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管理哲学――性情和中庸

点赞:5812 浏览:2005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任何管理思想,都以一定的人性检测设为前提.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讨论,是在战国展开的,然而,早在西周,其礼治思想中已经包含了人性因素在内.儒家子思学派对人性的论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自周礼的渊源.

子思学派认为,人性源于天,即《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失去人性,就不再是人.所以,人性隐含于生命之中,它存在着却不外露.外露的,是人性的表现方式――情.外物作用于人,人就会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情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由此,“性情”成为固定的词语搭配.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但却表达出不同的情感.把性情放在同一范畴来理解,至为重要.一旦把性情对立起来,就会走上歧途.

按照子思学派的观点,人性是一样的.“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这种观点,强调了人性的普遍性,但却不能说明人性的个别性.于是,“心志”就成为理解人性的一个关键,人性的外在表现不一样,不是人性不一样,而是用心不一样.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礼乐刑罚,其作用就在于校正人的心志方向.尤其是在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的制度背景下,如果统治者像纣王那样心志偏邪,就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教育尤其是对统治者的教育至关重要.《大戴礼记.保傅》强调,周成王年幼时,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其身体,傅之德义,导之教训,使接班人“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由此,也引出了后世儒家强调的教化之道,靠的是耳闻目睹的濡染,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对于情感,并不一味排斥,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志”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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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情具有一致性,然而率性放纵,就会以情害性.周礼的作用,是控制性情的适度.由此,产生出早期对“中庸”的解释,即用礼仪节制人的性情,使其达到“中和”.《中庸》归纳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之所以把这一段话作为儒家教育的入门必读,而且需要反复揣摩,深刻领会,就在于这段话表达了礼治的逻辑关系.


由性情到中庸,构成后代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逻辑:人性得自于天命,具有不证自明的性质;性外露为情,由于外物环境和条件差异,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人的行为是同人的喜好紧密联系的,正是人的喜好,引发了人的行为,而不断重复的行为会形成习惯;制约情的是心志,心志需要通过教化来端正;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中”,端正的心志可以把情控制在恰当的度上,就是“和”;度的适当,就是中庸.孔子把它简约概括为无过无不及.礼仪,就是用来实现中庸的制度规范.许多人谈及中庸,往往把它同折中、模棱两可混同起来.按照周礼以及孔子的观点,中庸不是稀泥抹光墙,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寻找恰当的度.

从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效果的关系分析来看,源自周礼的儒家管理哲学,同马斯洛、麦克利兰等西方学者提出的需要理论具有类似的逻辑.但是,周礼强调的是对情感的约束,而不是对的满足,所以,礼治最终在逻辑上走向克制人欲以保持性情纯洁的修养之道,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满足激发效率增进社会财富的发展之道.这是中国的管理哲学在源头上同西方管理哲学的分水岭.(据《管理学家》)