史大合唱中叫做中国和中国文明的高音部,一个领唱者.就此而言,可以看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首先是一个建构性概念,其次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描述对于所要状述的文明实体和政治实体究竟达致何种情境的准确程度,特别是对于它的趋势和劲道的拿捏之若合符契,才是对于这一命题的智识能力和政治智慧的真正考验.描述基本准确,曲尽其妙,则建构方始有力,心中的愿景才有望成为可得兑现的远景.

晚近四五百年间,全球整体性地进入了“古今中西”时段,历经转型之痛,先后出现了“英国问题”、“德国问题”和“俄国问题”等典型个案.法国大革命式的狂飙突进及其经久震荡,更是一桩聚讼纷纭、至今见仁见智的转型公案.而眼下正在持续上演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转型活剧,同样让我们的关心而担心,玄吊吊的.置此大背景下,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转型,另觅一途,转进一层,概以“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实际上,世界历史图景下,“中国问题”已成一公案,并将继续盘踞脑力风暴的中心.与其他几桩公案相似,“中国问题”讲述的是老大中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故事,其核心问题大致浓缩为“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体,蔚为纲领.凡此四个层面或者面相的指标,基本道尽了中国转型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也是“中国问题”愿景中的“现代中国”的基本形象.在我个人,则以这样四项更为具体的指标来梳理这一宏大进程,此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4]综此两面,允为“四纲”和“四常”,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问题”,而以“现代中国”为归宿.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成长进程是一个经济立国、政治立国和文化立国的综合性事业,关涉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整个存在场域,而且,要将它们通盘换过,于文质二元,再造新貌.如此,方始有“现代中国”,一个现代性语境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它们笼统一体,概为现代中华文明.

转进一层,从国家理性的视角考察,现代中国一定是“富强、与文明”的邦国,它们关涉经济立国、政治立国和文化立国的大是大非,将上述内容的目标指向更加具体化了.就是说,从国家理性的视角来看,其所陈述的“为何要有国家”、“如何才有国家”以及“国家应当为何”等三大问题,分别落实为“富强”、“”和“文明”,对应的是立国、立宪和立教、立人的建国大业,同时表述为经济立国、政治立国和文化立国的一揽子工程.由此造就“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浩瀚文明实体.凡此种种,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动机、目的和制度、文化内涵.

我们知道,在此语境下,无论是“四纲”还是“四常”,抑或“富强、与文明”这一层层递进的具体目标,不仅是在实然性地描述“中国问题”,而且,还在应然的意义上道出了“现代中国”的想象的图景,将描述者心目中的理想的“现代中国”,进行了完美呈现.“现代中国”未必基此图景和理想而起步,但是,的的确确,围绕着凡此问题打转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依然不出此格,包含了如此丰富的面相,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历程,遭遇和仍将遭遇着由此带来的诸多困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命意看来,还是就一般的善意观察来看,它正在并必将朝着这一图景所展现的那幅景象前行.现实造就了自己的理论,而理念和思想引领着现实,甚至,创造着自己的现实,在引领和创造过程中将自己现实化.朋友,凡此百年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性关联所构成的一大观念景观,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的“中国意识”.

“中国意识”是“中国问题”的观念形态,基于“中国问题”,而在目标和愿景意义上对它进行多面审视、多元思考和多维引申.百多年来,举凡“中国问题”的知识诘难、思想回应、道德考问和政治方案,对于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的一切思想史追问、制度史考究和法权政治设计,有关它的诸多“病征”所开出的各种“处方”,中医西医,辨证施治,悉由其始,悉在其中.不管是针对“老中国”的反传统、反历史和反文化的犀利批评,还是捍卫儒家文明、阐说文化传统的深刻内涵和义理脉络的悲情深愿,抑或高蹈激扬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体论演绎,以及大革命式的烂漫畅想,它们在民情和习俗、文化与传统、经济和食货、政制与法权、哲理和宗教等各个层面,纽结一体,共同汇成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如果说百多年前列强入侵、国族存亡危机深重而催生的“中国意识”恰恰“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5],首先意味着绝地求生的精神自省和思想自救,反倒将“现代中国”清晰化了,那么,今日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如前所述,实于此一庞杂的观念共同体中更添一抹心意和新意,更多映射的是当下中国心智之冷静的豪迈与审慎的自信,对于这一将近两个世纪的伟大跋涉终将抵达终点之理性的欣悦和精神的欣慰.在此,“俄罗斯意识”或者“俄国意识”可供比勘.实际上,此处使用“中国意识”一词,读者诸君想必早已联想到吾国近邻的这一精神现象.16～17世纪以降,甚至延续至今,围绕着“俄国问题”,俄罗斯民族心智逐渐凝练、汇聚出自家的“俄罗斯意识”.这一概念不仅在于描述俄罗斯所面临的身份定位和转型难题,包括其实然与应然之价值准则、文明特性与审美情操,而且,比诸“富强”诸邦,它同时揭示了俄罗斯文明存在何种“病征”,因而,需要采行何种诊治方案,以及应当具备何种价值体系、国家形态、政体结构、思想义理和审美情操,等等.其间,有关“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构想、大斯拉夫主义和“欧-亚洲”的阐释,特别是发生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论,展示了“俄罗斯意识”的历史发生论和文化本体论,及其所引发的政治风暴.就此而言,如同“中国意识”,这一概念立基于实然的俄罗斯,而向应然的俄罗斯致敬和招手,希望将这一庞然实体由实然过渡到应然之境.[6]而为何应然在此而非彼,又牵扯到对于应然世界的体认和判断.两相交集,各展其思,汇成了转型和成长时段中的国族心灵之史.扩展开来,除开“歪打正着”,于“不期然间”步入现代,而且是率先步入现代的英吉利可能并无此种意义上明确的“英国意识”外,其他诸国,尤其是德国、俄国、日本、土耳其、埃及和中国,以及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东亚诸国,恐怕都有自己的这种那种“意识”.包括美国,在相当长时期中,其实也为自己的定位,特别是与文化母邦和欧洲的关系,纠结不已,伤透脑筋呢!它们伴随着国族的成长,并构成了特定国族的精神现象,哺育着转型时段艰难时世中的各自亿万人民.

因此,今天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命题,概属“现代中国”积累和成长至当下时刻的意识形态,既在沿承“中国意识”的既有展望,并将这一展望多所提澌,从而更新和丰富了这一想象的图景.它说明“中国问题”是一个恒定的指标,只有转型水落石出之际才会自动消解,但“中国意识”却是一个层累形成的精神现象,在“现代中国”这一总体指标之下,继“四纲”、“四常”与“富强、和自由”之后,更于世界历史和全球体系立论,将“现代中国”转身为一种可欲的世界历史景观.可能,在命意者的心目中,沛然如春水澎湃,那也将是人类文明一个更加辉煌的盛大节点.

四、家国天下：模范生还是文明帝国,抑或,中国时代的世界秩序?

走笔至此,为了更加深入地剖析这一命题,有必要将讨论的背景拉长.晚近五百年,大致而言,世界体系图景下的文明运势先后经历了“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和眼前的“太平洋文明”三大时段.发轫于16世纪的地中海文明为这一波现代文明准备了理论方案,以“现代早期”的最初思想积累,启发了此后三个世纪里西方势如破竹般的蓬蓬勃勃,并将其理念和制度影响散播全球,在的确造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同时,促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其力震撼,其势浩瀚,其思回荡于霄汉.经此绸缪,19世纪以还出现了主要以英语国家为主导的大西洋文明,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中心-边缘清晰的英帝国全球统治形态.百年来的美国统治庚续的不过是大西洋文明的遗产,在规模、力度和内涵上,更添新章而已.晚近十来年,以二十世纪中晚期东亚和东南亚的崛起为背景,而以中国的文明复兴为标志,世界似乎进入了“太平洋文明”时段,其直接原因,也是主要的标志,是“中国登场”与“欧洲退场”.尤其是此时此刻,世界秩序仿佛是一个以“中美共治”为轴心的全球体系.中美两国隔洋相望,主导世界的态势似乎初具雏形.它在原有的英语国家主治的架构中,增添了在地缘和文明双重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因素.

正因为这是两个异质文明,其于大致分享一系列维续全球秩序所必需的共同理念之际,难免埋伏了让猜疑和竞争构成这一秩序的另一隐伏的线索的张力,而使得共治更像是不得已的暂时妥协,所谓的世界秩序因而只是一个暂定协议.大致而言,大西洋文明是英美轴心,环大西洋诸邦,尽皆参与,或为顺应者,或为反抗者,而德、苏、日之于反抗中求超越,终究落空,不是削弱,却反而刺激和强化了英美同盟,致使英语文明一花独秀,挈领长逾两个世纪,堪比古典罗马帝国和秦汉一统.想比而言,此刻的太平洋文明不仅架构于两大异质文明的“共治”基准之上,而且,这是一个非均衡架构.就是说,“现代中国”尚处于成长过程,无论是政经体制的正当性还是经济科技实力均居下风,决定了中美“共治”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命中注定了此一秩序的不稳定性.处于成长中的大国,中国正在展现自己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最近的未来的世界秩序依然尚未定型,世界还没摆平.本来,过往历史早已表明,“共治”总是不稳定和暂时的,因而,猜疑和竞争是必然的.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共治”不过是走向一种确定性秩序的过渡阶段.如同美苏两霸,一度分享治域而“共治”,终究不过是一种过渡而已.其间特点是,存在竞争甚至是激烈的竞争,却又不至于爆发大规模冲突,则“共治”或者“分治”的格局即可维续.的确,两个异质文明,其之差异不仅是在文明意义上,而且表现为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检测设其中一方的意识形态永远不变并足以支撑政治正当性）,则共治体系存在深刻的内在紧张就是必然的,而且,在有望调整之前,似乎也是不可调和的.

正是在此,更需我们注意、也是转机所在的一脉线索是,中国文明的复兴不仅意味着自家文明传统经由百年严苛批判和创造性重释之后的一阳来复,换言之,是中国文明的自觉发展和自我复兴,同时,也是以对于大西洋文明以及更为深厚的地中海文明的选择性继受为条件的,是以对于五百年来“古今中西之变”时段的世界历史精神和世界历史潮流的归依为代价和条件的.而这个“世界历史精神”和“世界历史潮流”,不是别的,主要就是发轫于地中海文明的经济立国、政治立国和文化立国的一整套理念和制度.也就因此,以继受、学习和归依来实现的自我文明复兴和大国崛起,决定了在某种程度上,此刻的中国只是完成了一个学徒过程,从而,表明不过是一个“模范生”而已.其以强政府所实现的经济成功和秩序整合,仿佛重现了德、苏曾经有过的经历,因此,更加引发了人们对于其可持续性的担忧.总之,作为“失败国家”的反例,东亚的整体性崛起,既是古老文明的自我保存和成长的结果,也是接受这一波滥觞自地中海文明的学习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艰难历程,的的确确,是以“挨打”“挨骂”的屈辱而换得的新生.“屈辱”的政治哲学在立国进程和复兴运动中的意义,是一个复杂的文明现象和政治社会心理机制.由此,则上述意识形态冲突与异质文明间的龃龉虽然在所难免,但却可望将震荡降至最低,乃至于消隐于无形.于是,维续共治与永久和平的球踢到了另一边,要求另一边以平常心看待中国文明的复兴,接纳和容忍中国的政治成长,以及“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在国际范围内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7]职是之故,自另一面而言,在此演自“地中海文明”,奔涌而来的新一轮现代文明的接力赛中,检测如“中国时刻”只是意味着“古老中国”翻转以眼下的“现代中国”而对此文明做出了有效回应,那么,这不过表明在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的接续进程中,现代中国扮演了一场接力赛中的一程接棒手而已.倘若此谓“现代中国”进臻于成熟之境,特别是养育了政治成熟,落实了政权的永久正当性,意味着“中国问题”终获解决,自然不无道理；但是,若说此即“中国时刻”的来临,并为此而大呼小叫,则无论是在自我期许的意义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体系中来衡估,均未免太过小器.转进一层,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命意中,中国的富强、和文明达到一定程度,虽未足堪样本,更未于理念和制度实践两方面提供任何新型范式,但却足以标领这一波文明进程中的世界历史和文明潮流,从而,以中国的全面复兴来终结这一波现代文明,则此时此刻,当然就是“中国时刻”了.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接棒手”,当然可欲而可喜.可能,也正是立基于此,秋风教授才会慨然断言,“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8]

换言之,地中海文明兴发五百年来改变地球全貌的这一波现代文明,不仅在老欧洲出现了某种衰颓之象,似乎内功发尽,在新大陆也劲道不足,而东亚文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似乎以对于这一波文明的反转与复兴,甚至以创造性的继受而后来居上,从而得以终结这一将近五百岁的现代文明阳寿.英国之取替西班牙和荷兰,美国之取代自己的文化母邦,不过就是这一接力赛程中的各自终结者而已,并由此创造了各自的什么“时刻”.如果命意的确不过如此,那么,在此意义上,也仅仅在此意义上,笔者赞同秋风教授的基本判断,即经过超逾一个半世纪的生聚苦斗,中国正在从西方的小学生和追赶者,转换为世界的共同领导者,中国来到了世界历史的中心,由此开始的半个世纪,全球的核心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之兴起,而世界秩序因之将会进行一次大调整；考虑到自“世界历史”展开以来的五百年间,大国皆在欧洲,本轮调整也许是最为艰难的,现有世界秩序所遭受的冲击也将是最为深刻的.

是的,中国文明积久深厚,蕴涵浩瀚,使得这一继受过程会是一个进行文明对话与沟通的开放性进程,也是或者应当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展现善意的进程,从而,为此文明更赋新意,再添劲道.进而,再创一个高峰.由此,收束这一波文明.最终,在这一波文明的又一个高峰的意义上,大家一起迎来“历史的终结”.但是,问题在于,仅仅以“内修文德”这样的概念性修辞应对[9],不足以回答中国文明究竟能为此文明进程增添何种“新意”与“劲道”的考问.既有的一切有关“中国模式”的论述,不仅未能在制度实践上,也同样未能在文明或者文化的意义上对此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强劲回答.的观察者所综理的各种制度性和文化性因素,则似乎更加不着边际.[10]重申一句,此处的一大关键是,对于刻下生活在此场景之中的我们来说,不得不问的是,在中国文明作为终结者来结束这一波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究竟能够为这一波文明提供什么样的“新意”,再添什么样的“劲道”?不仅在于以此扭转衰颓之势,如果衰颓确实发生了,而且,赋予此波文明以新机,从而真正引领其达致又一高峰.正是在此意义上,不仅着眼于富强,而且立意于世界历史背景下文明的整体性进程,“中国问题”的解决究竟可能提供哪些新意、增添何种劲道,才是决定“中国时刻”能否梦想成真的关键.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构成了“中国意识”所当描摹与回答的成熟的“现代中国”的实质所在.

毕竟,“中国意识”也好,“俄罗斯意识”也罢,抑或“德意志图景”和“美国梦”什么的,这个范畴描述和回答的重点是在这里.对此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阳和初布,水自东流,已占春风第一枝”,则什么“时刻”不“时刻”的,自然不唤自来.换言之,一百多年来,中国以浩瀚的国家建构和文化转型实践,在“古今之变”的意义上,究竟向世界历史提供了何种新意,增添了哪些劲道；一百多年来,以及未来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文明在“中西之变”的意义上,究竟又能为延续五百年的现代文明提供了何种新意,增添了哪些劲道,使得未来的世界历史发展得力于、沾溉于中国文明的提示.――凡此种种,“古今中西”辐辏的轴心时代,才是关键所在.否则,即便经济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文明体量因为国家规范而看似庞大,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的模范生,一介合格的毕业生而已,有何“中国时刻”可言.

秋风教授喟言,中国不能不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国的天命所在.笔者赞同这一点.就是说,以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和中国文明的体量和内涵,的的确确,要么是“挨打”“挨骂”的主儿,要么担当起“世界历史的引领者”责任,无所选择,无法逃避.战争后的百年跌宕,实为中国历史的例外情形.时至今日,哪怕甘当老二,人家也未必就相信、就容忍.故而,此即宿命,也就是天命.小规模的国家和文明类型,倘若措置得当,天赐福祉,则自有格致,在此恰恰得以幸免此种厄运或者幸运.然而,类如中国文明和现代中国这样的世界体系的参与者,进而,塑造者,则进退维亟,天命有常,绝无可能.正是在此,许纪霖教授坦言,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帝国”呱呱坠地的时候看来到来了.在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中,许纪霖教授提出了“新天下主义”和“文明帝国”两个意象.在我观察,这是一篇带有学理路向转向性质的文章,同时,也似乎隐约透露出作者某种价值转向的迹象.在这篇文章的叙述理路中,“二十一世纪世界史的最主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帝国的重新崛起”.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帝国”,自十九世纪为全球化的资本-权力体系边缘化了,不得不开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化历程.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帝国的原始冲动”.中国不会甘心作为一个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存在,“天生就是一个帝国的命”.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世界是“民族国家”与“帝国”并存的时代,十九世纪中期以还,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任务,而且,要将世界性融于民族性,在世界历史视野下,于世界格局和全球体系中完成“家国天下”的伟业.换言之,鉴于中国的体量巨大与极端的多元性,“多元一体”的国家建构指向之一就是“帝国形态”,或者,如许纪霖教授所说,“文明帝国”也.如此,正是“多元”要求中国最终不得不采行以容纳异质文明为内涵的帝国形态.这个异质文明非指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像藏、维两族这样具有较为成熟文明的亚范型,毋宁,特指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而一旦容纳和消化成为常态,后者遂成为构成中国文明的建构性因素.实际上,藏、维文明作为一种次级范型,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早已构成浩瀚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同古典中国之儒释道并行不悖.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的诸多因素,包括和法治,今日亦且消融于现代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体现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包容雅量和吸纳能力.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其解体,又需要诉诸“一体”.凡此非他,非民族国家,非帝国,非天下,毋宁,乃“家国天下”也.――用“文明帝国”这个咄咄逼人,还容易引起误解的词汇,不如用习说的“家国天下”更加传神达意,更富有普天之下的人道胸怀和包容精神.就内涵的丰蕴和外延的伸缩自如而言,“家国天下”真是古典中国留传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修辞,一个将个体性位格、普世性情怀和悲悯的人道精神熔铸一体、万象归本的伟大格局.

话题收回头,在此,“现代中国”的创世纪,既是解构帝国（满清）的过程,又是重建帝国（“文明帝国”不如“家国天下”）的作业；既是建构民族国家的事业（“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重造帝国的冲动驱使下,结构或者重新阐释民族国家,致力于一种天下主义的家国天下共同体.于是,这一看似悖论的进程,使得“现代中国”的立国进程是以民族国家来扛起天下,而以帝国或者“文明帝国”、“家国天下”来承载民族国家,则其艰巨、复杂和长程,不仅是在重复英、美和俄国的例子,而且,可能玩不好,导致“中国”之解体,于民族国家和家国天下两面,均不讨好.也许,从最好的结果推论,恰恰是这样一个看上去两相矛盾的方面,各以对方为自己的构成性要素,倒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国进程.

还有,若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中国的文明帝国图景就是今日美帝国的翻版,则姑且不论究竟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种譬喻意义上的“隐匿的帝国”,但是,倡言“中国天生是帝国的命”,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因而,成为美式的“隐匿的帝国”,从而成就一个“中国时代的世界秩序”,就真的不失为一种理想模式,倒是可以说说的.在国家间政治的意义上,“多元一体”之“一体”,就在于分享这一“中国时代的世界秩序”,一如今天之共处于“美国时代的世界秩序”,再往前推之共处于“英国时代的世界秩序”.的确,与希腊先贤着眼于城邦不同,中国古圣先贤总是以天下为格局,考虑的是天下之治.这也就是为何轴心文明（们）在今日中国居然内政化/内部化了.即便置身今日的列国体制,“分享的世界”与“不得不共处”的世界这一初始条件,也使得“帝国”问题无法回避.本来,某种意义上不妨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同时是一个呈现为文明共同体的早熟的世俗国家.二者合一,成就的恰恰是所谓的“家国天下”也.

但是,恰恰在此,顺着许纪霖教授的思路往下走,还用他本人的话来表达,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虽然位列世界第二,无奈,“其所凭藉的不过是普世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与东方权威主义的奇怪结合”,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旧在西方手中,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则“中国时刻”与“文明帝国”云乎哉?![11]不若,未来式的“家国天下”愿景更为惬意,也更充盈着一腔善意者也.

五、普世观念与世界公民宪法秩序

一百多年来,“现代中国”的创生经历了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三波“改革开放”,尝试了“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此时此刻,已然到了一个收尾阶段,也是即将完工进入扫尾但却是攻坚的时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以坚实的政治正当性转换来支撑起一个可欲的优良政体.[12]如此这般,如同学界一些同仁的共识,有可能迎来一个“第三共和”的辉煌时代.因此,“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的提出,确切而言,是中国将近两百年转型临近收尾阶段的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具有深切的历史感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史观的产物,同时,更是这一深具现实感的文明观念所催生的政治忧患.

毕竟,“中国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则“中国意识”念兹在兹的当然首先是解决这一问题,然后才作前瞻.其中,如前所述,如何实现政治转型,建设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有办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际.政治上有办法,是一个成熟文明的最高智慧,也是人间秩序的根本所在.由此国家政治上之有办法,才会有国家间政治上之有办法,进而有全球秩序治理上之有办法.因而,反转过来,重申一句,今日中国国家建构之急务在于建设优良政体,将国家建构奠立于并托付给优良政体.此为长治久安之策,而欠缺此种优良政体,正是当下中国的心腹之患也.无此优良政体表征“现代中国”,承载起国家理性,则现代中国不过是个半成品.另一方面,建构优良政体的努力实质上就是提炼和形成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的有机进程,同时,也是将国家理性肉身化、建制化的国家建构努力,一种国家理性的自我制度武装和理念升华.而它们均牵连、辗转于“四纲”与“四常”,不出其间经纬.如此,则是在现代秩序奠立于“双元革命”的任何一元的意义上,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此,一个内在的辩证理路是,以优良政体来承载国家理性,也就是在规训国家理性和权力意志,确保国家是并且永远是一项公共事业.只有承载于优良政体的国家及其国家理性,才能获秉伟大的道德尊严.“现代中国”需要这样的道德尊严,而且,仰赖于这样的道德尊严.

毕竟,理想而言,“现代中国”作为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的交会之所,理当成为全体公民和平共处的共和家园,一个家国天下的共同体,使得国家建构的努力同时是一个兑现民族理想和落实公民憧憬的双重政治建构进程.这也就是“双元革命”的基本用意.优良政体作为这一政治建构进程的核心,是建构“国家”的栋梁.晚近中国百年转型追求的重点在此,从来就处在这一交会的中心,将眼前现实政制和浩远政治理想的参差表露无遗,使政制功利与政治公理的格辐辏一体.就此而言,建成优良政体同样是,或者,更加是“现代中国”最终完满呈现的加冕典礼.在此,考虑到今日中国依旧处于改革的中途,一个结束前的收束时段,半新半旧,因而,以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用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构成了刻下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探寻优良政体的一条可欲进路,以及获秉与维持政治正当性的现实与历史条件等诸项考量中的一个必然选项,更是力保这个叫做“中国”的政法时空成为亿万公民和平共处的惬意居所的政治社会基础.无此优良政体,则建设“现代中国”、长逾一个半世纪的长程中国革命将顿失意义.一日无此优良政体的确立,则一日难言转型的完成,更难言“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挺立.而且,归根结底,没有优良政体作为制度支撑,一切有关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均无落实的现实基地,寄托其上的理想而惬意生活的可能性更将不复存在.顺此思路往下,将论域拓展至国家间政治,从我个人津津乐道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来看,中国文明视野下的普世观念和世界公民宪法秩序,庶几为此“中国时刻”提纲挈领,可能是这样一个“中国时刻”里不可或缺的正当性之维.缺失了这一维,则无法标领世界历史精神和世界历史潮流.秋风教授的感慨,我也同意,并常常为此而感喟,即“世界历史”范畴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人类进程主导权的争夺,因为“时间”之变为“历史时间”,如同“历史”之进入“世界历史”,均为一种主观创造,而非所谓“客观存在”.因而,如何讲述时间的故事,才是一个文明的劲道和意义所在.[13]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说,景象万千、意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而“自由的概念”的发展,构成了历史的主线.就此而言,接着往下说,不妨说,如何讲述时间的故事,就是如何讲述自由概念作为近世人类的精神命脉的进程,则普世观念和世界公民宪法秩序及其内政建构,是此刻往下的一两代人,中国的读书人,有些抱负的读书人,必将要面临和解决的大是大非.“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所系非止于此,而尤重在此矣.

（相关简介：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届知行思想年会上所作的论文全文.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即以不久前去世的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著述为例,在《极端的年代》中,他以欧美时间为原型,将二十世纪细分为“灾难时代”（1914～1949）、“黄金时代”（1949～1970）和“危机时代”（1970～1991）.其中,后两个“时代”对于中国和多数东亚国族来说,实属牛头不对马嘴,其之无法综理当地情势,至为显然.实际上,对于中国和东亚来说,这两个“时代”的性质可能恰好颠倒了.就好比相对于深陷欧债危机的今日欧洲,此刻的中国怎么也不能说是“灾难时代”吧.

[2]在黑格尔的理念中,历史在1806年就已经终结了.科耶夫通过阐释黑格尔而确信,现度的降临实现了“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憧憬,从而得以运用普遍的平等认可取代主奴关系,一举解决了承认问题,历史似乎从此终结.所以,在1955年5月16日致卡尔施米特的信中,科耶夫写道：“现在,我相信黑格尔完全正确,我也相信,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拿破仑之后,历史已经终结.”分别参详【法】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页203；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页3.

[3]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曾指出：“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观呢?”毋宁,时代需要一种新型历史观,在他看来,“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参详氏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有关于此,拙文“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略予梳理,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5期,页102以下.未刊拙文“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与国家”对此专门详予论述.

[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54.在同一节文字中,黑翁喟言：“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出现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同时出现,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因而,“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在此,置于“中国”这一生活世界的对应关系之中,只要将“哲学”改为“中国意识”,其所状述者,亦称恰切.同上,页54～56.

[6]有关“俄国意识”,参详马寅卯：“俄罗斯理念：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祖春明：“‘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近期美国外交用语从pivot改为rebalance,似乎反映了某种心态调整迹象,可为一例.

[8]在作此判认后,秋风教授喟言：“只不过,中国精英群体或者拒绝承认一点,或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蓝图.”既然连“蓝图”亦且尚付阙如,何谈坐实了蓝图之后方始兑现的“中国时刻”呢?很显然,秋风教授在此连形式逻辑的自洽也没做到.参详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9]秋风教授以“文德化成”、“修文德以安顿世界”等修辞应对具体的政治方案和政治实践期盼,只能说大而无当,或者,无的放矢.面对“现代中国”的建构进程,如果说儒家文明的复兴是中国文明复兴的重要方面的话,那么,儒家文明必须提供一套普世性的理念与方案,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展现出自己的解释力.否则,自我定于一尊只能自寻绝路.在此,包括新儒家群体和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叙事在内,均需要有克制的美德和在思想市场进行文化、文明对话的善意、雅量与力量.至于意识形态――如果今日中国还有什么体系化的意识形态的话――自我独尊,绝不敢进入思想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另当别论.

[10]除开“北京共识”,例如,以《大趋势》名世的美国人奈斯比特,于2009年出版了《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盛赞“中国式”,特别是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纵向”云云,不免属于“哪儿对哪儿呀”一类文字.有关于此,泛详约翰奈斯比特、多丽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11]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中国如何作为文明帝国出现在世界》.高全喜教授同样指出,“目前的中国,政治上虽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基本上缺乏内在正当性的支撑,国家内部的治理并未搭建出一个优良的法治宪政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党治国家,政治和经济是用党这样一个新型组织的权力统辖在一起的,这样就很难形成一个自由的政体,就难以有一个正当性的主权,因而导致其政治正当性疑问等一个政治蹩脚的民族,何谈文化政治?一个连现代性政治之核心的宪政、、法治之制度性建构都乏善可陈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倡言普遍性的现代性逻辑和文化主体性?”

[12]有关于此,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